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由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韩国道家道教学会、韩国道教文化学会、韩国中国学研究会联合主办，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人文学研究所、神明文化研究院承办的主题为“21世纪全球视野下的新子学与中国学”的“国学”的“第六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硏讨会”于2018年6月26日至29日在江陵原州大学校江陵校园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各国学者共100多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和韩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大会共分三个子题：新子学、道家道教思想新解、21世纪中国学。与会各国学者分别讨论“新子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学研究诸问题。会议编辑了韩国道家道教学会前任会长江陵原州大学金白铉教授发行、成均馆大学曹玟焕教授主编的《神明文化研究》第四辑《第六届“新子学”国际学术大会特辑》，收录本次来自韩国以外的与会学者论文23篇。另一成果为《21世纪全球视野中的“新子学”与中国学》，主要收录由韩国学者以韩文撰写的论文27篇。

池在运教授(韩国中国学研究会顾问)在大会致辞中强调指出，韩国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将儒学改造成为儒教。“朱子学”对古代朝鲜具有深刻的促进力量，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反思。“新子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对于韩国学界的中国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方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开幕式上的讲话，回顾了自己“新子学”理念倡导和展开的背景和历程，自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刊发《“新子学”构想》一文，正式提出建构“新子学”理念，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后来又陆续发表《“新子学”申论》《再论“新子学”》《三论“新子学”》等。近六年来，“新子学”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2013年4月以来，已经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台湾高东屏区域教学资源中心、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及厦门筼筜书院、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举办了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第六届，又在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召开，具有特别的意义。方勇教授指出，“新子学”是为适应当今新的时代而发展出的学术新形态，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体系，有别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学习西方建立现代分科体系的路径，重新寻找传统学术形态、术语的当代意义。“新子学”就是肯定多元并生的子学精神，反对僵化单一的经学思维，挖掘子学内涵，同时打破对西学的迷信，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为探索民族文化未来走向提供智力支持。“新子学”希望保持某种形态的“中国性”特色，而不是泛泛的中西比较研究，“新子学”的发展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一种表达。方勇教授高兴地指出，“新子学”理念不仅仅引发了学术界持续关注，在社会上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陕西省公务员考试，一些中学的考试，皆列入“新子学”内容，说明了“新子学”影响范围已经超越纯学术领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论文发表环节，中外学者重点围绕“新子学”议题阐明了各自见解。方勇教授《“新子学”：目标、问题与方法》对“新子学”基本问题做了总结性梳理和说明，认为“新子学”是一种新学术体系，当然意味着诸子学的新发展，亦即“新的诸子学”，同时也包含“新诸子”之学，二者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相生共促的密切关联。没有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即无所谓“新子学”，传统诸子学也会失去方向；同样，没有深入的传统诸子学研究，又何谈新思想体系？故而“新子学”将文献研究、学术史研究和思想研究(义理研究)统一起来，包纳并举。“新子学”试图摆脱哲学等现代分科体系的窠臼，建立以诸子传统为研究对象，具有相对独立研究范式的现代学术体系，这是“新子学”的目标。这是一条新的路径，突破晚清以来的学术分科体系，真正发掘中国古典传统，建立一种基于传统问题意识与概念的学科体系。“新子学”之“新”，是对学术分科体系的反思，对原有诸子学研究的推进，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回溯，期待在现有学术分科体系之外，形成一个古典研究的学术新生态。“新子学”的问题意识就是理解“中国性”，不同于近代以来哲学学科的方向，回归中国性，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学术，更不意味着一种自我封闭，而是强调拒绝把西方学术作为理解诸子时代思想的前提，要让诸子自身说话，而不是我们替诸子说话，让其各自发言，这才是真正的诸子精神。

会议发起人和操办者韩国道家道教学会前任会长金白铉教授(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哲学系)《神明文化与21世纪新道学》一文，以“神明”观念来讨论东亚的现代性建构问题，认为“神”是具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自然而然的虚灵之道，“明”是外在性和超越性的目的理性，具有超越性的内神与外明可以通而为一，内在性的“圣”与外在性的“王”通过具有超越性的“神”与超越理性主体之“明”可以妙合，而成为原于一的道术，这可以为东亚世界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的发展提供一个方向。金白铉教授在韩国提倡“新道学”，认为21世纪的文化应该有诸子百家的一面，应该有新哲学、新道家、新子学，甚至有西学，这样才有光明未来。“新道学”应由东西思想和文化的妙合而建立，而儒家、道家、佛教都各具有其界限，严密反思而批评性的继承才是正确的。金白铉教授还强调新道学应该从学院走入民间。金白铉教授实际上是倡导东亚视域的“新子学”。

刘纪璐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哲学系)《从“新子学”到“新中国哲学”》首先肯定“新子学”已经由方勇先生的“一家之言”成为当代学人探讨学术转型和思想建设的学术公器。但提出目前“新子学”的走向需要调整，主张应以培养当代的“诸子”为重心，而不是仅仅发扬传统的“诸子学”，应以所有中国传统思想为今日开创新思想的跳板，寻找思想者自己独创“一家之言”的可能性。她不满意许多学者仍然把“新子学”当作一种思想史的研究，认为“国学”与“西学”的分化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上，造成中西学的对比竞争，而且隐含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反思中学、西学的本质对立，她主张不必要区分国学与西学，亦不必区分经学和子学，因为这样的区分“无异于在当代中国哲学思维中选择性地排斥异己，自限路线”，而“新子学”会成为另一个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的学术体系。“新子学”必须是传统子学的现代化，真正唤醒诸子时代的自觉精神，为学术研究注入生命，为道德实践提供根据。今日应有我们的“诸子百家”，今日的思想家应该本身是融汇各家思想，贯通古今中外，而自成一家的“子”，要发展有中国特性的哲学，这才应该是“新子学”的目标，现在是我们再度创造中国哲学高潮的时代。“诸子”的英译应该是philosophers，而“新子学”的英译就是new philosophy，要从“新子学”转化为“新中国哲学”。刘纪璐教授“新子家”的期许非常有文化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是一种理想的“新子学”。

刘思禾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英文论文“On Neo-Zixue”，回顾了传统子学、近代子学的发展情况，重申方勇教授提倡的构建现代诸子学学术体系主张，主张将“新子学”译作“Neo-Zixue”。他认为，“新子学”最大的“新”，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子学研究要在一子一家的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从学术走向文化，积极自觉地回答时代的问题，努力引领文化走向，乃得子学真精神，也是“新子学”的“新”之所在。“新子学”倡导的是文化研究的多元，反对经学、儒学的禁锢。“新子学”倡导的是民族学术的自尊和超越，是学术的求同存异和兼容贯通，反对党同伐异和“攻乎异端”。方达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新子学”与“新子学主义”：由学术体系到实践方向》认为，“新子学”(xinzixue)自提出开始，便以对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与“多元性”的坚持，作为自身最核心的价值诉求，“新子学”还对现实问题具备有效的回应能力。“新子学”不仅是一种通过论证而得出的学术理论系统，更形成了对当下各种社会思潮的超越。“新子学”在坚守中国文明自我“主体性”的前提下，对构成文明的秩序结构，以及结构中现实思考的“人”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始终抱有“多元化”的开放态度，“新子学”对构成文明的学术思想始终保持一种反思与批判的态度，规避“主体”自身的独断与僵化。“新子学”最终的关怀，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学术讨论，“新子学”的学术主张显然可以凝练为一种“新子学主义”(“xinzixuelism”)的理念，通过学理层面的可证性论述，“新子学”不仅包涵了一种全新的学术体系，还以所提倡的具有共识性的“多元”与“主体性”，同时在纯粹学术与现实政治两个层面，确立了“新子学主义”(“xinzixuelism”)的实践新方向。

欧明俊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思维改变与“新子学”的创新》思考从思维方面入手，推动“新子学”的创新。强调“新子学”创新的前提是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关键在于思维改变，如果思维没有改变，习惯于诸如零维思维即点的思维、一维思维即直线思维、二维思维即平面思维、偏向思维、绝对思维，再新的题目也很难创新。应善于用辩证思维、中和思维、“一”思维即整体思维、“全息”思维、相对思维、求异思维等思考问题，如用庄子的相对思维来研究庄子以及诸子。将“新子学”比作大树，研究者应有整体观、全局观、系统观，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而应综合应用诸种思维之长，会通创新。任何一种思维都有其局限性，这就需要用另外一种思维来弥补其缺陷。

李庆龙教授(韩国圆光大学)分析了诸子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路径。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诸子学，是对玄学化研究思路的一种改进，有助于在研究深度和成效上推动诸子学发展。李庆龙教授以周朝的国野制度与孟子“性善论”的关系以及老子“小国寡民”思想与战国早期城市发展为例，说明对战国时代诸子思想的研究要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同时需要借助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加以解释。

学术讨论在热烈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刘纪璐教授主张“新子学”的英译就是new philosophy，将“新子学”界定为“新中国哲学”，刘思禾讲师主张将“新子学”译作“Neo-Zixue”，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刘思禾讲师和方达助理研究员认为，要注重中国术语的自身脉络，而不必一定以西方的术语来翻译，当前“新子学”有四种翻译方法，即纯粹的拼音翻译法(xinzixue)，以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以一般的术语来翻译(Thought master)，使用半英文半拼音的方式翻译(Neo-Zixue)，关键问题是如何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来表述中国思想。

方勇教授强调“新子学”应从根源处思考，仍旧以“哲学”方式研究诸子学，在很多根本问题上可能没有办法进行开拓。“新子学”就是试图摆脱哲学等现代分科体系的窠臼，建立以诸子传统为研究对象，具有相对独立研究范式的现代学术体系，这是‘新子学’的目标。他反思由胡适、冯友兰等人以逻辑重构为方法建构起来的关于诸子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认为是“诸子学的歧途”，学者通过对西方概念、体系、方法的模仿，完成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形塑，子学渐渐失去理论自觉，沦为西学理念或依其理念构建的思想史、哲学史的附庸。他主张使用原有的术语，不要直接借用西方相关术语。方勇教授强调“新子学”的原创性和多元性，要注重社会科学化和原理化，在跨学科研究中创新，系统吸纳和整合古今学术思想精华，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开放性、多元化的新学术体系。他认为，现代观念和原始语境是深化诸子学研究的两个维度，二者之间要平衡。

金白铉教授主张从“为学”与“为道”来论21世纪“新东道西器”观，他分析了近代以来东亚三国面对西方文化入侵的策略及其历史命运，指出中国近代“中体西用”说所论的纲常名教是一种观念物，一种意识形态，而21世纪“新东道西器”观就是要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妙合，这样的资源以先秦道家最丰富。姜声调教授(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强调在韩国推广“新子学”的必要性，反思韩国的诸子学研究走进了一条墨守方法论之路，偏离文本，华而不实，亟待自我反思。他认为“新子学”理念正潜移默化地推动韩国学术研究的转型，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诸子学的开放性是一个重要的通道。“新子学”理念对于韩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原有的思想体系的冲击和调整，另外一种就是诸子学所倡导的多元学术精神成为主流。朴荣雨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把近年来“新子学”理念的倡导和展开概括为“新子学运动”，认为自“新子学运动”提倡以来，在韩国尚留有颇为广大的发展空间，“新子学运动”面临所谓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新科技革命时代，相信它足以提供合乎新时代潮流的思想滋润。朴荣雨教授还论及朝鲜历史和“朱子学”正统建立的关系，认为“朱子学”为朝鲜半岛提供了一个正统思想体系，巩固李氏朝鲜晚期统治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李氏王朝时代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朱子学”的生活化，儒家的价值系统在两班家族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儒者有寻找孔子原意的努力，但皆无重要影响。

劳悦强教授(Singapore 新加坡国立大学)指出，怎样处理传统文献注释体裁中经典的连续性和不同诠释者个人体现的非连续性，是否承认后来新儒家、新道家中重要思想家，甚至佛门中硕学在“新子学”中的位置，这些是值得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后来的经典诠释者无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先秦诸子的理解。历代士人文集中收录的论说文章关涉丰富的议题，诸子思想亦常被他们援引，其在后代延绵不绝的发展正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所具活力的回响。旧“子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发展，显然是海纳百川的开放形态，忠于先秦诸子原来“百花齐放”的争鸣精神。中国思想文献有其独特的观念术语和身心关怀，我们需要穿过这些术语，寻求其更切实的真理意义，思考它们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期待“新子学”对今天世界思想的贡献。他强调，建立“新子学”需要丰富的时代意识以及与西方哲学的相互了解，对世界哲学思想动态的密切关注与及时对话，这些能力都需要较长的培养过程。山田俊教授(日本熊本县立大学)高度评价“新子学”理念，认为日本汉学界有必要关注“新子学”。

王俊彦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认为，台湾近几十年来的学术一直偏向于西方的阐释学，现在正在整体性地回归中国传统，而大陆“新子学”提出的重建诸子学传统的主张，正好给台湾学界提供重要的新视野。简光明教授(台湾屏东大学)认为，“新子学”理念是诸子学在当代新的发展形态，应进一步推进“新子学”在台湾的展开。他指出，诸子学在海外尤其在东亚地区的发展极其兴盛，将海外子学纳入中华子学的发展脉络中展开研究，能极大丰富“新子学”的内涵。域外诸子学著作的发掘整理、子学在东亚学术中的互动研究，是“新子学”发展中新的一翼。

刘韶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强调“新子学”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他还认为，“圣人”是战国思想的一个关键，各家各派都把圣人作为关键要素，圣人是理解诸子思想的关键点，而这是现有哲学研究忽视的，因为圣人问题在一般的哲学框架内是无法处理的。刘固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非常赞同“新子学”理念，认为各个时代的子学是不同的，古代有古代的子学，近代有近代的子学，当代应该有当代的子学。他反对独尊儒术，认为“新子学”之“新”可以开放讨论，要重视哲学界和思想史界学者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在讨论中达成共识。

欧明俊教授强调，应在参照坐标中理解“新子学”理念，“新子学”对应于“旧子学”即传统子学，“新子学”是对传统子学的新阐释和新发展，其本质精神就是一种学术新理念、新体系、新创造，此即“新子学”的“新”。但同时强调，任何创新都离不开传统基础，不存在绝对的“新”，不存在没有“旧子”的“新子学”，应继承中创新，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新”并不意味着抛弃“旧”，不能片面强调“新”，没有“旧”，何来“新”？“新子学”当然包括“新子”之“学”，但“新子”之“学”只是“新子学”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单纯地、绝对地强调“新”而完全排斥“旧”，是对“新”的狭隘化理解，这样的“新”缺乏历史感和厚重感，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欧明俊教授不认同将“新子学”等于当代新的中国哲学，强调“新子学”以哲学为主，为核心，但不等于哲学。“新子学”的倡导，正是反思现代学科的“哲学”对传统整体性的诸子学的肢解，突破其狭隘性，回归传统整体学术理念和学术路径。韩高年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赞赏方勇教授倡导的“回归原点”和“理解中国性”，同时认为，“子学精神”是一种需要发展的精神品质，也是理解中国性的关键。

刘思禾讲师认为，一个现代的中国思考，不仅仅是西方思想脉络中的一个异域性补充，更是现代问题的一个中国式的解答。要不要保留“中国性”这样一个略近地域性的术语，关键不在于“中国性”术语是否可以使用，而是要把握“中国性”术语如何达成普遍性，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或地域性的。方达助理研究员提出“新子学”愿景，所期望的研究范式旨在最大程度上回归诸子学发生时代的原初意义，在此基础上呈现诸子学的内在生命力，传统思想与当代社会真正相融。

方勇教授强调研究者的文献意识及思想能力是研究的两翼，文献意识是打开原始语境的必要手段，而思想能力的训练是把握问题的关键。有些学者不太理解文献工作的重要性，方勇教授不认同这种观点，指出特别是在出土文献频现的当代，没有文献意识，缺乏文献训练，诸子学研究根本无法进行。姜声调教授《从“新子学”视角谈起〈论语〉章句的疑义问题》强调文献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新子学”一定要重视文献学研究。欧明俊教授强调，经、史、子、集只是文献分类，不是学科分类，子学以义理为主，但同样包含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文献学研究是“新子学”的题中之义，认为“新子学”不包括文献学研究，是片面的。

与会学者探讨了“新子学”的内涵特质，“新子学”与传统子学相较“新”在何处？“新子学”对传统经学的超越，对当下的意义，“新子学”与新哲学的关系。反思经学一尊和西学泛滥，等等，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新子学”发展问题。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传统诸子学及道家道教、中国学等诸多问题，多有创获。如刘固盛教授《论老子的“以德报怨”》深入分析了老子“报怨以德”思想，探讨了儒、道两家价值的冲突和融通问题。儒家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而道家则以为不必斤斤计较人间的复仇，而要在“道”的层面化解仇怨。《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编审(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稷下学宫与杂家精神》认为，杂家是诸子学发展的必然，“新杂家”是“新子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还有王俊彦教授《丁茶山的气化思想》、简光明教授《当代台湾郭象庄学之研究》、劳悦强教授《从心术看荀子眼中的孟子》、许端容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庄子杂篇黄老学派时空诗学研究》、陈惠美副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黄奭〈黄氏逸书考〉道家类辑本探论》、萧登福教授(台湾台中科技大学)《〈钟吕传道集〉中所见内丹修炼法门及其影响》、郑开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什么是精神哲学——以全秉熏与徐梵澄为例》、韩高年教授《关于子产的几个问题》、刘韶军教授《论先秦诸子的文本考察与思想阐释》、强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嵇康的养生理论》、萧霁虹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道教科仪在云南的传承与演变》、周冶教授(四川大学)《施道渊穹窿山法派及其现代启示》、吕锡琛教授(中南大学)《论〈管子〉“四篇”中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白奚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子〉的成书年代问题——由“太一”概念引发的思考》、李大华教授(深圳大学)《论“法”意义下的公平问题》、肖海燕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马叙伦的〈庄子〉研究》，等等。韩国学者的论文内容丰富，如曹玟焕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论韩中儒者关于扬雄之研究》、李周恩教授(韩国延世大学)《关于道家哲学对音乐疗伤作用的考察》、朴荣雨教授《神明圣王：略论21世纪新道学提案的观照》、安载晧教授(韩国中央大学)《大陆新儒家管窥》、李奉镐教授(韩国京畿大学)《周朝语言秩序并非是永远的：正名非常名》、郑世根教授(韩国忠北大学)《孔子之水与刀》、金京秀教授(韩国神明文化研究院)《战国末期道家之地位》、徐大源教授(韩国忠北大学)《道教与墨学》，等等。

此次“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新子学”讨论为中心，并广泛涉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以及东亚学术思想史比较研究等方面。与会学者认为，要重视诸子学传统的研究，“新子学”研究要注重文化间的交流和碰撞，“新子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文化圈”所共享的，从东亚视角来看“新子学”，是各国学者的共同学术使命。本次会议作为“新子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一步，必将积极推动各国学者之间的广泛深入交流，积极推动“新子学”的全面纵深发展和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