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 文法学部，北京 100024)

201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方勇教授的《“新子学”构想》[1]一文，迅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陆永品、谭家健、孙以昭、王锺陵等知名学者纷纷刊文回应，五年来，“新子学”获得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探讨。本文试对“新子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新子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分类、归纳，以回顾近年来“新子学”的研究情况，并进而对其进行反思。

一、发展历程

“新子学”构想发表至今，经历了一个由提出到受关注再到引发热烈讨论的渐进性过程。

2012年4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上发起“全面复兴子学”的号召，获得与会学者的一致回应，在此基础上，于2012年10月22日，方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新子学”构想》一文，创造性地提出“新子学”这一概念，并在该文中对“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10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新子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复旦大学徐志啸教授、陈引驰教授、苏州大学王锺陵教授、上海大学郝雨教授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围绕“新子学”的内涵、价值及其与国学、西学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讨，此次会议是对“新子学”构想的第一次针对性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各大媒体纷纷对此次会议进行报导，推动了这一新构想的学术影响。12月1日，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宁夏银川市文联《黄河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现代文化学者视野中的‘新子学’”研讨会，会议特邀约有关专家学者教授参与研讨，引起了学界对“新子学”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这两次会议上的部分发言，整理成文字后，收入《诸子学刊》第八辑“‘新子学’论坛”栏目。经过这两次会议，“新子学”的提法已在学界得到初步推广。

2013年4月12日至4月1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的130多位诸子学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在与会人数、会议规模上较之前一年的“‘新子学’学术研讨会”有了突飞猛进地提高，而且将“新子学”构想推广至国际层面，“新子学”问题不仅受到国内诸多知名学者的关注，也获得了世界其他国家学者的接受与肯定。201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新子学”大观——上海“‘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2]，对此次会议进行了详尽地后续报导。同年9月，《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方勇教授的《再论“新子学”》[3]一文，文章对学界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并对“新子学”的含义做了自己的界定。“新子学”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2014年2月学苑出版社出版《“新子学”论集》，收录“新子学”的相关学术论文、访谈记录、会议纪要、新闻报导等共计80篇。可见彼时，“新子学”已然引起了学界的多方思考，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2014年4月12日至4月13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13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上海，以“新子学”及诸子学现代转型为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这是“新子学”的又一次学术盛会。2014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撷取“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的发言，集成《新子学：几种可能的路向——国内外学者畅谈“新子学”发展》[4]，集中体现了学者在此次研讨会上对 “新子学”发展路向问题的关注。在2014年10月11日方勇教授参加的韩国“第二次神明文化国际学术大会”上，举办方就将“新子学”的讨论作为此次学术大会的重要议题，韩方学者也对其发表了诸多精辟见解。2014年11月9日，“‘新子学’与现代文化：融入与对接——新媒体时代‘子学精神’传承与传播”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郝雨教授筹划并发起，由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杂志、上海金誉阿拉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对子学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新子学”的大众化及子学精神的传承与传播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此次会议，促进了“新子学”与新媒体的融合。

2015年4月18日至4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海内外120余名学者围绕“新子学”理念，就诸子国家治理思想展开深入探讨。2016年3月28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载方勇教授的《三论“新子学”》[5]一文，文中强调“‘新子学’所关心的正是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并从“追溯原点”“重构典范”“唤醒价值”三个方面逐层阐述了“新子学”在应对这一时代课题时所应有的作用与策略。2016年10月22日，台湾高东屏区域教学资源中心举办的“2016‘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及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2017年4月1日，学苑出版社出版《“新子学”论集》(第2辑)，全面汇总了《“新子学”论集》出版以后新发表的“新子学”相关学术论文、访谈记录、会议纪要、新闻报导等共计78篇，表明“新子学”研究进入新的层面。2017年10月27日，“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顺利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名学者代表聚集于台北，就“新子学”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又深刻的讨论，获得了诸多丰硕成果,从而掀起了海峡两岸“新子学”研究的新一轮高潮。

自“新子学”概念提出以来，除上海等地陆续召开大型、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外，《光明日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深圳特区报》《安徽日报》等各大媒体对“新子学”研究动态也十分关注，先后刊文报导会议情况，并连发专版，连刊数文，大力倡导“新子学”研究。《诸子学刊》《探索与争鸣》《中州学刊》《河北学刊》等学术杂志开辟“新子学”的专栏与专刊，使相关学术论文得以集中发表。电子媒体等现代传媒也对“新子学”的研究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子学”经过五年的发展，已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参与及积极讨论，逐步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

二、主题回顾

近五年来，“新子学”获得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探讨。涉及“新子学”内涵、“新子学”与国学西学之关系、“新子学”体系、“子学精神”、“新子学”与民国学术转型、“新子学”之任务与使命、“新子学”意义、“新子学”发展路向与方法、“新子学”之传播与推广、“新子学”之跨学科研究等方面。现择要归纳如下：

(一)“新子学”内涵研究

“新子学”作为一个刚被提出的新概念，首先就要对其内涵进行界定。而要界定“新子学”的内涵，就必须首先明确“新子学”中“子学”的范围。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就对这一点做了说明：“‘新子学’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学，而是思想史上的‘诸子百家’之‘子’。”但这一界定还是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与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谭家健研究员在《对〈“新子学”构想〉的建议》[6]一文中就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新子学”的范围，并提出了诸如：“新子学”是否包括释家、道家、小说家？方技中也有思想史资料，该如何处理等问题。安徽大学中文系孙以昭教授在《时代召唤“新子学”》[7]一文中也指出，“新子学”的对象和范围有待商榷，他认为，不仅方技中有不少思想资料，就连天文、历数中也有思想史的资料，对这些应予以甄别、处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高华平教授的《关于“新子学”之我见》[8]一文认为，“新子学”至少应该包括章太炎在界定国学时所讲的义理、考据、文章诸方面，而不应该仅仅限定于对诸子学资料的收集整理，也不能仅是通过文本的整理和思想史的清理，“复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之本来面貌”。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李桂生副教授的《诸子形态的流变及诸子范围的界定》[9]一文认为，“诸子”范围之界定当以《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为基本依据，而删去小说家，增加兵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的《“新子学”概念的界定》[10]一文，则对“新子学”的时间规定性做出了自己的表态，他更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式等研究诸子百家学术及现当代“新诸子”的“当代子学”称作“新子学”，而非将从清末或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近代子学称为“新子学”。

“新子学”的核心是“新”，要明确“新子学”的内涵，就势必要明确其“新”在何处，如此才能区分“新子学”同“旧子学”或传统子学的差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在《“新子学”界说之我见》[11]一文中认为，“新子学”首先“新”在新思维、新观念，即在观念上把子学视为与经学、史学、文学一样重要。其次，“新”还应体现在“新”视角、“新”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刘韶军教授的《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12]一文则认为，“新子学”之“新”在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华南师范大学曹础基教授的《“新子学”悬想》[13]一文认为，“新”主要是指新思想。复旦大学中文系徐志啸教授的《“新子学”的核心在于新》[14]一文认为，“新子学”不能与历史的子学完全对立，而是要在历史的子学的基础上作新的阐释，赋予新的理解。上海社会科学院林其锬研究员的《“新子学”学科定位于杂家精神》[15]一文认为，“新子学”之新主要体现在新视野、新使命、新内容、新方法、新架构上。中国传媒大学刁生虎教授等的《“新子学”断想——从意义和特质谈起》[16]一文认为，“新子学”之“新”主要体现在所处时代新、研究对象新、研究方法新三个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林光华副教授的《从老子之道的当代诠释看“新子学”之“新”》[17]一文则指出，子学之“新”体现在很多方面，但研究方法上的“新”是关键。淡江大学中文系曾昭旭荣誉教授的《为新子学定性定位》[注]曾昭旭：《为新子学定性定位》，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一文则新子学之新就在于要在哲学性言说中引进西方哲学更精确之思维，以辅辩证思维之不足，而新子学之子则在于要注意维持其即经即子之身份、善用辩证思维以及使用各篇独立而又相互呼应涵摄的编排方式。

一些学者还从宏观上对“新子学”进行了定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玄华博士的《“新子学”——子学思维觉醒下的新哲学与系统性学术文化工程》[18]一文，将“新子学”定位为新哲学与系统性学术文化工程，作者认为，“新子学”必将促成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并以此全面整合当下学术，完成中华文化固有的文艺复兴，最终生产出一个全新的时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揣松森博士的《论“新子学”的内涵及其意义——兼谈子学与经学之别》[19]一文指出，“新子学”的内涵，可以从一般意义(学术文化层面)和理念意义(哲学层面)来理解。一般意义上的“新子学”内涵，就是打破传统的经学思维下的学术分类方式和西方话语模式下的学术分科方式。理念意义层面的“新子学”内涵，是在原生态的诸子学面貌下的“子学现象”中提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子学精神”。

(二)“新子学”意义研究

学界对“新子学”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予以了充分肯定。陈鼓应先生《子学兴替关乎中国思想变革——〈“新子学”论集〉序》[20]一文，着眼于中华古今思想文化的演变，认为子学正是凭借着其自有的坚韧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连绵反复，不断自我重生，“子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对话、和谐的精神，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新子学’主张特别具有学术创新与思想变革的意义”。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卿希泰教授在《时代需要“新子学”》[21]一文中表示，“新子学”的构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诸多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郝雨教授的《“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的意义》[22]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研究以及文化发展的意义：一是“新子学”把传统文化的研究由原来的以儒学为中国文化单一核心，转变回归到诸子百家；二是“新子学”的文化研究思路，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前提和解释；三是“新子学”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化环境中民族文化繁荣振兴的一个重要参照；四是“新子学”可以使我们从子学中寻找到真正能使我们民族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根本。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汤漳平教授的《再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23]一文认为，子学复兴在提升我国软实力方面有重要意义。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的《从全球文化脉络的角度看“新子学”的意义》[24]一文，从全球文化脉络角度分析认为，“新子学”是世界文明格局重新调整的重要一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李似珍教授的《“新子学”的学术针对性、时代意义思考》[25]一文认为，“新子学”的意义是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对近代以来新文化探讨传统的继承。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张涅教授的《对于当代“新子学”意义的思考》[26]一文认为，当代“新子学”研究的方向不应该排除个体本位意识、多元价值观念、形上思维形式这三个重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洪兴教授的《固本培元 革故鼎新——儒道学说与“新子学”的发展》[27]一文认为，子学在当下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修养、温养人心、社会和谐三个方面。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系李有亮教授的《重返中国传统文化最佳生态现场——对“新子学”的一点理解》[28]一文，从民族文化“正源”的意义上，探讨了“新子学”的价值。作者认为，“新子学”可以引领我们重返中国传统文化最佳生态现场，复制民族文化基因图谱，再造新的中国现代文化生态环境。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江峰教授的《“新子学”与当代人的生活幸福——以〈老子〉之“身”为例》[29]一文认为，“新子学”之所以昌盛，正是因为“新子学”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有机契合，能够从文化深层有效地引导当代人的幸福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洪兵副教授的《重建我们的信仰体系，子学何为》[30]一文，探讨了在当代中国重建信仰体系的过程中，作为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子学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功能。南昌大学中文系邹艳讲师的《浅谈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子学的地位及意义》[31]一文认为，“新子学”的提倡和建立，不仅赋予子学新的时代内涵，也极大地方便了当代大学生认识、了解、接受子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新子学”与国学西学关系研究

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着重论述了“新子学”与西学、国学的关系，他认为，“新子学”应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既不能迷失在西学的丛林里，也不能禁锢思想，沉溺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保守思维。“新子学”要成为国学的“主导”，承载国学的真脉。“新子学”与国学、西学的关系是“新子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遂即成为“新子学”研究的主流，获得诸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台北大学中文系、东西哲学与诠释学研究中心赖贤宗教授的《“新子学”方法论之反思——基源问题研究法与创造的诠释学的知识建构过程》[32]一文认为，在中西文化的汇通问题上，“新子学”的构想应强调文化的共同性和中西文化之间的互补性。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傅璇琮教授的《继往开来 创新学术》[33]一文，肯定了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面对传统、西学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新子学”的民族特性，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将之放置于世界学术的大范围内，做客观、公平的比较。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永祥副教授在《中西方视野观照下的“新子学”》[注]张永祥：《中西方视野观照下的“新子学”》，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一文中指出，“新子学”需要从对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传统与思想的纠缠之中去反观自我，获得前进的动力。“新子学”发展的真正重点在于使子学研究者逐渐摆脱对文献材料额依赖，沿袭诸子兴学救世之遗意，构建全新的理论体系，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提供新思想资源。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双棣教授的《诸子学的复兴与“新子学”的建立》[34]一文认为，以儒家经典为国学主体的时代一去不返，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学应成为国学的主干。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在《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学说》[35]一文中认为，“新子学”面对西方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立场，学术要开放，不要本位主义。关于“新子学”引领国学发展的问题，李教授则认为，他赞同这一气概，但国学的发展需要一种纯粹的公正的学术精神的指导。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周鹏博士的《“新子学”的本体建构及其对华夏文化焦虑的对治》[36]一文认为，今天的“新子学”必将逐渐消化西学、改造西学，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不断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中，华夏学人必将渐渐消释面对西学时的文化焦虑，从被动的接受，到理性的选择，再到主动去改造，直到中西二学完全合璧。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刘思禾讲师的《“新子学”对国学发展的理解》[37]一文认为，“新子学”应该开掘和继承中国学术的多元精神，破除旧国学的封闭意识，同时恢复其价值意义，以进一步推进国学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林其锬研究员的《略论先秦诸子传统与“新子学”学科建设》[38]一文则提出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他认为，“国学”外延宽泛、内容杂多，易流于空泛，因此“新子学”不必去争“国学”的名号，要慎提“国学”。构建“新子学”要消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摆脱套用西学概念的牵强附会，切实从诸子学发展的实际出发。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陈成吒讲师在《论国学观念的历史与重筑及其“新子学”》[注]陈成吒：《论国学观念的历史与重筑及其“新子学”》，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提出，新的国学观念的建构是当下传统文化学术发展所必须的理论指引，它的转出与重铸则需要对就有国学观念、当下中西文化学术的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观照。而在新的国学观念体系具体建构中，经、子、文、史等相关概念为四大维度，它们一新而四新。在此背景下，“新子学”是作为全新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根本性的重构维度之一而出场。

讨论子学与国学的关系，必然会涉及子学与儒学、经学的关系。安徽大学中文系孙以昭教授的《“新子学”与儒学、经学的关系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39]一文认为，儒学原在“子学”之内，常被排在前列，“新子学”的包孕则更加丰富。“新子学”与经学的关系，则既经历了由分到合，“升子为经”，再由合到分，“离经还子”的过程，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的《新国学的内在结构探析——以新经学、“新子学”为主》[40]一文，论述了国学的概念、演变及新国学的内在结构，并讨论了新经学、“新子学”的关系与互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郝雨教授的《“新子学”与“新儒学”之辨》[41]一文指出了“新儒学”与“新子学”的区别：“新儒学对儒家思想的基本判断是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儒学、儒家始终是处于核心的、贯穿的、主体的以及主导的地位。新儒学认定，儒家有史以来就是处在中华文化的核心部位。而‘新子学’和新儒学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它不认为只有儒家、只有儒学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构成，而是认为，诸子百家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源头。”他的《寻找中国文化真正发源起点》[42]一文指出，今天的复兴，不再是复兴儒家一家。而是要在“新子学”的旗号下，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重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复旦大学哲学系李若晖教授的《熔经铸子：“新子学”的根与魂》[43]一文认为，当代“新子学”的建立，必须与经学相结合，以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为根基，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面对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重铸中华之魂，此即当代“新子学”之魂魄所归。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儒宗研究员的《诸子学的扬弃与开新》[44]一文，论述了经学与子学的关系，作者认为，六经与诸子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的宝库，二者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济相成的互补关系。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杨少涵副教授的《走出经学时代——儒家哲学现代化的范式转换》[45]一文认为，要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就必须“走出经学模式”，进行研究范式由“经”向“子”的转换。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陈成吒讲师的《“新子学”对国学的重构——以重新审视经、子、儒性质与关系切入》[46]一文认为，经学是一种自圆的思维与文化学术体系，经学早于子学。子学是一种自主开放的思维与学术，是经学的否定者，儒学是经学异化子学和子学消解经学的前沿阵地。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刘思禾讲师的《探索前期中国的精神和观念》[47]一文，回顾了早期经学与子学的关系，以及政教关系下的经子关系，文章认为，我们不必过分强调经子之间的冲突，而应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到子学与经学的共通处，探索前期中国的精神和观念，以应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对文化学术思想的挑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严寿瀓教授的《新诸子学与中华文化复兴》[48]一文也认为，强以诸子与经学截然两分，甚或矛戟相向，实乃谬见。西安文理学院李小成教授的《“新子学”对中国传统经学的超越》[49]一文指出，“新子学”超越于中国传统经学的地方在于“新子学”具有思想原创性、“新子学”具有开放包容性、“新子学”具有学术争鸣性、“新子学”具有鲜明时代性。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赖锡三教授在《大陆新子学与台湾新庄子学的合观与对话——“学术政治、道统解放、现代性回应”》中尝试初步描绘“大陆新子学”与“台湾新庄子学”的基本精神和类似观点。在文中，他将只以大陆新子学和台湾新庄子学的思想活动做为描述基轴，由此旁涉它们和两岸新儒学的异质性思考。

(四)“新子学”体系研究

尽管多数学者都在探索如何寻求子学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将子学看作一个整体，但庄学、墨学、韩非学等是“新子学”系列的组成部分，因而学界也不乏对“新子学”中一家一子的讨论。

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哲学科金白铉教授的《21世纪“新子学”与新道学的研究课题》[50]一文认为，21世纪新道学应继承继往开来、法古创新的精神，顺应21世纪的信息社会，开拓民间生活文化哲学。台湾联合大学华语文学系钱奕华副教授的《庄子学跃进“新子学”的变与不变——符号解构、文本对话、隐喻创发之历程》[51]一文认为，庄子学中无论运用符号解构、《庄子》文本的概念，或与儒家、道家、佛家等不断进行对话，到隐喻部分无限上纲的各自表述，在不断蜕变的历时变化中，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与方法，使《庄子》在变与不变的历程中，不断与读者做语言对话、哲学思维、文学造境、心灵智慧的提升与跃进，从而成为“新子学”的典范。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孙君恒教授等的《新墨学的兴起和前景》[52]一文认为，新墨学与新儒学一样，是“新子学”系列的组成部分，并论述了新墨学的内容及其复兴与发展。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黄蕉风先生的《告别路径依赖 构建大乘墨学——“新子学”视野下的墨学发展进路》[53]一文认为，墨学的“大乘化”或曰“大乘墨学”，从学术方法论和学术范式上考量，可视为一种类似“比较神学”而非止于“比较哲学”。在回应社会热点和当下议题上，大乘墨学则有自信进入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公共场域，建构一套脱离儒家言说传统的墨家叙事方法——墨学的“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宋洪兵副教授的《子学复兴视野中的“韩非学”研究——以明清为中心》[54]一文探讨了明清时期子学渐次复兴思潮下的“韩非学”的研究，作者认为，韩非子之学，与西方学术最为接近，晚清时期“韩非学”在“西学中源”之思路下展开，并非偶然。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双棣教授的《“新子学”与杂家》[55]一文则指出，大家研究诸子学，大多比较关注儒、墨、道、法等，对杂家则关注较少。而“新子学”的建立需要借鉴杂家宽容的、兼收并蓄的精神与做法，以促进诸子的多元发展。华北电力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王威威教授的《“新子学”概念系统的建构》[56]一文，则从探讨“新子学”与新儒家、新道家、新墨家、新法家的关系开始进入，分析了新子学概念系统的建构问题。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张涅教授在《新杂家：新子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注]张涅：《新杂家：新子学发展的一个方向》，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指出，在新子学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应当重视秦汉间杂家杂合诸说的观念和方法，倡导新杂家。新杂家遵循发展变化的规律，又基于多元价值的认识，基于个体权益、责任、义务等的思考；吸纳现代各家的学说，并融通西方文化精神和诸子思想，如此，新子学能够完成其历史使命。

(五)“子学”精神研究

方勇教授在其《再论“新子学”》中论及“新子学”的深层内涵时提出，“新子学”的内涵不仅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而“‘新子学’所提炼出的‘子学精神’，是在扬弃经学一元思维和大力高扬子学多元思维的前提下，对世界和人的本质的重新理解，它是子学的真正的觉醒和子学本质的全新呈现，将为未来学术文化的走向提供选项”[3]。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在讨论“新子学”问题时，对“子学精神”给予了高度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陆永品研究员的《〈“新子学”构想〉体现时代精神》[57]一文认为，“新子学”所具有的开放、丰富、包容的文化特点，体现了当今多元、包容的时代精神。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的《论“子学思维”与“子学精神”》[58]一文，论述了辩证思维、全息思维、中和思维、抽象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等子学思维，以及执着精神、牺牲奉献精神、尚气节精神等子学精神，他认为，研究“子学精神”，对当下学者的人格建设，对学者学术精神的培养，对学界的学风建设、学术生态，皆极有借鉴意义。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教授的《对“新子学”三个层面的思考》[59]一文，从“新之子学”“新子之学”“新的子学时代的精神”三个层面思考“新子学”问题，并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新子学”都很难延伸到一般社会文化中去，唯有第三个层面，“新的子学时代的精神”，是我们最应该珍视的。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逄增玉教授的《重建当代知识分子的“子学”精神》[60]一文认为，应该把“子学”精神继承和发扬光大，使其深入当代的学术、思想、道德与生活，为构建社会的价值观和人们的思想行为发挥积极作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洪兴教授的《“新子学”刍议——以中国文化为本位》[61]一文指出，子学的基本精神在于它的实践理性，一方面，它的基本理论学说都是对现实的反思，另一当面，它又指导着人们的生活，赋予人生以意义。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李桂生副教授的《子学精神与“新子学”建构刍议》[62]一文认为，我们弘扬的不是子学的“躯体”，而是其“精神”，子学精神的具体内容包括独立人格、思想原创、批判思维、入道见志、保持张力、和而不同、实践理性。河北保定学院中文系何美忠教授的《借力诸子 开拓中国学术新途径》[63]一文认为，体现在诸子身上的活跃思维、独立精神具有无穷的榜样力量，我们应借力诸子，克服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文化屈从意识，开拓中国学术新途径。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张永祥副教授的《反者道之动——从子学走向“新子学”》[64]一文认为，先秦子学以其自由思考、独特创造、人文情怀、和谐精神等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也为“新子学”的再次崛起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郭丹教授的《关于“新子学”的几点浅见》[65]一文认为，“新子学”与传统子学在精神上应有延续性和继承性，而不是割断的。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王斐博士后的《“第三极文化”体现的“新子学”精神》[66]一文指出，“第三极文化”(相对于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而言的中国文化)中所蕴含、体现着“新子学”精神，将为新时代面临的问题做出对宇宙、社会、人生、审美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郝雨教授在《“新子学”与现代文化对接及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考——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大断裂谈起》[注]郝雨：《“新子学”与现代文化对接及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考——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次大断裂谈起》，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初步阐述了新子学强调的子学精神在复兴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文中尤其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大断裂是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毁坏和颠覆，所以，我们要进行继承的传统文化并非独尊儒术之后的主流文化而应该是轴心时代的百家文化思想，百家智慧和子学经典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源头。

(六)“新子学”与民国学术转型研究

晚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子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这些研究大多运用了逻辑分析、贯彻了科学精神，并往往借助西学概念，因而相对于传统子学研究来说，亦可称作“新子学”。回顾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型，对当下“新子学”研究和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陈志平教授的《诸子学的现代转型——民国诸子学的启示》[67]一文，分析了民国诸子学是如何向现代转型的，并论述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问题。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张涅教授的《略述民国时期的新子学研究》[68]一文，对民国时期的“新子学”著作进行了梳理，并进一步分析了民国时期“新子学”研究的贡献及缺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严寿瀓教授的《“新子学”典范——章太炎思想论纲》[69]一文，以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为对象，论述了其思想中的融合旧新、依自不依他、学在求是、忠恕一贯、极高明而道中庸五个方面，认为其是值得现代借鉴的“新子学”研究的典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儒宗研究员的《马一浮论诸子在国学中之地位》[70]一文，否定了当代学术界对马一浮先生的误解，认为其“国学即是六艺之学”的观点并非指“国学就是儒学”，而是指“诸子皆出于六艺”，其主张的国学应包括诸子在内。这一论证可作为当前构建“新子学”的参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周鹏博士等的《浅谈“新子学”建设的历史脉络——从傅山到章太炎》[71]一文认为，确立子学之本位，是晚明以来一直就存在的思想暗潮，傅山在义理脉络上，以艺术家的妙语连珠捕捉到了时代新思潮的星星点点，而其后的章太炎，经过了朴学的训练、西学的洗礼，返回头再治子学，使得子学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视野。另台湾联合大学华语文学系钱奕华副教授的《子学到“新子学”的内在理路转换过程研究——以明清庄子学为例》[72]一文，借由“曼陀罗自我模式”内在理论的建构，讨论明清庄子学者在面对新时代巨变时，如何转换思维，进而呼应今日“新子学”建构。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刘思禾讲师认为，诸子学在现代社会的学科化，是其进入到现代学术体系的路径，在《现代诸子学发展的学科化路径及其反省——从胡适、魏际昌到方勇》[注]刘思禾：《现代诸子学发展的学科化路径及其反省——从胡适、魏际昌到方勇》，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一文中，其以胡适、魏际昌、方勇三代学者的诸子学研究为例，来了解这个进程的基本脉络和得失，希望有助于思考诸子学传统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身份问题。

(七)“新子学”任务与使命研究

“新子学”将子学研究拓展到学术史、思想史的高度，其构想堪称宏大，学界对“新子学”寄予了厚望，认为其理应肩负起它所应有的历史与时代使命。

安徽大学文学院陈广忠教授的《“新子学”的历史使命》[73]一文认为，“新子学”的第一任务是继承，第二任务是创新，即在中国传统的诸子学说的深厚基础上，广泛吸收西学、佛学及中华各民族的思想财富，进而创立适应于天下及中国发展大势的新的理论体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耿振东副研究员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子学”之“关注现实”的思考》[74]一文认为，传播、弘扬子学的固有的文化优势，弥补、医治现代文化的痼疾，是“关注现实”“为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助力”的“新子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三亚学院人文学院曾建华的《“新子学”的本质与使命——围绕子学与士之关系展开》[75]一文指出，“新子学”的使命是促成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传媒知识分子的转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少华副研究员的《“新子学”与学术“新传统”建设》[76]一文指出，在未来的子学研究中，“新子学”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创造21世纪中国“新子学”研究“新传统”，乃至为创造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新传统”，开创新学路，树立新典范。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聂学慧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所刘思禾讲师的《追寻“诸子问题”的现代解答——对“新子学”发展的一点思考》[77]一文认为，先秦子学的根本就是面对时代课题而思考，“新子学”也要有这样的期许，“新子学”要面对现实，构想未来，去承担自身的命运。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江淮论坛》杂志社吴勇先生的《以诸子的精神面对现实——“新子学”的任务浅议》[78]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建立“新子学”的任务：第一，要整理典籍，但更要关注诸子的精神面貌；第二，摒弃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民族文化虚无感和自负感，理性审视西学和中学的共性与差异，勇敢承认西学的长处和自身的不足；第三，认真检讨中西方思维方式，大胆吸取西方思想，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通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出自身的新形态；第四，思想既要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也要落实到民生日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教授的《“新子学”承载回应时代问题的神圣使命——以老子“天下观”意蕴与普世价值为例》[79]一文，以老子的“天下观”为例，说明“新子学”的使命应是传播传统思想中可以作为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河南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唐旭东讲师的《传统子学精神与“新子学”的责任与使命》[80]一文认为，“新子学”应该承担起以下任务：一、传统子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二、传统诸子学学术思想和文学之美的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三、整理传统子学思想和文化精神中适应当代需要的内容，为当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言献策；四、“新子学”应该成为学术创新的领军和楷模；五、“新子学”应该发挥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浙江省嵊州市区广播电视总台杨林水先生的《“新子学”理论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刍议》[81]一文认为，“新子学”理应担当主导当代国学发展、推动国民教育理论改革、培育先进文化、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重任。

(八)“新子学”发展路向与方法研究

学界在关注“新子学”理论建构的同时，也将视线投向“新子学”的发展路向与方法问题。方勇教授在《“新子学”与中国学术之转型》[注]方勇：《“新子学”与中国学术之转型》，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提出，新子学的研究工作应放诸当代视野之下，回归传统，正本清源，开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他认为，新子学与中国学术转型是息息相关的，诸子学与现代之间有着清晰的关系，把儒学界定为社会伦理秩序的支撑，应当是对诸子时代精神的合理继承；另外，我们可以对于诸子时代政治公共性的思想做承接；最后，先秦时代对于文明建构最为重要的一个洞见，就是关注社会的活力，如何留一片空间给每一个人，也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问题。苏州大学文学院王锺陵教授的《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82]一文，论述了应如何建立中国学术的核心价值：第一，应返回民族文化的根源——先秦典籍之中；第二，不是“接着讲”，而是“对着讲”；第三，子学研究的革新，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诠释学；第四，要敬畏经典。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郝雨教授的《“新子学”与现代文化：融入与对接》[83]一文指出，让现代接续传统，让传统融入现代，让现代文化有根，让真正的传统文化，尤其是百家争鸣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得到发扬，这是“新子学”未来的发展路向与目标。北京大学哲学系许抗生教授的《谈谈关于建立当代“新子学”的几点看法》[84]一文认为，建立当代“新子学”至少可以分以下几步：第一步，做好有关先秦子书古籍的整理工作；第二步，对子学思想展开较深入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第三步，从现代社会的需要出发，重新阐释子学思想，重新建立符合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新子学”思想体系。扬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贾学鸿教授的《“新子学”研究的当代指向与方法寻绎——兼论刘笑敢〈老子古今〉的“人文自然”概念》[85]一文认为，“新子学”的研究既要立足历史文本，又要面对社会现实，进行个性化和符合时代特征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杨国荣教授的《诸子学略论》[86]一文认为，今天的“新子学”，在实质的层面应当注重思想发展过程中“照着讲”与“接着讲”的统一。中国传媒大学刁生虎教授的《“新子学”研究需做到四个统一》[87]一文认为，“新子学”研究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应做到四个统一，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古今与中西的统一、理性与直觉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苏州大学文学院徐国源教授的《关于“新子学”的几点思考》[88]一文，提出了“新子学”发展应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要回归元典；二是要重估价值；三是要展开创造转化；四是要实现当代传播。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蔡志栋副教授的《儒家式与道家式：“新子学”政治自由论的两种构建路向——以康有为、严复为中心》[89]一文认为，康有为、严复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先秦儒、道二家与现代政治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展现了“新子学”诠释政治自由的两种典型路向：儒家式与道家式。西华师范大学强中华副教授的《漫谈总结时代的诸子学》[90]一文，细致论述了总结时代的子学展开的路径：一、研究资料的汇总；二、学术史的研究；三、对元典本身的研究；四、诸子学的现代转化；五、诸子学的普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广、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周斌副教授的《从共同的问题意识探求子学的整体性》[91]一文认为，从共同的问题意识来探求子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新子学”发展非常值得探索的一条路径。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三莫(曾建华)博士的《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建构——试论“新子学”的境遇与未来》[92]一文认为，“未来的‘新子学’应力图将架空现实的学术回归到伦常日用中来，将碎片化的专题性研究综合到时代问题中来，将学术研究与当代生活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达博士的《先秦诸子思想中逻辑“中心点”存在的可能性——“新子学”探索的内在路径》[93]一文，基于思维“中心点”的定义探讨了“新子学”的内在路径，他认为荀子的思想形式给我们沿传统内部向上回溯后提供了一种更容易接受的思辨方式，而这种方式恰恰是“新子学”创新时可以实际践履的路径。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洪兴教授在《从中国文化“根性”说起——四论“新子学”》[94]中表示，百年来中国文化、中国人被贴上了“劣根性”等子虚乌有的的标签，其实相反，中国是有着绵长的支撑着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的优秀的“根性”的。新子学是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因此，在对新子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以正面评述为主的原则，坚持用中国的逻辑思考中国的问题。国家、民族正在呼唤一个“新子学”时代的到来。针对方勇教授在2012年倡导的“子学复兴、诸子会通”的概念，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欧明俊教授在《跨界会通——论子学的创新途径》[95]中认为会通即是融会贯通，而研究者应做通人，具备通识，跨界会通，跨越各种壁垒森严的疆界，这是“新子学”一大创新途径。跨界研究，目的不在于“跨界”本身，而是会通创新，追求整体之学、大体之学，“成一家之言”。

此外，2014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撷取“诸子学现代转型高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的发言，集成《新子学：几种可能的路向——国内外学者畅谈“新子学”发展》，集中体现了学者对 “新子学”发展路向问题的关注。其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认为，“新子学”应该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中，这是“新子学”的发展方向与前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严寿瀓教授指出，提倡“新子学”，必须取章太炎先生“依自不依他，求是致用相资”的方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若晖教授认为，当代“新子学”的建立，必须与经学相结合，以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为根基，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少华副研究员则指出，“新子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文献整理与哲学思想研究，而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将诸子研究转换为现代成果、服务于现实社会。

(九)“新子学”传播与推广研究

“新子学”要取得更多国内学术界的共识，博得更多受众认知，完成其预期的任务与成果，就必须要对其传播与推广进行研究。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昀硕士、谢清果教授的《还原、重构与超越——“新子学”视域下传统文化传播策略》[96]一文，从文化传播角度，探讨了“新子学”所启发的传统文化传播策略。《新疆经济报》张雷先生的《新闻人要做“新子学”的推动者》[97]一文，从“新闻视域下的‘新子学’”“‘新子学’视域下的新闻”“新闻与‘新子学’双重视域下的新闻人使命”三个方面论述了新闻人要做“新子学”的推动者。浙江省嵊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杨林水先生的《“新子学”应如何进一步走向全球——浅谈“新子学”的跨国传播》[98]一文，从传播内容安排、传播媒介选择、传播行为主体、传播模式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新子学”应如何进行走向全球。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姜声调副教授的《在韩国如何推广“新子学”》[99]一文，从韩国“诸子学”研究举隅、“新子学”研究在韩国的发展趋势、在韩国推广“新子学”研究的方案等几个方面，细致地阐述了韩国“新子学”的研究与传播情况，并指出了“新子学”在韩国推广的具体方法。

(十)“新子学”跨学科研究

安徽大学文学院孙以昭教授的《“新子学”与跨学科多学科学术研究》[100]一文认为，古代子学，博大精深，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诸多学科，“新子学”不仅是回归本源，更须进一步发展，要深入研究古代子学中的精义，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性大文化研究，势在必行。韩国圆光大学校教育大学院姜声调副教授的《“新子学”与“跨学科”学术研究鸟瞰》[101]一文，对“新子学”与跨学科学术研究进行了举隅，并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针对“新子学”与跨学科学术研究，应以多元化 、普及化为重要进程，再把普及化分成文学化与大众化，并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推行。

上述十个方面当然不能将“新子学”研究的内容完全涵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角度对“新子学”进行了探讨。如《名作欣赏》杂志社张勇耀女士的《构建“新子学”时代新的女性话语体系》[102]一文，从“传统‘子学’研究中女性话语体系的缺失和对女性观认识的偏差”“‘新子学’女性话语体系构建及其意义”“‘新子学’女性话语体系传播及对当代女性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新子学”时代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浙江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郑伯康先生在《“子商”构想》[103]一文中，提出了“子商”这个“新子学”在商道文化范畴内延伸出来的子概念。上海光华学院郑作的《以诸子思想之源建构企业文化之魂——“新子学”精神与商道文化的对接与融合》[104]一文，也认为以诸子思想之源构建企业文化之魂的“子商”商道文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子商所倡导的新商道文化要很好地继承开放、包容、发展的“子学特点”和原创性、多元化的“子学精神”，更要学习“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结未来”的“新子学”精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何浙丹博士的《现代学术视野下“新子学”的困境与出路》[105]一文，则从“对自身认知的暧昧”“在徘徊中的方法论创新”“面对时代课题的异声”三个方面论述了“新子学”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谢清果教授认为，新子学的当代转向强调的是子学之新，在于将子学面对当代学术领域中加以省思，以期长发出子学蕴藏着的学术思想，以丰富和推进当代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谢清果教授在《新子学的当代转向——以儒家道心、人心的博弈与当代自我传播智慧为例》[注]谢清果：《新子学的当代转向——以儒家道心、人心的博弈与当代自我传播智慧为例》，第五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一文中，着重以道心人心这个儒家核心命题入手，并从自我传播理论视角加以剖析，以期实现两者对话。

三、问题反思

尽管“新子学”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讨论，获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梳理“新子学”的研究情况，我们发现，现今的研究仍存在一些缺憾与问题，有待我们对此进行反思，并做出改进。

首先，“新子学”概念界定模糊。“新子学”概念的界定作为其研究最为基本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方勇教授在《“新子学”构想》一文中虽对此早已有所阐释，但因其对这一概念所持有的谨慎态度，再加上其界定涵盖度过高，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一定的模糊性。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表示了自己的困惑与质疑，并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时间的规定性等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有不少争议一时间很难有所定论。我们可以理解一个诞生不久的概念从建立到发展、完善，需要一个艰难且极其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家观点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但厘清“新子学”的概念，才能解决“新子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只有做好“新子学”研究的正本清源工作，才能更好地团结各方力量，进行更深层次地研究。这是当前“新子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目前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并在行文中对其内涵进行了解构与建构，这也成为“新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另外，一些学者在分析“新子学”的现状与问题、困境与出路之时，均关注到了这点。故兹不赘述。

其次，“新子学”研究的主题太过集中。比如，在对“新子学”研究进行回顾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构想之初到现在，“新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及其应如何面对西学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与讨论的重点。诚然，对“新子学”与国学、西学关系的讨论当然是“新子学”发展所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但这类研究的数量已经非常多，且已经获得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与讨论。因而，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重心不必继续执着于此。而诸如新子学的跨学科研究等问题的讨论还不够充分。“新子学”是一个宏大的学术构想与工程，其不仅要回归本原，深入研究子学之精义，而且要回归现实，贴近时代，为解决现实社会的思想、精神等问题提供指引。因此，“新子学”研究注定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命题。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对“新子学”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关注很少，除孙以昭、姜声调教授对此问题给予特别关注，一些学者将新闻传播学与“新子学”研究相结合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学者将视线着眼于此。

再比如，“新子学”研究还集中于对“新子学”意义的探讨，这类探讨无疑表达了学者们对“新子学”提法的赞成与拥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促进了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新子学”的研究中去，同时为“新子学”的发展起到了宣传、推广的积极作用。但依笔者之见，研究者应尽量跳脱出近年来“新子学”研究所既定的或十分集中的主题，多关注那些尚未研究成熟的主题，使“新子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能获得均衡的进步与完善，使一些角度的研究不再停留于表面，而是取得更深层次的发掘与探讨。同时，研究者还可以将视野适当放宽，不局限于目前已经存在的研究主题，而是尽可能地去开阔研究的方向与角度。“新子学”构想的提出至今刚刚五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宝藏还有很多未被开采、发掘，有志学人仍大有可为。

再次，对“新子学”实践层面的研究仍有待提高。“新子学”发展路向与方法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在少数，但综合来看，学人所提倡的“新子学”发展的具体步骤或方法，大多集中在文献的整理、校勘、注释、考据等传统子学甚至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以及重新阐发诸子精义 ——“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对“新子学”的具体发展步骤或是规划思考仍然非常局限。当然，我们目前仍处在“新子学”研究的开拓阶段，对其理论层面的开掘还未能完成，实践层面的讨论自然不能苛责。但“新子学”构想并不是要等理论建构完善，再进行其具体工作的开展，而是齐头并进。因而对具体研究方法层面的思考也刻不容缓。

此外，除了对“新子学”发展路径与方法的宏观展望以外，还应有更多在“新子学”视野或其思想指导下的实际研究。如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郝雨教授等的《“新子学”视野下微观解读一例》[106]一文， 对《论语·八佾》中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新子学”的提出，不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大方向上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在微观上为那些容易产生混淆的文本解读带来了转机。这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可以借鉴的研究方向。

最后，“新子学”的传播与推广仍然不够充分。从上述回顾可见，对“新子学”的研究至今仍集中在专家、学者的小范围群体及少数几家固定的学术期刊、媒体。学术界虽已有较高的讨论度，但社会的参与程度仍然很低。因此，我们在丰富“新子学”内容的同时，还应善用各种传播手段，加强“新子学”的传播与推广，使其被更广泛的接受与讨论。

目前“新子学”传播的主要媒介是书籍、期刊、纸媒等传统媒介，传播范围及影响力较小。我们可以利用大众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如电视、电影、宣传片等形式对“新子学”进行推广。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还可以开设“新子学”的公众号，利用微信平台使更多人了解、接受“新子学”。同时，“新子学”还可以申请新浪微博的官微，借助微博超高的使用人数与活跃程度，为“新子学”做推广。“新子学”官网、论坛的建立则会有利于青年学者、博士、硕士等“新子学”关注者、爱好者、研究者就“新子学”问题进行交流、讨论，也可以使“新子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在网站上得到实时更新。“新子学”如能实现这些媒介形式的传播与推广，其接受度与影响力必将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