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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汤谐，字展文，号怀村，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生于丹阳南门外汤甲村。他一生机智好学，为人聪慧诙谐，不畏权贵，嫉恶如仇，能为了百姓福祉仗义执言，与恶霸张国相、恶吏徐士起等人斗智斗勇。他命途多舛，充满传奇色彩。幼年时的他有过神童之美称：十一岁时参加丹阳县试考中第一名后被乡邻称为神童，之后又过早地经历了父母双亡的惨痛(十四岁时)；有过幕僚经历，也曾因被人诬陷而身陷囹圄；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准备参加会试的汤谐病逝于北京旅馆之中，时年六十三岁。

汤谐自幼便机智好学，过目不忘，即便后来身陷囹圄，仍然手不释卷。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约矩录》《左氏蒙求》《孟子论文》《复练湖议》《练湖歌》《练湖歌序录》《豫游草》《史记半解》，其中大部分作品亡佚，现仅有《练湖歌序录》[1]和《史记半解》传世，其中尤以《史记半解》价值最高，影响也最大。

一、关于《史记半解》

《史记半解》是汤谐的代表性作品。他自十一二岁开始读《史记》，期间尽管“流离转徙者垂六七年”，却“志不衰，在囹圄中，犹日手《史记》一编，至于间关播迁、风涛雾露之间，朝夕批吟，未尝少辍。”*汤谐：《史记半解·周序》，韦爱萍整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XV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只注篇名和页码)[2]由此可见，汤氏之于《史记》，可谓情有独钟，用功甚勤。而该书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汤谐多年来研读、评注《史记》的重要成果。全书共选《史记》中的六十八篇进行评注，所选篇目分别为：本纪三篇，表八篇(只选序文)，书四篇，世家七篇，列传四十五篇，《太史公自序》一篇。该书前有学使者余正健、其友人澄江苏士弘分别为该书所作的前序《史记半解序》(《余序》)和《史记半解序》(《苏序》)*原刻本该序名为《史记半解序》，整理本为与余正健所作之序区别，将其命为《周序》，而根据原刻本和整理本该序的落款均为“澄江友人苏士弘撰”，故而该序应该为苏士弘撰写无疑，不知整理本将该序命名为《周序》是何原因？各一篇，书后有其同学殷仕贻所作的《史记半解后序》一篇。除此之外，在《余序》和《苏序》之后有汤氏自己所作的《序》(《自序》)和《杂述》各一篇，其余即为全书的正文部分。正文在抄录司马迁《史记》的基础上进行评注，现有康熙时慎余堂刻本传世(刻本不分卷)，“原刻本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属于古籍善本书籍，弥为珍贵”[3]144。2013年该刻本经渭南师范学院韦爱萍教授整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整理本出版时，将全书分为了四卷。

《史记半解》一书自成书后便受到历代学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当时的两江学使者余正健曾在为《史记半解》所作的序言中评价到：“(汤谐)究心古文之学，有《史记半解》之刻……喜其憔悴专一，分寸毫厘之必较，而于《史记》为真得其波澜意度”*《余序》，第XIII页。，认为汤氏真正领悟了司马迁《史记》的真谛；其友人苏士弘在《史记半解序》中更是将其生平经历和司马迁的生平经历相联系，高度评价《史记半解》：“凡文章之有评注也，必读者之精神与作者之精神两相浃，而后其奥美出焉。当其始，非不殚思竭虑，穴固缒危，而及其犁然有当，要归于行所无事。故曰：作谓圣述谓明前古后今遥遥相待者，此也，怀村之业进于是矣。其细心妙解，以出人意表者入人意中，天下后世有目者皆得而睹之，而尚何假余言为哉？独念《史记》一书，更二千年混沌始凿于怀村，而数奇不偶，遭罹艰险，几丧厥身，乃克成事，亦复仿佛作者为可浩叹，用略书其概，以贻来者之感而悲怀村之志。”*《周序》，第XVI页。高度肯定了汤氏《史记半解》一书在《史记》评点史上的“凿空”地位；现代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更是从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该书：“评析言论精辟老到，妙趣横生，引人深思，注重文脉，语言简洁明了，充满诗情画意，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影响。”*张岂之：《“〈史记〉选本丛书”序言》，第Ⅲ页。

明清两代在《史记》的经典化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清两代的《史记》评点进一步巩固了《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尤其“清代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3]151，而一生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的汤谐及其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史记半解》无疑是清代学者评点《史记》成果中成书相对较早的，并且由于该书重在导读和意义阐释，故而对《史记》在清代的传播和接受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学界对于汤谐及其《史记半解》的关注，大多是在论及明清《史记》评点时一笔带过，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学界关于汤氏及《史记半解》的研究成果仅有韦爱萍教授的整理本《史记半解》(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张瑞芳、李淑芳的《平淡朴拙见真意，精神贯注浩气行》[4]，后者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汤氏评注《史记》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更进一步加深对《史记半解》的研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首先需要对汤谐的文学思想进行探讨，唯有如此，方能知人论世，推进《史记半解》的深入研究。

二、汤谐的文学思想

诚如前文所言，汤谐一生著述颇丰，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很多作品都已亡佚，唯有《练湖歌序录》和《史记半解》传世。整体而言，其文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史记半解》中。就《史记半解》而言，汤谐的文学思想又集中表现于《史记半解·杂述》一篇中，散见于各篇的评点之中。而《杂述》可谓是整部《史记半解》的评点纲领，各篇的评点则是对《杂述》中文学思想和主张的贯彻与执行。

1．《史记》：文法之宗祖

汤谐在《史记半解·杂述》中最先论及的是文法之始的问题，即中国文学史上是哪一部作品的问世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所效法、模仿的典范性作品，为中国文学创作开山立法的呢？首先汤氏高度肯定“法”对于行文的重要性，《杂述》一开始便开门见山：

行文之有法度，犹审音之有六律，制器之有规矩。音无六律不正，器无规矩不成，文无法度不立。*《杂述》，第XIX页。

在这里，汤谐所言的“行文之法度”就是文学创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意识或潜意识中要遵循的一些原则和范式。汤氏将文学创作分别比作是“审音”“制器”一类的活动，将文学创作过程中要遵循的原则和范式比作是“六律”“规矩”，进而从六律对音乐的重要性、规矩对制器的重要性角度形象自然地引出文学创作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和规矩。汤氏通过这样的类比，形象简洁地说明了文章法度和在行文过程中遵循相应的文章法度的重要性。尽管论述不多，但却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形象生动，简洁有力，其中深意也早已跃然纸上，不言自明了。

在说明了“法”的重要性之后，他接着谈到：

六经为明道之文，不可以法名，而条理精详，意义完备，以及次第排衍、纡回往复之处，莫非法之所见端，至孟子则已兼以法胜矣。自是而外，论古文者首推左氏，其法度之宗祖乎？然左氏因经起传，编年、纪事多断续，分合之节法尤奥而难寻。*《杂述》，第XIX页。

他一反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学鼻祖的传统诗学观，认为儒家六经只不过是“对于政治教化、历史事实、个人言论行动，都用文章记下来”[5]的比较完整的“明道之文”，它们之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文法，而是因为明道。因而至少在文法这一层面上，儒家六经并非中国文学古文之法的始祖，尽管其在叙事、行文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要做到条理清晰，意义完整，以及叙事的回环往复等行文规则和技巧，但这些也只是行文之法初现端倪，而《孟子》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文学成就，则因为其中已经包含了大量“法”的因素了，但是在他看来《孟子》仍旧不是为古文之立法者。那么左丘明及其《左传》备受学古文者的推崇，他们会是古文法度的宗祖吗？汤氏依旧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尽管左氏备受推崇，但《左传》只是《春秋》经的注解，其编年和纪事也时断时续，章节分合的依据深奥而难以探寻，因此也不能成为文法之宗祖。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文学文法之宗祖呢？汤谐认为：

《史记》事自为书，人自为传，皆整齐综括之篇法，虽微而可按。故余论古文之法自《史记》始。*《杂述》，第XIX页。

在他看来，《史记》才是中国文学文法真正的宗祖，它书写独立的事件，以重要人物为中心分别立传，开纪传体之先河，篇法整齐综括，虽然有时微妙但却可以考察探究。他不仅如此认为，而且他还认为：

《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烟云缭绕处，几于勺水不漏，而寄托遥深，迷离变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惨澹经营之意匠皆藏于浑浑沦沦、浩浩落落之中，所以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阔疏也。*《杂述》，第XIX页。

即司马迁的行文之法疏处可疏，密处可密，皆因其叙述需求而定，以往的学者正是对《史记》所隐含的这些行文之法或认识不够或置之不论，盲目的信从传统诗学“班密不如马疏”的观点，才最终导致在《史记》研究上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真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哉。”*《杂述》，第XIX页。

2.意、法之关系：意先法后，以法运意

汤谐在论述完文法之宗祖后，紧接着论述到的便是意和法之间的关系。他说到：

文章之有法度也，非自法始也，必先有其意而后法以运之。意者，一篇之主宰而文之所由生。意不高，虽有良法无所附丽；然意立而法不密，则无以达意。而文失之竦法不浑则又无以藏意，而文失之浅，会斯意可与读《史记》矣。*《杂述》，第XIX页。

在他看来,文章之所以要遵循相应的行文法度,并不是由“法”本身开始的，而是在有“意”之后才有“法”，“意”是一篇文章的主宰，统摄着整个行文，是一篇文章之所以产生的主要原因，即文学创作是因意生文，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因而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法之关系应该是意先而后法的关系。在明确了意、法的前后关系之后，他进一步论述了意、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尽管有完美的行为之法，倘若没有高远的立意，那么所写之文章将不会是一篇成功的文章；相反，如果已经有了高远的立意，但是却没有相应完善的行文之法，文章便不能尽善尽美地表达作者之意，如此，便也不是一篇好文章了。

由此可见，在汤谐看来，尽管意是一篇文章之主宰和纲领，非常重要，但是法同样不可缺少，意和法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不可互离，更不可偏废。同时，二者又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法是达意的工具。那么如何做到以法达意呢？即汤谐所说的“必先有其意而后法以运之”，简而言之，就是要做到以法运意，在法的约束和引导下，使意自然贯通，同时又要善于藏意，避免锋芒毕露，以使文章不过于浅显，即要符合意在言外的美学要求，进而达至妙境。而他对于以法运意的实践，莫过于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史记》原文的重新分段，他认为：

《史记》合传及有序诸传，皆联络融贯统为一篇，坊本或提行另写，失其本来，而学者多删截割裂，恣其苟简，古学之亡非一日矣。*《杂述》，第XXII页。

韦爱萍教授在其整理本《史记半解·前言》中已经指出“不分段成为汤谐评注本的一大特色”*《前言》，第Ⅺ页。，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她并没有指出汤谐这样做的真正用意，我们认为，汤氏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在有意实践自己关于文学的意、法关系理论。他的评注本或不分段，或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分段，这便是他遵循的行文之法，而这样做的目的则主要是为了保持司马迁《史记》叙事的连贯性，即《史记》文意的连续性，使其不至于因分段不合理而被截断，失其本真。这便是汤氏所主张的以法运意。

3.文章之道：意、法、神

关于文章之道的探索，历来便是中国诗学探索的题中之义。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曾从“文之枢纽”、各种文体及创作的具体方法等角度系统论述了文章之道，提出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的基本创作原则。*刘勰《文心雕龙》中“文之枢纽”，包括《原道》《征圣》《宗经》等五篇，文体论包括《明诗》《乐府》《颂赞》等二十篇，创作论包括《深思》《体性》《风骨》等十九篇，系统地论述了文章之道。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显然，其中的“正纬”和“辨骚”是刘勰立足于创作实绩的一种文学理想，而汤谐所论及的文章之道——“意”“法”“神”则主要是立足于文学创作者自身的另一种文学理想。其中的“意”和“法”更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养，而“神”则是在充分具备以上两种基本素养后进行文学创作要达到的一种境界：

文章之道有三：曰意，曰法，曰神。意之本在识，识高则意高；法之本在心，心细则法细；神之本在养，养到则神到。*《杂述》，第XIX页。

这便是汤谐的文章之道，他提纲挈领地指出作文之时亟需作三方面的准备，即意、法、神的准备。他认为意之本源在于作者之思想和内在思维之中，作者的思想、内在思维境界高远，则文章之立意必然高远；文法之本源在于作者的思虑谋划之中，作者的思虑谋划周密，面面俱到，则作文过程中所遵循的范式和原则也就越细密；“神”指文章所要达到的一种微妙难穷的境界，而这种境界的本源则在于作者的学养品德，只有在作者的学养品德达到了一定程度，才能创作出相应境界的文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汤谐所论述的文章之道，追本溯源，就在于作者的识、心、养，即作者自身的思想和内在思维能力、思虑谋划之能力、学养品德之高低。对于一篇好的文章而言，意、法、神三者缺一不可。那么对于一个作者而言，他只有同时具备了一定的识、心、养之后，才有可能创作出合格的文学作品。而他赞赏汤斌的《史记》评论亦可佐证这一论点：

汤潜庵先生论《史记》云：“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文愈简。隐而彰，直而宽，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为之？”至哉！潜庵之论可谓曲尽《史记》之美，盖意、法、神悉举之矣。*《杂述》，第XIX-XX页。

同时意、法、神三者之间，也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在汤谐看来，它们三者之间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即先意、法，而后才能神，只有充分做到了意和法的要求，才能够达到神的境界：

近日读《史记》者不讲其意与法，而未尝不自以为得其神，乃其所谓神者，不过剽窃风韵、掇拾字句，以为得之，则其所得固已无几矣。须知平淡、拙朴、琐屑、不经意处，莫非精神贯注、浩气流行，乃为真不负《史记》。然又必先尽见其法，而乃可以深会其神，此余论《史记》所以独详于论法也。*《杂述》，第XIX页。

在汤谐看来，一些《史记》读者在研读《史记》的过程中，常常忽略了探寻、考察贯注于《史记》叙述、行文之中的意和法，便自以为已经读懂了《史记》，领会了《史记》之神韵，其实他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史记》的皮毛而已，而并非是《史记》之神。因此他认为在《史记》的研读过程中，只有深刻地探寻、考察贯注于《史记》叙述和行文过程中所遵循的文法，才能尽得《史记》之神韵，这也是其《史记半解》一书的独特之处。

4.痛洗俗肠，尽得《史记》之妙

司马迁在进行《史记》创作之前曾作过大量的准备，而壮游天下便是他所作的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在《史记》研究史上首次将司马迁之壮游和《史记》文章风格联系到一块的是宋代的苏辙和马存，他二人认为“司马迁壮游天下的阅历对他性情的陶冶、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3]而汤谐在《史记半解·杂述》中对马存集中论述该观点的《赠盖邦式序》一文全文引述，并评论到：

马君此文，其论《史记》文章之美，极斟酌饱满之趣，而其论学《史记》之法，尤使人发高望远志之期，诚笃论也。*《杂述》，第XXI页。

汤谐对马存关于司马迁壮游天下跟《史记》风格之间关系的论述和发现倍加赞赏，可见其对马存的这一论述是极为认可的。但是据马存之论述，《史记》中已经尽括了天下之名山大川的雄伟壮丽，那么是否观《史记》就真的如同亲历天下名山大川呢？汤谐认为不是。因为，在他看来，观《史记》者可分为善学者和不善学者两种人，前者观《史记》如同亲历，后者则不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后者“俗而已矣”：

俗则极天下奇伟殊绝之观，俱不足以感发其性情，而荡涤其尘垢，何论《史记》？又何论名山大川？故昔人常有言曰：“诸病可医，唯俗不可医。”*《杂述》，第XXI页。

但是，对于汤谐而言，他并不认可古人“诸病可医，唯俗不可医”的传统说法，而认为俗病其实是可以医治的：

然诚能痛洗俗肠，玩心高明，则又不可医而可医也。俗肠既尽，然后取《史记》一编，朝吟夕诵，日浸月润，自有渐得其妙。*《杂述》，第XXI页。

即在汤谐看来，只有“痛洗俗肠”，医尽俗病之后，才能登《史记》之堂奥，尽得《史记》之奥妙。然而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汤谐并没有论及“痛洗俗肠”的具体途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汤谐在《史记半解·杂述》中集中论述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上四点，他认为儒家六经只是明道之文，并非古文文法之宗祖，而《史记》才是真正的古文文法之宗祖，高度强调了文法的重要性；尽管他强调了文法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因此而废意，而是认为意和法存在顺序上的前后关系，即意先而法后，并且要以法运意；就文章之道而言，他指出了意、法、神，并且这三者之间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先意、法，而后才能达到神；最后，他高度肯定和赞赏马存关于司马迁壮游天下和《史记》文章风格的论述，将观《史记》者分为善学者和不善学者，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俗气太重，因此后者只有彻底地“痛洗俗肠”，才能尽得《史记》之妙。

尽管汤谐关于其自身文学思想的论述比较少，但其观点明确，论述逻辑严密，并且所阐述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实际也较为接近，易于实践，故而其文学思想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进一步研究《史记半解》而言。只有明确了汤谐的文学思想，我们才能理解汤氏在《史记半解》的评注中何以“独详于论法”，也才能真正理解汤氏《史记半解》重新分段的真意所在。总之，要想深入研究汤谐《史记半解》，那么明确其文学思想便是必不可少的。唯有如此，方可知人论世。虽然，这里已经对汤谐的文学思想作了探讨，但由于资料有限，加之笔者学力所限，所作探讨也仅是其堂庑的冰山一角，仍然有待于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杨再年,陆纪明.丹阳文史资料(第10辑)[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汤谐.史记半解[M].韦爱萍，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张新科.《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J].文学遗产，2012(05) ：144-156.

[4]张瑞芳,李淑芳.平淡朴拙见真意精神贯注浩气行[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22)： 22-24.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