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思 懿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战国的知识分子“缺少宗族和田产两重羁绊”[1]78，所以“轻去其乡，甚至宗国观念也极为淡薄。”[1]78如此演变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词，设诈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1]79此为游士、游侠的来历。

《左传》、《战国策》塑造了一批具有侠士精神的人物形象，如：鲁仲连、烛之武、荆轲等，且盛传墨子曾学儒，在侠身上能找到许多儒墨的相通之处。比如都以济世为己任；治乱教人，是墨家侠的使命：“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2]35儒家士大夫以变无道为有道为任：“士志于道”(里仁篇4.9)36其次都重信义。墨家：“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2]59儒家：“信近于义，言可复也”[2]8(学而篇1.13)“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69(“述而篇7.16)韩非子对侠持否定态度，《五蠹》这样论断：“侠以武犯禁”“群侠以私剑养”“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4]265他认为侠拥有武力且能养私剑，并且游离于统治者之外，是破坏统治秩序的一类人，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应该彻底清除。

一、史学游侠到文学游侠的过渡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单列《游侠列传》，第一次正面提出“游侠”这个概念，并成功地塑造了史学中的游侠形象。

汉代对游侠的定位是“时捍当世之文罔”[5]3183为了强调游侠的合理性，司马迁儒侠并举，将儒家礼法仁义加之游侠以求获得认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3181司马迁以儒家君子仁义的品德和墨家重信守诺、轻生重死的特质努力美化游侠提高游侠地位，并确立了游侠的基本特点：救人危难、不矜其能、受人拥护、礼法仁义加身。

为佐证游侠的特点，司马迁将游侠与土豪劣绅、民间盗跖之徒进行区分,为游侠行为框定范围。游侠亦丑“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5]的豪暴之徒行为，这就有意地忽略了先秦游侠豪强、狡黠的一面，但同时对于剧孟少年时期“好博，多少年之戏”[5]3184，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5]3185等顽劣行为如实描写，体现出游侠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游侠列传》屡次提及众少年对游侠的仰慕，“少年慕其行”“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5]3186后世游侠诗或有描写少年游侠，甚至以轻薄为美，或由此发源。

司马迁记载了西汉游侠地位、心态的变迁。汉高祖初，游侠神通广大、品质高洁。朱家“阴脱季布将军，及布尊贵，终身不见”[5]3184颇有鲁仲连的气概。周亚夫喜得剧孟，认为其能抵一国，至武帝则尽诛此属游侠，最后到郭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县廷。”[5]3187两相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游侠已渐屈皇权之下，呈畏惧讨好之态，游侠地位心态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以后游侠依附于皇权的限定埋下了种子。

司马迁对游侠形象进入文学世界发挥了巨大作用。重视游侠，尽心描绘游侠人物及其品质，文学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一类新题材，至此游侠也从纯武士逐渐染上了文士色彩。而汉代游侠政治上的失意，使游侠形象笼罩着一层悲壮色彩，这被后世诗人拾掇起来用来抒发自己不得重用的苦闷和对拯世济俗、发挥价值的向往。

游侠从史学真正进入文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司马迁提出的游侠优点被文人默认，游侠的求名尚勇从被指责到普遍认同，文人将游侠从街头巷闾的角落推到政治中心，将个人情感与游侠形象结合起来，扩大了游侠形象的表现力，提高了游侠的精神地位。虽然至汉末，游侠在现实世界中已接近消失，但在文学世界侠却通过作品化为一股积极的精神力量，凝聚成中国特有的侠文化。

二、魏晋南北朝游侠形象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的曹植、阮籍、左思、鲍照等成功地将游侠形象从史学引入诗歌，并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游侠形象。他们的游侠类诗歌，抒写拯世济俗、建功立业的理想，以游历江湖抒发感想为主要内容，以为国出力、实现自我价值为人生追求。从曹植到鲍照，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的变迁体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文学的发展历程。

汉末魏初政治动乱，各方割据势力求贤若渴，为文士实现政治理想编织了绮梦，游侠在此时迈上了文学舞台。曹植是魏晋第一个大力写游侠诗歌的文人，曹植早年在邯郸淳面前“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6]110可见曹植有一定的武艺，并对街谈巷议的民间艺术感兴趣，其侠义精神有可能源于民间。作为曹操之子，曹植早期受到曹操的重视，在曹操的庇护下少年意气、踌躇满志。诗人对曹魏集团平定天下、建立清明政治充满了信心。与游侠注重声名一样，曹植本人也看重名望：“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裂。”(《求自试表》)[7]370这正是个体自觉高度发展的结果。“盖人必珍视其一己之精神存在而求其扩大与延绵，然后始知名之重要。”[1]313曹植笔下的游侠形象即是诗人理想的写照。

曹植《白马篇》《结客篇》《名都篇》等诗歌到唐代都有仿作，可谓是游侠类诗歌的鼻祖。他在《七启》中借镜机子之口阐述了心中的游侠：“是以雄俊之徒，交党结伦，重气轻命，感分遗身”“果毅轻断，虎步谷风，威慑万乘，华夏称雄。”[7]11他的笔下有两种游侠形象，其一是早期意气风发、巧捷善技、广交权贵的少年游侠形象；“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将承欢以接意，会凌云之朱堂，献酬交错，宴笑无方。”(《酒赋》)[7]125《白马篇》《名都篇》《结客篇》中的游侠充满着贵气：宝剑丽服、金羁饰白马，且少小扬名、精通骑射、勇剽狡捷是风华正茂、勇武善战的翩翩少年，这是曹植此类游侠形象的外在特点。“白马”“良弓”“宝剑”“酒”“少年”等词在其诗中出现频率较高，充满了浪漫色彩与自我欣赏精神，个性突出且自信自恋，这与曹植乐观积极的本性有关。“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7]412此类诗中游侠形象有了从个人复仇上升到为国献力、将国家命运放诸个人性命之前的转变。 “三曹七子以结束动乱，统一天下，创立理想政治的使命而自负，处于掌握时代命运的主动地位(曹植后期的独特遭遇又另当别论)，因此他们的诗中的豪气和魄力远非其他时代的诗人可比。”[8]306愤懑不乐、自我勉励、执着等候征用是曹植另一类游侠形象。 黄初太和时期，曹植六迁封地，屡次求试都被闲置，但其《杂诗·飞观百余尺》诗中仍表现出不改烈士之心的坚决：“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泰山。”[7]65时刻表述自己为国献力的愿望：“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仆夫早严驾》)[7]380充塞着悲壮之气。虽见疑被疏，仍满怀着“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鰕鳝篇》)[7]381的豪壮之气。执着地等候“欲逞其才力，输能于明君。”(《求自试表》)[7]369的机会。这一类诗中洋溢着崇高的牺牲精神与悲壮的烈士之气，为国奋不顾身、义不容辞，这种特质一方面出于他浪漫自然的本性，是曹植独有的少年式浪漫，如丁翼所说“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6]461另一方面也与他满身侠气有关，如萧涤非所评：“子建实一至情至性之仁人侠客也，其诗歌皆充满忠厚热烈之情感与积极牺牲之精神。”[9]140

值得注意的是，游侠形象从《游侠列传》到曹植笔下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游侠有了“国”的概念，由卓然独立变为了寄心朝廷、从潇洒无羁到为国赴难，就连活动的场地都由中原地区变为了边地《白马篇》更是“首开以边塞游侠题材抒写建功立业理想的先声。”[8]57魏国战事未平曹植心忧天下，将游侠塑造成忠于君主的形象，也是曹氏集团树立典范的需要。“曹植的《白马篇》，阮籍的《咏怀》中‘少年学击刺’、‘壮士何慷慨’等篇都通过塑造武艺高强、勇于效命战场的壮士形象，寄托了诗人许身报国的大志，富于豪迈乐观的精神。”[8]194“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7]154曹植的理想即是当时文人的共同理想。

曹植对游侠的钟爱，对游侠人格精神的挖掘与扬弃，使他塑造的游侠形象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且游侠已经从救人危难转换到了为国献力，层次提升格局扩大。曹植游侠类诗歌中塑造的形象有着无论外界环境怎样变迁都壮志满怀、俊逸豪放的特性，是一心为国的壮士、烈士，具有视死如归、捐躯赴难的牺牲精神，自有一股悲壮气息，这成为后世游侠形象的典型特征。曹植还将游侠与边塞结合起来，为后世鲍照、唐朝边塞诗增添了题材。曹植游侠类诗歌中诗人自主独立性开始增强，个人意识已经苏醒，标志着文学自觉的到来。借对游侠的向往述己志，告别对宫廷文学的依附，且不同于乐府、古诗纯借物起兴，曹植游侠类诗歌意境浑融、情感激烈、形象突出，曹植在游侠身上寄托的气节与精神力量，深深地感染了后世文人。

阮籍作品中的游侠是遗世独立，慷慨不群、彷徨失落的游侠。

与曹植相比，曹植的悲剧是本已进入政治中心又被排挤出来的盛世之悲，而阮籍所处的西晋，司马氏以名教粉饰篡权的丑恶，为夺权正名，山涛、向秀已投靠司马氏，嵇康遇害，阮籍的悲剧是被迫进入政治世界，在现实与理想中苦闷徘徊的失路之悲。“阮籍、嵇康的诗歌交织着祸福难测的忧虑和盛衰无常的感叹，在忧生之嗟中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影。”[8]307

阮籍除了寄托遥深的作品，也有金刚怒目、侠气冲天的作品，如《咏怀·其三十九》“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扬，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10]48阮籍游侠类诗歌中大开的气势与傲然的气节，对后世左思、李白不无影响。“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10]70(《咏怀·其五十八》)、“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埛”[10]74(《咏史·其六十一》)一代豪侠仿佛腾空而出。他的诗中反复咏叹繁华凋落、穷达有时、人生无常、富贵不可期、名利不可追攀。看清政治的过程，就是他不断怀疑自己的理想乃至绝望的过程。阮籍擅长将侠气与上天入地的游仙登临结合，企图借游仙舒缓他内心的矛盾。阮籍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与现实碰撞，极度失落的阮籍不自觉地引入一些能使自己心情平静下来的因素。或者通过一种价值的转移，或寻一种心理的补偿物，或找一种安慰物。[13]168这种因素就是游仙，但阮籍并不信仰神仙之道，这种移情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添了他的苦闷，所以他诗中游侠类诗歌总是抚剑登临、徘徊彷徨、郁郁不得志、强做劝慰。而多用比兴，寄托遥深，更是他自身思想极度矛盾的体现。

从曹植到阮籍游侠形象的较大变化是：阮籍不再像曹植那样呼唤明君，时时表明衷心，求得重用，一旦理想不能实现即化作思妇、弃妇委婉表达自己迟暮的忧愁，而是时刻审视着外界政治环境，与曹植相比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着自信：“王业需良辅，建功待英雄”(《咏怀·其四十二》)[10]52将个体性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因为在道家重视个体解放与思想自由的影响下，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被道家维护个人意识的追求所淹没，“就士大夫之意识言，殆为大群体精神逐步萎缩而个人精神生活之领域逐步扩大之历程”[1]313，这在阮籍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且阮籍在政治风波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经常表达自己“岂与鹑鴳游,连翩戏中庭”[10]28的决心，他的诗中经常出现两种形象的对比：

一种是为外物所役，拘于生命长度的可笑之人。如求虚无永生的“羡门子”[10]21、畏惧青春逝去的“繁华子”[10]17，与之相对的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莞尔一笑，鼓枻而去”的“渔父”[10]42一类的圣人。

一类是维护群体纲纪秩序的名利之人。如 “从俗浮沉、与时俯仰”[10]15的轻薄少年——“闲游子”[10]15，或是趋炎附势，抱团类聚的“林中葛”[10]33，与之相对的是放任个体精神自由、信奉自我的人。如守志抱节、“旷世不再鸣”的“玄鹤”[10]28，宁做失群孤鸟，放声哀鸣的“云间鸟”[10]32，抚剑登临、慷慨不群的侠士就属于后者。而游侠形象也是他维护精神自由的重要武器！

在左思的作品中，游侠形象又发生了改变。功成拂衣、桀骜不驯、深藏功名这是游侠形象新的拓展。

从魏文帝定下九品中正制开始，与高门大族相比，寒士仕途更为艰难。但“左思、鲍照的不平之鸣，恰恰是在门阀制并未完全凝固的时代条件下发出的”[8]307，所以左思在《咏史八首》中控诉“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11]77的门阀制度，并且尽力描绘心中理想图景，边城战火纷飞，傲然独立的诗人“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11]23，有着指点江山的雄豪气势。“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11]23即使是铅刀也要发挥自己最大价值，充满了高涨的参政热情和积极用世精神！与曹植、阮籍不同，左思借咏史咏怀，他的诗中颇有不慕名利的胸怀与气度：“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11]23似鲁仲连“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战国策赵策 秦围赵之邯郸章》)[12]737的气概，并在《咏史.其三》明确表达“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11]77鲁仲连本就体现了为人为国排忧解难而不取一毫的侠客襟怀，本质上十分接近先秦墨家的侠。左思欲效仿鲁仲连，实则是慕侠之轻利重义，功成身退的品质。

虽然左思屡次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11]77，实则他没能进入政治核心层，只能以游侠类诗歌消解自身愁绪、缓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功成身退只能是他个人的幻想，是悲剧式的理想。在君主制国家，个人际遇与君主有很大关系，这就决定了臣子对于君主的依附，然而“贤臣昏君的政治悲剧在中国文化中其源已久”[13]109“中国封建社会‘闇主众，明君寡’。昏庸君王的必然存在，决定了中国政治悲剧意识的必然存在。”[13]111君主制剥夺了士人的政治自主权，功成与身退都由不得士大夫决定，所以左思的政治理想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左思作为浸润儒家思想的传统士大夫，无法否定抨击君主，只能抨击不合理的门阀制度平息愤怒：“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11]77当他愤慨地呐喊之后，紧接着就用“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11]77来消解自己的愁绪，并寄希望于道家，企图以许由巢父安慰自己：“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11]78表达对权贵功名的蔑视。

左思所处的西晋尚典雅，歌功颂德之作层出不穷，围绕在豪门贵族周边的文人大多进行的是无生命激情的文学创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左思以高昂的姿态呼喊着：“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11]78“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11]78充满着抑郁不平之气，虽有自我宽慰成分在，但左思风力，可见一斑。

苦闷奋进、率真进取、愤慨不平是鲍照笔下的游侠形象。

刘裕执政的宋朝，政权更迭，鲍照希望能在此时大用于世。“刘氏皇族掌权，两晋旧士族普遍受到压抑，这就使他看到了寒士可能进用的希望，激起了乘时进取的幻想”[8]307，刘宋时期寒士可以凭借建立战功入仕，鲍照有过边地经历，他的游侠诗歌体现出向边塞回归的迹象，并对后世边塞诗产生了重大影响。鲍照游侠类诗歌大多是乐府，抒写比较自然生动，顾忌较少。《代出自蓟北门行》“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14]165借边地紧急战况与战士身处的恶劣环境，在“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14]165的情况下，这位等候受到重用的勇士尽力表明自己的忠心与决心，与曹植“欲逞其才力，输能于明君”[7]369“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7]412何其相似！《代陈思王白马篇》虽为曹植《白马篇》的拟写，但“弃别中国爱，要冀胡马功”[14]173“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14]173的进取之志较曹植过之而无不及。

曹植将游侠诗与边塞结合起来，而鲍照“将游侠诗与感遇诗结合起来”[8]197所以他的游侠类诗歌既寄寓理想，又用来表达自身愤慨与苦闷。仕途险恶，鲍照不敢久居风波之中，而士竞名利、世风日下让他畏葸不前并心生憎恶，他的诗中表现出大用于世与遇险缩步的矛盾。《代陈思王白马篇》与《白马篇》的理想化相比，更注重以边地恶劣的环境衬托侠士的一往直前的昂扬之气，“含悲”“怀恨”等字词将这位侠客的内心活动刻画出来，将侠与悲体现出来，更能引起共鸣。感慨较深的《代结客少年场行》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前三十年为少，少之时，以好侠费。……亡命凡三十载，此三十载中，正是壮年有为时候。”[14]194少时好侠离乡，归来世事转变，“何王侯将相之多乎？我独不能取此，所以百感交集也。”[14]194鲍照常借游侠抒发寒士不平的愤慨，其笔下的游侠是有苦必诉、有怨必发的勇士。且诗中主人公所怨明确：征人思妇的离愁别恨、边塞征役的劳役征战之苦，不合理的门阀制度。所写的对象都寄寓了自己的感慨嗟叹，借游侠、思妇征人、征人羁客形象自抒胸臆，这是个人主体性的体现，是建安风骨的回归。鲍照所在的刘宋还存在着汉魏遗音，到齐、梁、陈、隋已经颓靡无风骨。他的游侠类诗歌寄寓个人情感“复活建安诗人的少年豪侠意气和建功立业精神”[8]193，为南朝 “托辞华旷”“典雅可采”“铺锦列绣”“非对不发”[8]176的文坛增添一股险俗俊逸的气息！

三、游侠形象演变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人独立人格已经建立，文学的自觉已经到来，文学不再是经学或者政治的附庸，而是文人抒发性灵、表现自我的工具。文人不断寻求精神自由，急于找到一类形象诉诸怀抱、抒发愁闷，而游侠勇猛嫉恶、喜好美名、蔑视世俗有较强的自我独立意识，且勇于自我表现，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限制，成为了文人抒发自我、张扬个性的最佳选择。从曹植到鲍照，游侠类诗歌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在时代、阶级、遭遇、秉性各异的诗人笔下，特质各异的游侠形象闪闪发光。曹植的浪漫侠气与赤诚之心，阮籍激愤彷徨交错的游侠形象，左思的游侠大气磅礴纵横天下，鲍照的游侠苦戍沙场投躯卫国内心苦闷愤慨交替，在他们的影响下游侠诗歌的创作体式及抒情传统逐渐形成，体式大开大阖，抒情时借游侠抒情言志，浇心中之块垒。游侠精神本质上就是儒墨的积极入世精神，随着诗人思想、遭遇的转变，游侠类人物形象有了道家、纵横家的影子，题材上开始多样化并向边塞靠近，这是在魏晋南北朝奠定的主基调，这一基调的确立，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游侠文学。

唐朝诗人对游侠边塞类诗歌有着高度热情，单是作过《少年行》的唐代诗人就有王维、王昌龄、崔灏、郑愔、李嶷等。李白也有《结客少年场行》“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15]324

唐代游侠诗将游侠与咏史、赠答、唱和、咏怀等结合起来。崔灏将游侠与代言体结合起来，《代闺人答轻薄少年》以闺阁思妇的口吻抒发对游侠自豪、怨怒的情感：“本期汉代金吾婿，误嫁长安游侠儿。儿家夫婿多轻薄，借客探丸重然诺。平明挟弹入新丰，日晚挥鞭出长乐。……三时出望无消息，一去那知行近远。”[16]720陈子昂将游侠与咏怀结合，《感遇诗》之三十五：“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16]489王昌龄《答武陵田太守》将游侠与赠答结合起来，岑参的《送费子归武昌》是对友人及时建立功业的劝勉：“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剑锋可惜虚用尽，马蹄无事今已穿……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16]1125卢照邻与杨炯还为现实生活中具有侠义精神的人物作诗,如杨炯的《刘生》：“百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16]343

以游侠作为描写对象的宋词也不少，如朱敦儒的《朝中措》：“当年弹铗五陵间，行处万人看。雪猎星飞羽箭，春游花簇雕鞍。”[17]846毛开的《水调歌头·次刘若讷韵》：“忆年少，游侠窟，戏荆卿。结交投分，驰心千里剧摇旌。”[17]1361

元杂剧同样染上了浓郁的任侠色彩，体现在义侠剧是元杂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朴刀杆棒、绿林杂剧都是义侠杂剧，《六十种曲》塑造的侠义之士形象更是不可胜数。

东晋志怪小说《搜神记》中已有《李寄斩蛇》，唐传奇中早有虬髯客、聂隐娘等侠客形象，明清侠形象丰富多样，侠文化已经至臻完善了。《三言二拍》中的侠盗、《三侠五义》中的官侠、《聊斋志异》中的侠女、以《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武侠言情，以《七剑十三侠》为代表的武侠剑仙小说，以《施公案》为代表的武侠公案，都是此时期的典范。

综上分析，我们发现《史记》中的游侠形象奠定了游侠的基本品格：尚仁义、崇信用、重承诺。魏晋南北朝文人则在诗歌的视野里进一步拓展游侠形象，将为时为国纳入游侠的基本品质，自此，侠之大者：抒情言志，为国为民；侠之小用：感遇抒怀，它与尚仁义、崇信用、重承诺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了侠文学和侠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今天，我们读游侠诗，可以看到文人自我意识苏醒的进程，也能体悟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进取渴望和面对失意现实的彷徨愤慨，能够把握他们坎坷复杂的心路历程。游侠类诗歌虽然到后期固定化和模式化，但诗人融儒家入世的精神和道家消解精神于游侠形象为一体，借此言情抒志，体现了古代文人的气节与精神力量，在文学史上，有它特殊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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