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福 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长期以来，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来没有把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对等的国家来看待。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将自己作为平等一员，与中国进行平等交往。但是，西方列强偏要与中国进行平等通商，引起了乾隆、嘉庆等清帝的不满。在英、法等国的国势不如中国时，他们还能克制自己，但是他们在强大之后，开始用战争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规则。他们一面使用战争，一面利用国家平等权原则与中国交往。这使中国屡屡做出违反国家平等权原则的事，甚者引发战争。

国家平等权，又称国际平等权。虽然名为“平等”，但并不是绝对一样。按胡汉民之意，国际法上之国家平等，不是一切平等没有差异，而是“苟得为独立国，则国际法上立于同等地位，而有平等之权利、义务”。[1]945-946也就是说，国家平等权是独立的国家，如果不是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享有国家平等权，其次是说这些国家在国际法上是平等的，如同一个国家内部之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样。虽然一个国家内部常讲国内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很多方面难以平等，所以只能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平等就是将国内法律的平等上升到国际上之平等关系。

一、国家皆能独立，故能平等

国家首先能独立，才能谈得上平等。然而，国家平等权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上的国家有强有弱、有大有小，他们到底能否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平等呢？

如果仅从国家强弱的事实而论，那么国家平等权难以持久。罗连士就是认为欧洲六强国，即英、法、德、俄、奥、意，可支配欧洲全局，而美国在亚美利加大陆持孟罗主义(即为不干涉主义)为霸，如此而行，终将颠覆国际法之平等权。因为在他看来，国家平等权应为政治平等，不能恃强凌弱。[1]946罗氏之说，符合人类的正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之间也如同个人一样常常是欺软怕硬。胡汉民从此出发，认为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凌暴侵压是自然趋势，“一国之政治尚不能与其国之法律尽同其范围”，更不用说国际法上之强制力，所以国际法不能规律政治上的平等或不平等竞争。[1]946胡汉民之论，确实有些道理，因为弱小国家确实很难抗衡强国。即使有人让它去抗衡强国，它也难以伸张其意志。但是，如果由此得出国家平等说为荒谬的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胡汉民引用日本秋山雅之介之论，指出，那种反对国家平等的说法是混淆国际公法法则与国家势力之轻重，而事实上独立国家之财产权、管辖权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悉立于平等地位，在履行国际法法则上没有差异。[1]947

国家之间的法律平等比政治平等更有现实意义。正如玛尔丁所说，各国皆平等，小国弱国可以之为后盾，从而抗衡于强国大国。然而，胡汉民认为此说表面上与罗连士之说相反，实际上是从不同方面而言，两者并不相悖，因为同为国家即各有平等之权利、义务，“屏小国于国际法之外，不啻为弱者之不利，而强国之所损亦多，亦有怯于国际社会之舆论而不敢恣强暴以违法者，故小国得持以相抗”。在胡汉民看来，正是由于国际上有平等权，“虽有富于野心之强国，亦未闻举此权而蹂躏之”，例如各国与中国签订的租借条约规定“不妨中国之帝权”，英俄在协商设定势力范围时也说，“无有犯侵支那主权之意思”，此婉曲之文字虽侵中国之实权，表面上犹不失外交之敬礼。[1]946-947也就是说，由于国家平等权的存在，西方列强也不敢恣意妄为。但是，从胡氏之论，平等也只是表面上的，国际法可以成为强国欺负弱国的合法外衣。

威斯特历认为，国家平等权主要有二种。一是限于独立主权国，于其适用国际法而为同等地位。二是或之义务，如中立义务，举强弱大小完全主权国、一部主权国，皆负之为同等。然而，此二说有些自相矛盾，因为第一义认为非独立完全主权国为不平等，而第二义认为完全主权国与一部主权国为平等，实际上有的一部主权国没有派遣外交官、领事、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之权，其权利属于其宗主国或保护国。胡汉民也认为，威斯历特之第二义于义不完，因为言平等权必当重权利，义务亦相对权利而言，彼此相互各有权利、义务，始足言平等。胡汉民是比较认同第一义的，指出，各国惟各有主权，故能独立，而能独立，故能平等，即对于他国得自主张，其国为平等，他国相视亦不失为平等，如同一国人民皆有人格、能力，当为平等，而一部主权国、半主权国不为完全独立，不具备国际法主体之人格，其权利、义务亦必不平等，犹人格不具备之人于其国内法，亦不能与他氓齐等行使其权利、履行其义务。[1]948-949

威斯特历的《国际法要论》引滑铁尔氏之言，指出，国民当视为生活于自然状态之人格，故个人于自然状态为平等，各国亦同等，侏儒、巨人等为人，小国、大国等为国。威斯特历以其说为前提，认为国际法可一般适用。胡汉民则认为威斯特历所据为前提者足以证明强弱大小国之平等，但是不足以证明完全主权国与一部主权国之为平等，即使是国内法虽然不以侏儒、巨人而判别个人之权利、义务，然其无能力、无人格者终不能与有能力、有人格者得同等之法律适用，所以国虽弱小而犹有完全主权，即不失为独立，而得与强大之国为平等。[1]950

胡汉民非常强调国家平等权的主体是独立的国家。他认为，国家平等权是独立国与非独立国之界限，“其于法律上既不为他国所认，而其国亦不能自主张者，必其已失独立资格，已降为半主权国、一部主权国”，即使“独立之国而使降为半主权、一部主权国，则非由于征服或协商之合意，亦国际法所不容认”，所以“虽弱国与强国遇，其政治的不平等纵不可避，而法律上则固可以主张有国际平等权”，但是强大之国笼络弱小，“平等以礼义相接，其狡也”，“弱小国以为此等约，犹不失其平等而喜，其愚也”。[1]952

虽然大小强弱不同的独立国都有平等权，但是弱小国家也不要得意忘形，梦想与强大国家争衡。胡汉民在此点上是有见识的。但是，弱小国家也不能因其弱小，就盲从强大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战略虽然仍没有过时，但是强大国家和富足人民才是王道。

二、中国对藩属国的处理方式遇到了国家平等权的挑战

到了近代，中国的外交处理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法的要求。历史步入近代，中国仍然有许多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等。这些国家名义上从属于中国，由中国为其提供保护，但是实际上其内政是独立的。在西方国家平等权原则下，许多国家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受西方列强的控制和束缚，反而不能独立。

西方列强要进行通商，必然要打破中国的朝贡体系。实际上，中国在两者之间也是非常难受的。一方面中国要保护藩属国的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正是“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列强打着“独立”“平等”等旗号，与中国展开了在国际上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中国苦心经营的朝贡体系土崩瓦解，中国的藩属国纷纷离中国而去，但是它们的独立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独立，甚者被直接吞并，如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后设立冲绳县。而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招走错，满盘皆输”。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如何艰难地在西方国家面前“败阵”的，《民报》学人以中国失高丽为例进行了说明。胡汉民认为，中国失高丽“半由国力为之，半亦由外交之失败”，其中“授人以不直之口实者，则以宗属问题为主脑”。[1]950-951胡氏将此问题归于国力与外交两方面是合理的，但是恐怕并不是一半一半的关系，因为它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国力的衰弱。

外交确实很重要，例如1879年崇厚与俄国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后，清政府感觉到非常不满意，将其判为“斩监候”(即死缓)，另派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最终双方在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又收回许多权益。崇厚中过举人，是满洲镶黄旗人，办过洋务，了解西方大势，所以清政府才让他去与俄国谈判，可惜其徒有虚名，被俄国人玩弄，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为了了解西方文化，力学英语，可谓“学贯中西”，又做过驻英、驻法大使，对国际法深有理解，所以在谈判中侃侃而谈，俄国被迫让出《交收伊犁条约》中的许多权益。这说明如果中国人真正懂得国际法，能按国际法原则与他国交往，确实能得到很大好处，最起码不会丧失太多权益。从这方面来说，国际上并不是一味的“弱国无外交”。可惜，中国这样的人才毕竟太少了。曾纪泽虽然拒理力争，但是仍然将一部分权益给俄国，这说明外交是需要雄厚的国力作后盾的。从此而论，“弱国无外交”也是有道理的。

高丽自明朝以来，已具藩服之形式，对中国而言并非徒如国际法上所谓偶以强国之力左右之的情形，如果按照国家平等权原则，作为中国的属国没有与他国平等缔约之权。胡汉民说，其权实由中国握之，正是此意。但是，在1876年中国任其与日本结修好条约，其中第一款就规定，“高丽为自主国，而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这使中韩宗属关系殆归于无效。当日本使臣来华谈判时，清政府却认为，“朝鲜虽清国之属邦，然其土地非清国所领，故内治外交任其自主”。也就是说，中国承认朝鲜是独立的国家。如果从此而论，既然朝鲜独立的国家，那么朝鲜自然可与日本随意签约，中国反而处在不利的地方。胡汉民认为，中国认其为独立国，又犹争宗属之名，以致授人以口实，[1]950-951是有一定道理的。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是为了将朝鲜从中国的藩属中脱离出来，从而为进一步吞并朝鲜做准备。朝鲜虽然是中国的藩属，尚能独立，而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时，朝鲜反而逐渐丧失独立权。

“朝鲜”“韩国”和“高丽”是胡汉民用的不同称呼，且用法极其混乱。为了尊重历史，我沿用胡氏的称呼。高丽(918年-1392年)，是朝鲜半岛上的古代政权，被李成桂建立的朝鲜王朝所代替。1897年，朝鲜国王李熙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但它常被认为是朝鲜王朝的延续。为了区别于现在的“大韩民国”，它又被称为“旧韩国”。

1882年，韩京事变(即壬午兵变)爆发，清政府居间于日韩交涉，并保护各国使馆，而日本未经中国同意与高丽直接议定条约，规定朝鲜不用中国调停，各使馆亦毋烦其代为保护，妄图进一步控制朝鲜。中日双方一方面进行外交交涉，一方面都想派兵应变。清政府为了保卫藩属国的安全，出兵朝鲜，迅速安定了局面。在这次事件中，23岁的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坚毅勇猛，在平定兵变中功劳甚大。此事巩固了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但是日本也取得了许多特权。朝鲜自身的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但是中国和日本在朝鲜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

1884年，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欲挟持王室，国王李熙不得不向清军求助。袁世凯等人果断出兵，平定变乱，维持了中国的宗主权。但是，由于袁氏刚猛的性格，不仅遭到了日本人的切齿痛恨，受到日本人的多次暗杀，而且也遭到了同僚的排挤。李鸿章力排众议，多次支持袁世凯在朝鲜的举动。然而，到了1894年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中国人在处理中、日、朝关系方面再也无能为力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其政府又请求清军出兵援助。这是中国保护属邦之惯例，是正常的行为和举动，但是日本凭借其与朝鲜在1876年签订的条约趁机出兵，成立亲日政府。后来，在中日撤兵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被动。这个不争气的朝鲜最终引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朝鲜问题始终横亘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主点是属邦独立之辩争。日本以1876年条约为根据，认为高丽有国家平等权，而中国则以宗主国临之，反有蔑视第三国之条约的嫌疑。清政府既欲巩固中朝之间的宗属国关系，又听任朝鲜内治外交之自主，矛盾自攻，授人口实。日本运用国际法反而获得了西方列强的同情。中国本来在理，不仅吃了大亏，而且在外交上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胡汉民看来，清政府不知半主权国、被保护国于国际法上之性质，且不知国家平等权并非高丽所有，以至于进退失据。[1]951按胡氏之意，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不是独立的国家，没有国家平等权，不能独立与日本签订平等条约。甲午战争的发生，虽然是日本蓄谋已久，但是清政府不知现代外交惯例，被日本抓住把柄，亦是重要原因。

清政府的朝贡体系不能迅速转型，艰难地面对西方条约体系，致使中国差点被转死。越南、琉球等也是中国的藩属国，早已离中国而去。清政府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去积极补救，致使又被他国带入战争的深渊。本来中国属于正义的一方，但是按国际法原则反而处于不利的一方。

当各方都以为自己掌握真理的时候，就只能以战争决定雌雄。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不解当时的日本已经不是当年向中国学习的日本了，却还认为日本不堪一击，所以主战派开始时占了上风，但是不幸的是中国战败了。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屈辱，因为他们没怎么向中国学习，而且又是强国，但是一旦被长期学习中国的日本打败，立刻由自尊变得自卑。从此，中国人开始了一个矛盾的心理，既十分痛恨日本，又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强大。

三、国家平等权中的国家荣誉和仪式敬礼问题

国家平等权承认各国互相尊重其权利、义务，正如玛尔丁所说，国际法上国家于荣誉、道德之地位有同一请求权，犹个人在道义上之人格，所以有国家侵他国荣誉，则他国有要求损害赔偿之权利，但是不能维持其荣誉之国家失此请求权。胡汉民受玛尔丁的影响，认为国家荣誉之权利有二：一是国家表彰其国民荣誉之徽号，如旗帜、纹章、尊号等，轻侮之即轻侮其国家；二是国家尊敬代表国际交际之人，如果侮辱其君主或外交代表，可以为开战之理由。所以，胡汉民认为自古以来国家以其荣誉损辱而要求损害赔偿，甚或两国失和而以兵戎相见之事，不胜枚举。[1]953用中国古话来讲，即“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却经常违背此原则。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扣押英国使臣巴夏礼等39人。如果双方交涉不成，清政府可以不同意，但是却将他国使臣扣押。这是清政府无视国际法的行为，是蔑视他国的国家荣誉。再说，清政府扣押几个使臣对英国的实力影响根本不大，反而会激怒英国人，因为英国的使臣代表其国家的荣誉。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将扣押的使臣交还给英国时，生还的人仅仅有18名，其他21人已经被活活弄死了。虽然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中国掌权的人无视国际法，任意弄死他国使臣，更是给中国人的灾难雪上加霜。中国人长期没有人权，统治者随意扣上几个罪名，弄死几个中国人，是经常的事，所以随意弄死几个英国人，对中国人来讲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对英国人来讲，那是天大的事。可惜，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吸取其经验教训，进行趋利避害，反而愈演愈烈，后来直接又把德国的驻华公使打死了。这说明中国人不长记性，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虽然我们痛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但是从国际法来讲，德国力主侵华反而有其正当的理由，因为清军打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而驻华公使是其国家之代表。章太炎认为庚子联军之役是“师出有名”，[2]2416即属此意。有人认为，克林德作为驻华公使实为无理之至，违反了他的外交使命，被打死是咎由自取。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他是咎由自取，你随意取人家的性命也是不对的。对国内而言，我们都知道，任何人都无权任意打死他人，即使他是罪大恶极之人，因为他要交付法庭审判。如果你把罪大恶极的人私自打死，从情理上讲是情有可原，但是在法理上你也是在犯罪，你也要交由法庭审判，因为任何人不能滥用私刑。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不能随意打死他国的驻华公使，即使他在中国所犯的错误是罪大恶极。我们不是为克林德辩护，因为我们也非常痛恨那些欺负中国人的外国人，但是理性让我们必须思考这件事。实际上，在克林德被杀之前，所谓的“爱国者”早已四处破坏教堂，屠杀教民，甚至连洋人的妇女、小孩都不放过。清政府也不再按国际法原则保护外国使馆的安全，甚至鼓动中国人向使馆区进攻。这不能单纯地把罪过归于中国的普通人，因为这与朝廷大员的鼓动、利用有很大关系。这也说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根本没有现代国际法的观念。《民报》学人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自然将中国人的灾难都算在清政府头上，而忽略了中国人的愚昧。要不是当时朝廷上一些“有识之士”明从暗保，恐怕外国使馆早就被攻下了。如果使馆真被攻下，恐怕在后来谈判时就更麻烦了。

战争双方在战场上可以随时杀死对方，这无可指责，但是中国人打死外国驻华公使，总是有过错。特别是这件事，将中国带入了战争的更大深渊，使许许多多无辜的中国人深受其害，惨不忍睹，更是不值。克林德死后的次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实际上，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处理克林德，而不是将其打死。例如，中国可以要求德国撤换驻华公使；中国也可以宣布克林德是不受欢迎的人，将其驱逐出境；等等。但是，中国采取了最差的方法，即打死人。如果说清政府能在战争中获胜，我们也能扬眉吐气，可惜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了，中国人不得不承担其失败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所受的八国联军侵华之苦远远多于中国人加于洋人的罪恶。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许多信教的洋人欺负中国人，甚至很多加入洋教的中国人也欺负国人。他们加入洋教，情有可原，因为洋人势力大，正如易本羲所说，内地国民加入洋教是因为洋人有特别保护之权，国民反不得与其平等，若在内地，不入洋籍，便入洋教。[3]4076《霹雳埠商界来函》也说，华侨同胞幸得在外，若在内地，不入洋籍，便入洋教，焉得有国民之分乎？[4]3056可见，洋人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许多中国人寻求洋人保护也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与国家、政府的无能有直接关系。如果国家强大，政府有公信力，中国人没有必要依靠外国人生活。但是，他们反过来欺负自己的同胞则是可耻可恶。

胡汉民还特别强调了国家平等权中的仪式敬礼问题，指出，仪式敬礼为平等权之专属，假使其见黜而不争，则将不能维持其荣誉，所以其国实际上纵无所损益，亦不能强忍。但是，中国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胡汉民说：“凡今世列国之竞争，咸以实益，其自怙而排斥他人者，以规律出之，未尝授人攻抦也，而吾国民则未尽喻是。其所争亦恒在于实益，而意所拂逆，则将举一切报复之，而弗顾无实力以为盾。既郁愤不伸，为浅欲所驱，又轻妄弗择，于是所径情快心者，则惟国际上仪式敬礼之问题为最易犯。”[1]954

胡汉民认为中国人易犯他国仪式敬礼之原因主要是政府“为其戎首”，这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在庚子以前，“政府贱外”。康熙时代，清政府命俄使以三跪九拜之礼，乾隆时代亦以此胁英使(指强迫马戛尔尼三跪九拜之事)，而累代夸为美谈。二是政府贱外思想到义和团击戮他国代表而极，如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三是辛丑媾和，附觐见礼节，礼皆平等，此后政府媚外。在胡汉民看来，“凡诸仪式敬礼，自有惯例，无亢无屈，其自为谋，固不止于形式。其施于人，胡为俾之藉口。若我能内强，以恢复我国权，则外交之进步如见。彼徒为媚，以求无事者，尤可笑耳”。[1]955汪兆铭也认为，自满洲篡位以后，禁绝中国人与外国人交通，其与外人交接，觐见以三跪九叩为一大问题，初以献俘之礼待之，后以藩属之礼待之，此康熙以来之政策。[5]803《民报》学人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要宽容，不能自以为是，让别人一味服从我们的仪式敬礼。

清帝强迫西方列强的使臣行三跪九叩之礼，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经形成了习惯，在面对西方列强时自然沿续这一习惯。这是习惯成自然的结果。二是中国自古以来讲求华夷之变，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平等地对待他国，即使面对西方列强亦是如此。三是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也就是说仪式敬礼之争包含着国际上谁为主导的问题。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自己的国力已经落后于西方强国了。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国家的风俗和礼仪，决不应该加以改变”，“中国人的礼仪是不能毁灭的”。[6]369-370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是也有些夸张。因为中国人在经过多次惨败之后，逐渐接受西方列国的仪式敬礼的风俗。这种转变是痛苦的。当然，如果中国能打胜他们，他们也会听我们的。《民报》学人用国际法过多地批判清政府，忽略了中外较量不仅仅是国际法能解决的。如果各国都能和平相处，也就不会有战争行为了。

“落后就要挨打”，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事实上并非绝对如此，否则世界上就只剩下几个强国了。到了近代，清政府没有转变思维，无视国际法中的国家平等权问题，致使我们白白折腾了自己。近代中国人遭受的许多苦难都是西方列强造成的，但是中国人自己也加深了这种苦难。所以，我们一定要追随世界潮流，不能像清政府那样逆历史潮流而动。当然，国家实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重要的。任何蔑视国际法原则的人，都会被历史所玩弄，而任何忘了国家实力而只按国际法办事的人，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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