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静，曾福生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长沙 410128）

一、引 言

2003～2015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粮食自给率达95%，一定程度保障粮食安全（唐华俊，2014）。但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吴娟，2012）、粮食进出口贸易（朱晶，2003；倪洪兴等，2016）及粮食储备（刘颖等，2010；武舜臣等，2017）等方面分析，粮食安全问题仍不可掉以轻心。具体表现在：第一，我国粮食安全呈“三量齐增”和“三本齐升”新特征（罗必良，2017；曾福生等，2017）。第二，随粮食市场开放，粮食安全宏观调控政策出现“溢出”效应（肖小勇等，2014；李光泗等，2015），很多学者认为粮食宏观调控成本过高、效率逐年降低成为不争的事实（余志刚，2016；邓大才，2004），过高调控成本不仅增加财政负担，使托市收购政策难以为继，同时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巨大压力。

目前，我国粮食宏观调控形成政府调控政策主导市场粮价基本走向的格局（程国强等，2013），现阶段粮食宏观调控工具是否能有效调整国家粮食安全存在较大争议。我国在2004年和2008年先后推出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托市”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既得益于价格支持政策，也得益于粮食补贴等生产扶持政策、临时储备等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谭砚文等，2014）。调控政策工具通过影响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行为对粮食安全发挥调控作用。

如何科学合理构建适合当前背景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分析当前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存在问题及优化改进，有助于提高粮食宏观调控效率，对新时期调整和优化国家粮食安全调控政策体系具有探索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