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磊 刘慕玲 陈丹

摘 要：从古到今，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岭南商人。而在现今，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要了。在岭南传统文化影响下，广东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和岭南文化特点的关联之处，提出提升岭南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岭南传统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广东企业

经过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企业不管是在规模还是业务水平上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企业的经济权利也在相应地膨胀。企业作为多方契约的主体，权利与责任要对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也相应增多。因此，政府加大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在法律法规管制方面也加大了对企业缺失社会责任行为的惩罚力度。最近几年监管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旨在鼓励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1-2]。从2009年开始，证监会要求上交三类共260余家上市公司必须随年报一起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了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行列。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已经日益为公众所认同。

我国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国内的大多数研究是直接参照国外的概念与理论，并没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与时代情况的不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仅仅依靠从西方引入的基本理论作为依据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作者所处的广东省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上，一直是中国企业的排头兵和表率。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舶来物，在进入岭南地区后，要想在此处生根发芽，充分发挥其作用，还需要与岭南传统文化相结合，便于当地企业家能够更深地理解和践行社会责任。本文也是在此领域研究的一个尝试，以岭南传统文化为大背景，研究广东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为广东本土以及中国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的演进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于21世纪初的美国，是当前企业伦理学和管理学中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雏形阶段在1950年；1960～1970年得到进一步发展；1980年出现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的研究；1990年进入战略研究阶段。进入21世纪，诸多学者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对象和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然而，西方学界至今对企业社会责任未形成统一的共识。

外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相应呈现出各时期的特点。“商人”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单纯从商人道德伦理角度出发，着重强调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期望的目标与价值，制定符合道德伦理的企业决策。企业社会责任一元论认为，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在符合社会制度下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1967年，戴维斯将企业社会责任从狭窄的商人角度扩展到机构和企业，为以后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拓展了范围。企业法人实体承担的就不再只是管理者的责任了[3]。1963年，为了对应“股东”概念的企业社会责任一元论，斯坦福研究所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弗里曼认为“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在实现目标时所影响的个人和人群都是利益相关者”[4]。2007年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表明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他认为企业如果能正确地看待社会责任，将其放在战略地位来看待，而不能仅仅只是把它看作一项成本或是一种约束，或者只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有目的、有步骤地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给企业带来社会认可，还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机会和竞争优势[5]。

目前，我国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着重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研究、企業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还非常少。究其根本，是因为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进行结合。其实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很多观点是互通的，如何利用这种互通性，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缩小企业实践与学术之间的差距、加强企业责任导向的文化建设，真正将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岭南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对岭南企业管理实践拥有的影响力不言而喻[6]。考虑到岭南文化中的重商情结，以及它的包容性、务实性、创造性、辐射性等文化特点，十分适合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引进与发展的试用点，再以点到面，推进我国社会责任发展进程。比如改革开放时期，广东地区作为经济改革试验点，就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有关岭南传统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关系研究文献鲜少，几乎无人涉及，目前尚无体系性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上，以企业社会责任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进行检索，只检索到9篇相关文献；以企业社会责任与岭南文化为主题进行检索，仅有1篇，可见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之少。本文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现有理论出发，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和岭南文化特点，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是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文化相关文献的有效补充。

岭南文化特点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所谓岭南是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这五岭之南的地区，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及江西五省区交界处，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区，河流众多。从地域上来讲，岭南文化又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一个地区的文化内涵和特点，必然离不开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的作用，岭南文化也不例外。岭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岭南文化自古就形成了重商性、包容性、创新性、辐射性等特点。下面就其特点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分别进行论述。

岭南文化的义利观

地处南海之滨的岭南地区，贸易素来发达。处于岭南中心地区的广州，贸易历史悠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是中国最古老的海港城市之一。在秦汉之际就是南中国贸易发祥地之一。这种特殊的经济地缘性，使得岭南传统文化弥漫着浓厚的商业特性。

岭南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中原本土，加上其在气候上从古到今就是充满瘴气之地，在唐宋两朝，岭南是犯人流放之地，岭南自然条件、地理区位之恶劣，可见一斑。地处偏僻，山多地少，再加上南岭山脉这一天然屏障，与中原的交通极为闭塞。正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所说的：“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但与此同时，也免受了北方的战乱之苦和政治风波，相对其他地区，儒家 “重农轻商”思想对岭南人民的影响不大。致使此地形成重利实惠的社会风尚，商业气氛浓厚。在这种商业氛围的影响下，岭南的文人学者都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是国家的命脉。明清之际，岭南地区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儒商”。

从秦汉以来，大量移民进入岭南，随着几次大批北方移民的涌入和北方官员的陆续贬谪，他们带来的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当地生活经验等融合，融合了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文化，受到了正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发祥于中原地区，其核心之一是重义轻利。所以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岭南文化形成了其独特的经营管理文化：一方面是功利主义的，即在诚信经营、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尽量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在商业经营中将儒家的义气精神渗透其中。

孔子提出的中庸思想，保持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万事万物讲究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借用它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合宜的。不可以用过于极端的态度对待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非黑即白的处理方式只会加剧矛盾，激化冲突。这与岭南文化强调“义利兼具”是一个道理。而且，从根本上讲，企业的重利性并不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相矛盾。“义”与“利”是可以共存的，甚至“義”还可以服务于企业的“利”。绝大多数的研究发现，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两者成正相关关系。虽然，从短期效果来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现金白银流出的可能越多，在财务报表上体现突出。但是，从长期效应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降低企业价值。企业“义”的行为，达到一定的积累后，会提升企业的社会信任度和美誉度，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这些都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竞争优势，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和价值。当企业发生不良事项时，以前的良好形象会让企业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谅解，为企业抵消一定的不良效应，达到规避风险的作用。

岭南文化的包容性

岭南文化的包容性主要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是岭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其远离政权和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也就是由于岭南文化植根的地域偏离了传统文化的起源地。这种地域上的偏离性正为岭南文化自由发展提供了土壤，促进岭南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岭南从古到今，由于其地域偏于一隅，同时处于我国南大门，海岸线长，像珠江大的出海口就有8个之多，小的出海口更是不计其数（黄河只有1个出海口，长江有2个出海口），对外接收信息的机会比较多，与海外联系频繁[7]。

以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为例，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城市，同时是南中国优良的港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已经成为对外港口城市，同时为中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时期，至东汉已经发展为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至唐宋元时期，广州已经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明清两朝，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了倒退的迹象，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实行了贸易禁运。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大港的地位仍长盛不衰。

在文学艺术上，岭南人既有粤剧等地方特色的艺术，又是全国最早传入外国电影的地区。在宗教上，道教经由中原内陆由北向南传入岭南地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皆从海上之路散播到岭南一带。同时，唐代岭南新州人（今广东新兴县）慧能禅师，在得到黄梅五祖弘忍法师的衣钵后，在岭南创立禅宗南派，影响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岭南的地方语言主要是在秦汉以来传入的中原官话与岭南古代方言的融合、中原军民的南迁等等，岭南地区现今主要有广州方言、客家方言、潮州方言和海南方言四种方言。同时，近代英语等外语的传入，在岭南地区的今天，尤其是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外语（主要是英语和葡萄牙语）与本土方言、普通话并行不讳。以广府话粤语为例，继承了古汉语的音韵，比如古代汉语的入声，岭南方言中吸收和保留下来了，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

在对待异地异质的文化问题上，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文化，表现出非凡的气度和胸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将外来文化融入岭南本土文化中，兼容并包，并能快速将其外来文化融入本地文化，创造出新的火花，展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和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众多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下的定义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佐治亚大学教授Carroll提出的“社会责任四成分说”，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还对这四部分给出了相应的权数[8]。岭南文化的兼容性正是企业社会责任各内容和谐统一、多元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岭南作为中西文化的交融地，在西方早期“股东至上”的管理理念和儒家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双重影响下，达到的“义”与“利”两者的兼容平衡状态，符合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趋势，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发展和推广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岭南文化的创新性

岭南文化的包容性绝不仅仅只是将中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简单地糅合在一起，它的创新性没有辜负其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如果说开放性是岭南文化的对外姿态，那么它的创新性则表明了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理解。若岭南文化并没有真正接受和欢迎外来文化的话，是极难将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进行融通，进而做出创新的，而岭南文化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浪潮中，岭南企业一直充当着排头兵的角色，在改革开放事业中一直冲锋在前，敢为人先。岭南文化的思想理论、大众饮食、审美风格、民风民俗皆体现出岭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通性。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民俗进入岭南后，很快与当地的生活方式相结合，尤其是饮食文化。任何一种饮食文化进入广州，都会很好地被当地融合，所以素来有“食在广州”一说。

如广东凉茶是典型的中原文化中医草药方与岭南传统医学经验的结合。与传统的中药方剂需要经过一系列“望、闻、问、切”等步骤再开出的方剂不同，广东凉茶配方是根据岭南一带群众的常见多发小疾而制定出来，由于适应性广、实用性强，现在已经风靡全国（以红罐凉茶为首）。在思想理论方面，岭南文人志士的开创之风由来已久。唐代的张九龄一洗当时的脂粉之气，开创了诗歌的清淡之风；六祖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使佛教烦琐的哲学简易化、平民化，为佛教的传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陈白沙创江门学派，早于王阳明走向心学，是明代心学开山祖师。如此等等，无一不体现出岭南文化开拓创新的文化特质[9]。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和多元化融合的特征，正与企业社会责任四重关系统一融合类似。这种融通性使得岭南企业更容易获得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利的一面，同时吸收企业社会责任最新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文化融通的前提下，对我国社会实践做出创新，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丰富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

岭南文化的辐射性

在经济方面，因与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在地理和文化距离上相距甚远，广东地区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后来得益于岭南地区具有较长的海岸线，瓷器、茶叶、纺织品等产品的出口贸易日渐发达，广州成为全国主要的海港城市，甚至一度成为全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岭南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行列。“随着广东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广东相邻的省份，如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广东辐射影响。” （颜广文《古代广东史地考论》）

在思想方面，由于岭南地区的天然地理区位，明清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广东地区作为全國唯一的对外开放门户，没有因此而停止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交流，吸收了包括民主、独立、平等西方现代先进文化成分。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当中，产生了一大批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掀起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如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由此创立了最具时代精神的“三民主义”学说。翻开近代史，几乎所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变，都与岭南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广州起义，到邓小平以广东为前沿和窗口实行经济改革和实践的探索期，无一不昭示着岭南文化对周边地区，甚至是对全国范围的巨大辐射影响。

岭南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这种辐射性特点，再加上岭南地区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在岭南地区率先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标杆，帮助岭南企业家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对加快其他地区深入发展和推广企业社会责任进程，帮助企业建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起到有效的模范作用。

启示和结论

企业是否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会损害股东利益，违背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义”与“利”的角色划分问题。在“义”与“利”之间的权衡，岭南文化中所形成的在诚信经营、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尽量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的社会责任观是合适的。再加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岭南自古就是中西方经济文化汇合要地，素来有“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的美誉，说的就是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这种文化特点可以很好地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水土不服”问题，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家接受和理解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责任理论。以岭南为试验点，将其成功案例和理论成果辐射到全国各地，为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明道路。

但是要注意一点，由于岭南文化远离正统的儒家文化，岭南文化内涵中文化责任感没有正统儒家文化那么强，再加上在岭南文化中，商人的地位比较高，重商务实性成风，容易滋生及时行乐的思想。这种及时行乐思想在正面的时候，是能够促进岭南企业家奋发向上的精神；但是一旦过度享乐，容易背离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的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所以在岭南地区构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还需要注意提升粤商企业家自身修养和相关理论知识。

总之，岭南企业家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上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这是岭南地区独有的文化特点所赋予的，光荣而富有艰巨性。岭南企业一直都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振兴发展的路还很漫长，而作为其中重要的一支力量，岭南企业起着十分重要的带头示范作用。利用岭南文化特质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更好地付诸于企业实践，建立符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的社会责任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群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基金项目：本文系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 ”规划2017年度优势重点学科建设专项“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XJZX201712；GDXK20171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7年度校级教学研究立项课题“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课程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嵌入研究（项目编号：GWJY2017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黄磊、陈丹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刘慕玲单位：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晓，范英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综述[J].财政监督，2016（02）.

[2]冯丽艳，肖翔，程小可.社会责任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效应——基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6（06）.

[3]武腾，刘春.企业社会责任国内外发展研究：一个综述[J].科技和产业， 2014（06）.

[4]弗里曼 著，王彦华，梁豪 译.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2006.

[5]迈克尔·波特，马克·克雷默，石志华.战略与社会：竞争优势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联系[J].商业评论， 2007（11）.

[6]陈建森.关于区域文化研究视域和价值取向的思考——以岭南文化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7]吴国钦.岭南文化特色管窥[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8]Carroll，A.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4（04）.

[9]唐孝祥.试论近代岭南文化的基本精神[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