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梅

语文教材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依托，具有“固守经典”和“应时而变”的特性。所谓“固守经典”，是指语文教材中总会保留较多数量的经过时间检验、为大众认可的文本；“应时而变”，则是指紧随时代发展产生的新作品，它们虽未经时间淘洗，但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毋庸讳言，对这两类文本的取舍体现了教材编选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眼光。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开展，晚清“诗界革命”中酝酿良久的新诗的出现，给当时国文教材编选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入选开明国文教材篇目概览

新诗面世仅十余年，便受到教材编选者的青睐，他们从中甄选出不少作品，其中不乏以后成为“经典”的诗作，这是其他文类未曾出现过的。

下面拟就开明派在1932年7月至1948年8月所选国文教材新诗篇目作一系统分析。其间，开明书店共出版中学国文教材21种圈，笔者所见18种，除文言类和理论类教材未选入新诗外，其余以语体文为主的学生用书及教师教学参考书，多数选了新诗。现将选人新诗的9种教材按出版时间先后列表如下：

二、新诗选辑：注重诗艺，紧随时代

在新诗草创期，开明派遴选新诗进人教材时，既有所侧重，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目的是“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在此沿用艾青为《1927-1937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作序时对1917-1927年的新诗分类法，把开明派选人教材的新诗种类作区分，并对其新诗选辑的倾向性作出梳理。

1.自由体诗歌：钟爱追求自然之美的平民风格

胡适于新诗体建设初期提出“诗体大解放”，要“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并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实际是把历来被贵族垄断的诗歌真正纳入了“平民写作”的轨道。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等在行动上最先响应。开明派秉持“为人生”的文学教育观，对新诗草创期的自由体诗歌选辑最多。此时期，周作人的诗作多表现对朴素的自然景物的欣赏与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被誉为白话诗史上第一首长诗的《小河》，深得胡适赞许，认为其在诗体解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可与鲁迅并提。茅盾则认为《小河》“思想内容充溢着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艺术形式力求自由开放，风格情调冲淡自然含蓄”。《两个扫雪的人》《画家》《慈姑的盆》等亦是从平淡生活中发现美的“平民的文学”样式。

沈尹默善于“化用旧诗意境手法又立意高超、体现时代精神”，其代表作《三弦》是新诗草创期不可多得的佳作，朱自清在《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选诗杂记》中着重指出：“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漏的。”此外，沈尹默的短诗《生机》，因为“深含着诗人对五四时代的敏锐感受和深刻的哲理思考，洋溢着乐观向上、胜利在望的时代感奋”，在当时也备受称道。

刘半农代表作《一个小农家的暮》，将浓浓的思乡之情浓缩在暮色中一个小农家的平凡院落，堪称新诗草创期的经典之作。诗中农妇、农夫和孩子们最家常的生活片段，却给人留下鲜明印象。该诗和《三弦》一样，在开明书店国文教材中入选频次最高。

从选诗数量和频次可看出，开明派对周作人、沈尹默和刘半农等的自由体新诗推崇备至，主要是因为其不仅诗艺高超，而且彰显的是“为人生”的平民化立场，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2.“新月派”诗歌：注重社会内涵和美感特质

鉴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过于晦涩难懂的特点，开明派教材未予选录。但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受到质疑的“新月派”诗歌，在其他教材基本予以回避的情况下，开明派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选人了部分诗意美好向上的诗作。

1946年《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第二册选人闻一多的《一句话》，1948年《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第一册选人《一个观念》和《发现》。这三首诗均揭露了军阀混战下的社会黑暗。编者在《一句话》课后提示中强调，“‘五千年没有说破不是永远不会说破，好比缄默的火山会有一天要爆发”，不仅点出全诗主旨，也表明了既重诗艺又关注社会内涵的编辑理念。

“新月派”诗人群中，徐志摩最负盛名，其诗作技巧圆熟且章法整饬，但常“表现空虚的内容”，并因显示了“贵族化”倾向而受到鲁迅驳难。开明派避开此类作品，于1946年11月首次将《再别康桥》选人《开明国文讲义》，并指出这首诗是表达“留连景物、依依不舍的情怀”，显示了开明派对诗艺的推崇和过人胆识。

另一位在当时颇引人注目的“新月派”成员朱湘，诗歌“意境优美，音调叮当”，但同样被认为思想“极虚无”，又加“旧词藻”和“旧情绪”过多，被多数教材编选者忽略。王伯祥1932年编《开明国文读本》选人其《棹歌》，既能让学生了解《棹歌行》这一古乐府瑟调的文学样式，又能领略“赛船时的快乐”。

3.革命詩歌：关注反映时代风貌和大众呼声的诗作

开明派的新诗选辑也受到政治生态的影响，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实行残酷的“文化围剿”，一些有鲜明斗争意识的诗人，如殷夫、应修人、冯雪峰等的诗歌无一入选开明国文教材。其中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得到鲁迅的极高赞誉，称其“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艾青也认为殷夫的诗“在他生活的时代，都是不同凡响的”。然而，这类既有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又不乏艺术魅力的新诗作品，却在当时的国文教材中缺席，不能不说是时代的遗憾。

临近“解放”，新诗以前所未有的比例进入《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仅第一、二册就选人新诗17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是诗人1919年创作“爆发期”的作品，激情澎湃，气势壮观，表达了诗人“把自己献给祖国，献给人类”的壮丽豪情。这样的主题，切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们渴望重整河山、投身新生活的美好愿望，也折射出开明派希望中学生发愤图强，回报祖国的殷切希冀。田间的两首街头诗《生活》《多一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战斗的情绪和呼声”。臧克家的《老马》《鞭子》《老哥哥》等诗，依然延续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上述诗作的人选，显示了开明派立足社会现实、关注劳动人民苦难的初衷，标举的仍是“为人生”的旗帜。

马晗敏认为，民国时期，新诗的传播方式除发表于报刊或整合于诗集出版外，最常见的仍是被选人教材，通过教育途径为学生熟知。作为教材，其主要功能，应起到承载大多数经典（或经典的一部分）的作用。因此，教材编选者在选入新诗作品时，就要本着能为后世流传经典的宗旨，让具备经典要素的多数新诗进入教材。开明派选辑新诗所依据的“为人生”和注重美感特质的标准，本身就为新诗的经典化提供了准绳。

三、新诗欣赏指导：注重意境节奏和鉴赏“意思好处”

开明派多数成员如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郭绍虞、刘大白等都进行过新诗创作，开明派主将叶圣陶更被认为“最初是以诗人出现在文坛的”。鲜活的创作经验使他们对诗歌有了更多的思考。叶圣陶认为诗歌对于涵养年轻人的性情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学生们能从诗中得到教益，但要使中学生“真能享受诗，自非在国文课内认真指导不可”。因此，在叶圣陶的教学、编辑活动中，始终把指导学生欣赏诗歌放在第一位。归纳起来，开明派在新诗教育理论方面的探索成就如下。

1.独钟节奏和意境

开明派十分注重新诗的节奏美，认为新体诗“虽不一定要押韵，但自然音节还是要讲究的。必须洗练得十分精粹了的，音节又和谐，又自然，才配收容到新体诗里去”。如上文提到的入选频率最高的沈尹默的《三弦》，备受推崇的除了意境美，其节奏之美也最为诗家称道。

在新诗选辑过程中，对刻意追求形式的诗作，开明派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并对过于注重形式的新格律诗提出批评，认为其先天不足之症“是受西洋诗的影响”，“勉强押韵的痕迹非常明显”，并宣称“新体诗既不依傍我国从前的诗和词、曲，又何必去依傍外国的诗。新体诗应该全是新的，形式和意境都是新的”。

开明派在编选新诗时，把“意境”的有无看作新诗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认为：“语体诗犹如卸去了衣服和饰品的裸体，这裸体就是诗的意境。”甚至认为“凡是含有‘诗的意境的都可以称为诗”，把诗艺的高低，归结到“意境”的有无，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上。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开明派的“意境论”与王国维“境界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2.注重“意思好处”的鉴赏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新诗出现时间短，多数教师对新诗不了解、不赞同甚至排斥，新诗鉴赏成了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梁实秋评价当时大学生的文学鉴赏程度时说：“现在的清华能赏鉴文学的是极少数。除了在别种艺术中享乐的以外，大半是在沙漠里涸着。受到文学泽润的范围，尤之沙漠中之Oasis。”当时的文学鉴赏水平，尤其是新诗鉴赏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开明派在新诗鉴赏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叶圣陶反复强调：“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爱憎不应该是盲目的，只是觉得好或觉得不好还不够，必须进一步追究它何以好或何以不好。诗学的任务就在替关于诗的事实寻出理由。”朱自清在《新诗杂话·序》中说：“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朱子说‘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晓得文义有时也不易，‘识得意思好处再要难些。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

这类尝试在教材的课后提示中多有体现，如王伯祥编《开明国文读本参考书（二）》分析周作人《两个扫雪的人》之所以“音节自然，毫不觉得生拗和做作”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其用韵特点，令人叹服。另外，沈尹默《生机》课后“敷演”部分通过对比前面一文一诗均给人“寒冷萧索”之感，而此诗却“从积雪的余威之下寻见了草木的生机来”，从而让学生领悟到此诗的独特意蕴。

开明派还十分注重对文本欣赏层次的分析，如《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本上）第一册艾青《太阳的话》课后提示：

[一]先说打开屋子的窗子和板门，次说打开心的窗子，太阳的深深的爱，要达到人们的心里。

[二]太阳带着的东西全是可爱的，有生气的。

[三]眼闭着，看不见太阳到来。心的窗子关着，接受不了太阳的爱。张开眼，打开心的窗子，那太幸福了。

为了引导读者了解“太阳的话”，编者采用层层剥笋的方式，分三层来展示诗中深意：让“太阳”的“爱”与打开“心的窗子”的幸福融合为一，显示了编者在新诗鉴赏方面的独特匠心。

在同本教材《一个小农家的暮》的课后提示也颇耐人寻味：

[一]这是一家很过得去的农家，夫妻和孩子都是无愁无虑的。

[二]说“一、二、三、四……”是顺次序，说“五、八、六、两……”算什么？

提示[一]中“很过得去”和“无愁无虑”揭示出这是一幅令人向往的“家庭生活图”，可谓画龙点睛。提示[二]则引导学生思考故意颠倒数词顺序到底有何深意，亦是“识得意思好处”的典型体现。正因为“开明派”的教材编选者有着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才能让学生避免浮光掠影的時间耗费，领略到诗歌的深层意蕴。

综上，开明派在新诗教育探索中，除致力于在教材中选入最能及时反映时代风貌和具备美感特质的新诗篇目外，还积极寻求指导学生欣赏新诗的方法，在意境节奏和鉴赏新诗的“意思好处”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