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颖

烟台大学，山东 烟台 264005

一、匿名告为罪

自商鞅变法起，鼓励告奸制度开始盛行，投书罪也油然而生，自秦汉以来，匿名告诉事件不绝史书，例如《史记》曾记载酷吏张汤的下属鲁谒居匿名告诉李文，“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①随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至唐开始严厉打击匿名告诉的现象，中国古代惩治匿名告的法律规范经历了重要的转折点。《唐律疏议》第三百五十一条匿名告为罪所体现的立法目的在于“塞诬告之源，以杜奸欺之路”，②本罪所打击的是人性的劣质因子：出于私利想要陷人于罪刑之中而自己脱身于事外的阴暗心理。“贪吏狡吏，蓄私憾以仇人。馋夫佞夫，扇狂言而害物。”③匿名告案件多发生在与被举报人有私仇的情况下，投书人多因为报复心理又不愿“光明磊落”的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于是选择了做“小人”，匿名告诉他人之行为。其正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道德观，也符合西塞罗所提倡的正义性。

二、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受告不救助

自先秦变法首创“什伍连坐制”之后，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便开始与法律有所关联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虽然摒弃了“什伍连坐制”中功利的、残酷的弊端，但是邻里之间密切的联系还是保留了下来，中国古代的基层社会组织以乡里为基础单位“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周礼》，本条疏意记载)，使得邻里之间互相构成了特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