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楠

摘要：苏轼作为我国传统文学领域中的一代巨擘，在书法艺术、宗教文学、艺术行为领域和词赋创作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北宋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苏轼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思辨能力探寻诗词曲赋的创新途径，逐渐将传统音乐美学元素与词牌创作格式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文学体系。鉴于此，本文就苏轼词曲创作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展开详细的分析，并提出具体的研究思路，以供广大读者借鉴。

关键词：苏轼；北宋文学；音乐美学；问题研究

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且不论苏轼的政治成就及影响，单就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而言，显有后来比肩者。“一门三文豪，未语天下知”。这是鲁迅先生对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的评价。苏轼的父亲苏洵作为文学艺术之大成者，善于弹琴，对音乐尤为喜爱。苏轼在其父苏洵的影响下，少年时期就对传统古典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善于弹琴、吹箫、古筝、吟诵和唱，而且对音乐作品善于批驳，有着独特的音乐批判思维，在青年时期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音乐鉴赏家，有着突出的音乐才能。独特的音乐审美意识和鉴赏批判思维成就了苏轼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有正面积极的音乐物象元素，也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可谓集音乐批判矛盾于一体，优美中蕴含批判，批判中流露赞赏。

一、苏轼的音乐文学辩证思维

北宋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巅峰时代，在这个充满政治变革与贸易元素的文化时代，音乐作为介乎文学与艺术之间的韵律意识，受到众多文学家的追捧。苏轼既是音乐大家，也是大文豪，他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富有音乐韵律特色，这种源于他自身音乐行为化表达方式的艺术元素在其创作体系中常常被用到。《水调歌头》作为耳熟能详的词曲作品，在其内部词语框架中就有着极为鲜明的''音乐韵律''特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是典型的词牌格式，而标点前的尾音字“阙”与“年”是古代音律的中的标注，苏轼将其运用到词牌框架中，加重了词语的读音，让词句的感情程度更深，逻辑架构更完整[1]。在不同词牌语境中，苏轼常常以“自我物化”的音律升华方式作为文学表达手段，《前赤壁赋》中苏轼有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种借用文学物象和音律升华为情感表达手段的寓意描述增强了作品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让作者的文学情感得到了全面的升华。可以说，苏轼的音乐思维以“物象表达”和“寓意联系”，借助音乐的“韵”与“律”来阐述自己的感情变化和情感变迁。

二、苏轼音乐美学思维中的宗教意识

（一）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宗教思想是苏轼音乐美学思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佛、儒、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苏轼在文学创作中和音乐表达中也经常会流露出这种情感。苏轼大多数文学作品中都有着自然洒脱之情，这种文学表现既来源于苏轼外放的音乐审美和自主性的音乐物化，也来源于儒家关于“君子”的行为及言论。苏轼的一生颇多流言与争议，面对政治上的怀才不遇之感，苏轼的音乐言论及活动大多以“弹琴抚筝，饮酒吹箫”为主，这种情感排泄方式，后人大多可理解，而这种出于“君子之礼”的感情宣泄行为就非后人可理解了。苏轼自幼受到儒家封建文化的影响，对“君子之礼”“君子之交”的行为看的很重，在他的身上一切源于音乐情感的行为表达都要符合儒家的“君子之行为”，情感的外放是君子之行的表现，不能超过“君子之礼”的界限。

（二）佛家思想文化的影響

在北宋极度开放的贸易环境中，苏轼在寻求文学突破的过程中，也在以极大的精力来寻求音乐新义。传统文化下的音乐往往以乐器演奏、歌颂的形式表达，音与律在节奏上总有所偏差，不能完美的契合在一起。面对这种情况，苏轼寻求音乐革新，在借用词牌表达音乐韵律的同时也在寻求新的演奏方式，吹箫、抚琴、鼓瑟、击鼓、撞钟就成为苏轼表达自身音乐情感常用的方式，利用不同的击打乐器和管丝乐器配合演奏进行情感表达[2]。而在这种寻求多种乐器配合演奏方式突破过程中，苏轼善于从佛家文化中找寻归属，他常常游走各地的寺庙，从寺庙的暮鼓晨钟中来探寻心灵的归属。在苏轼的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苏轼独情于明山大川，对山间寺院尤为喜爱，经常与寺院的僧侣探讨文学、乐律、宗教文化，寻求音乐、文学境界上的突破。

（三）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对于前人忽视音乐的文学作品，苏轼大胆运用创新手法，使文学作品音乐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促进音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道家的无为思想和庄子的齐物观在苏轼的音乐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前赤壁赋》中的“羽化而登仙”，亦或者是《水调歌头》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这些天上宫阙，神仙之名而撰写的词句都源于道家关于羽化而登仙的价值定论，苏轼也正是借助于道家的这种齐物观点，将自己看作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以成仙为最终目的，无为而有为。

三、苏轼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突破和创新

（一）在文学形式上进行突破

苏轼音乐思想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突破和创新，他经常利用隐括词来增强文学作品的说明力，表达自己的音乐情感。与原作相比，隐括词在审美方面增加了一些元素所没有的价值内涵，最为明显的就是增加了词的音乐性，适用于歌唱表达。在很多隐括词的序文中苏轼都标明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将诗文词赋改写成也可以配乐的音乐作品，通过苏轼的这种努力，这些著名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文学生命以外的音乐生命[3]。苏轼是生活在一个词可入口流行传唱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们文词和音律两者皆修，才能成为杰出的词人。苏轼经常强调词与音乐要结合，使宋词的词作和演唱焕然一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以后形成了文学史上的苏辛词派。为了文学内容的充分表达，苏轼在音律对内容表现出线方案时，敢于突破已有音律的束缚。苏轼的词大气而豪迈，在创作机制上他经常将磅礴的气势导入到音乐系当中，方便后期作词者随时修改并入口传唱。苏轼在音律与文学的关系方面做法上比较大胆，态度上比较灵活融通，在音乐和文学感情联系方面作出了较多的努力，经常采用不同的表达机制表现词作品的灵活。

（二）在内容机制上进行创新

苏轼的音乐思想变化万千，富有独特的文化魅力，词牌是音乐音乐体系中的表达方式，音乐与文学互融互通，铸就了文坛新的生命力。苏轼的词作品与文学作品交叉融合，共同突破固定的模式。在《赤壁赋》中“大江东去，浪淘尽”。七个字的用法，不仅赋予了词作品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更表达出苏轼作为后来者面对历史变迁，江山社稷的感慨之情。这种情感像是音乐又像是文学，在这种音乐与文学相互交融的状态中，苏轼大胆革新，创新宋词表达手段，将音乐思想融入其中。

综上所述，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介乎音乐和文学的一种思想感情，在这种思想意识中具有的宗教文化特征，也有的来源于苏轼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在北宋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中，苏轼多方面汲取优秀的文化成果创新音乐与词的表达方式，将二者有机融合，融合到同一表达机制中，以音乐来增强词的情感，以词来阐述音乐感情。

参考文献：

[1]陈莉.从“神秘感应论”到“声无哀乐论”[J].求索，2017（09）：14-17.

[2]王洁.《音乐美学》课程教学设计[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7（02）：19-21.

[3]胡贞宇.“和”精神视角下音乐美学教育“意境”展示——评《音乐美学基本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6（22）：31-34.

（作者单位：吉林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