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出版科学》

2018-01-17蔡学俭

出版科学 2018年6期

1 引言

我一生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大变革，目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战胜美帝国主义，一雪百年国耻，扬眉吐气，挺立于世，富起来强起来，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艰苦历程，感受到莫大的欣慰和自豪。躬逢盛世，万千欢喜，百感交集。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出版科学》创刊二十五周年，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我有许多话想说要说。感谢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感谢同行同志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亲友的理解和鼓励，在近几年的几篇文章中先后表达了我的怀念和心情。这里只想说一件事，就是我和《出版科学》的交往与情谊。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2016年至2017年，接受蔡姗、欧阳敏两位博士的采访，我口述了从事出版工作的经历《我的出版之路》，其中谈到我的出版科研与实践。从1950年至今，我从事出版已历68年，其中与《出版科学》的关系，从1986年到现在有32年，就是说，我的出版工作中有近一半时间与《出版科学》结缘，包括创办、主编、顾问和关心，但在口述出版历史时由于篇幅有限，言犹未尽，着墨不多。今年正值《出版科学》创刊二十五周年，我年事已高，一些往事牵延日久，恐湮没失闻，因此想再谈谈与《出版科学》的不解之缘。

2 《出版科学》的试刊和创办

2.1 试刊经过

改革开放促进了出版工作和科研的改革开放，出版工作和科研的改革开放离不开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就出版科研来说，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980年，那年《出版工作》发表了陈仲雍的《科学地编辑和编辑的科学》，文中设想了一个编辑科学的体系。同年，香港海天书楼出版了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报纸编辑学》。这几年可以说是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兴起阶段。

1983年和1984年是编辑学、出版学研究的勃兴阶段。以1983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召开的首届出版研究年会（广西阳朔年会）为契机，掀起了全国性的研究热潮，全国254位作者为年会提供了247篇高质量论文，其中论述编辑工作的有132篇，会上宋原放作了《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发言。同年，武汉大学在教育部和新华书店总店支持下创办了图书发行专业。1984年7月25日，胡乔木致信教育部提出“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希望“促成这个专业（或编辑、新闻专业）的诞生”。1986年1月4日，胡乔木同浙江省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大学办出版系，是我的建议。不要办那么多的新闻系，要办出版系。”（《胡乔木谈新闻出版》）由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陆续办起了编辑专业。1984年9月，《内蒙古社会科学》举办了有二百余人参加的编辑学与编辑实务讲习班，戴文葆等一批名编辑亲自讲授编辑理论、实务与编辑史，并编印了相关教材。

1985年以后，编辑学、出版学研究进入新阶段，一批专业期刊相继问世。1985年2月《编辑之友》创刊。同年6月，上海市编辑学会成立，并创办会刊《编辑学刊》。同月，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成立，7月创办《出版与发行》期刊。创刊号发表了宋原放的《关于出版学的对象与任务》，提出“出版学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包括编辑学及多个分支学科”。同年12月，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在重庆召开首届出版科学学术讨论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编辑学的定义、对象、体系和学科性质等问题。

正是在全国出版科研兴起的新形势下，胡光清（湖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部副主任）向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和省版协建言，创办一份出版专业期刊。我当时担任省局领导，同省版协主席于溪前辈商量同意这一建议，并请胡光清同郑津舟（湖北科技出版社社长）、田胜立（湖北省出版总社社长助理）、孙天赦（湖北省出版印刷技术研究所所长）组成筹备小组，负责创办。在他们的努力下，1986年出版了试刊，刊名《出版科学》。试刊包括27篇文章，开篇是时任中央宣传部出版局领导伍杰写的《加强出版科研，发展出版科学》，实际上是一篇《创刊词》，中心说明编辑有学，出版有学，研究出版科学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实际工作的需要。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益文写了《祝〈出版科学〉创刊》，抒发重庆会议的所思所感和对《出版科学》的希望。胡光清写了《我国编辑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向》，概括当时编辑学研究的进展和关于编辑学性质、对象、内容、体系的基本观点，以及研究的不足，文后附有详细的研究文章索引，是一篇集大成之作。我写了《图书美学三论》，论述图书的内容美、形式美及二者结合的整体美。难能可贵的是，时任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的王子野老先生竟然为这个内部发行的地方小刊题写了刊名，使我们感激和惊喜不已。适逢这年9月在天津召开全国出版信息座谈会，与会的南开大学教授赵航著文说，试刊引起代表的广泛关注，产生很大影响，使我们受到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决心。

由于当时出版人才奇缺，筹备小组的几位同志身负重任，不便全职编刊，又由于刊物没有刊号，我无力无时给予应有的支持，试刊办了一期便停下来了，过了7年才重新创刊。

2.2 办刊缘起

7年后的1993年情况出现很大变化。主要是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同全国版协一道，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编辑出版研究。我于1991年退出原职，被选为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愿以余力发挥余热。继任的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长路用元和主管编辑工作的副局长邱久钦支持成立湖北省编辑学会和创办会刊《出版科学》，我又被推选为省编辑学会会长和会刊主编。这样创办《出版科学》的任务便列入了议事日程。

《出版科学》开始是季刊，一年4期，从1993年至1999年采用内刊形式出版，2000年第1期和第2期采用書号出版，第3期起获得正式刊号以统一刊号出版。刊物篇幅，创刊时是16开4个印张64页，2001年增为5个印张80页，2007年改为大16开，增为6个印张96页，2009年增为7个印张112页，2016年增为8个印张128页。2004年改为双月刊，创刊至2018年共出版26卷137期（包括1期试刊、2期增刊）。

为什么要创办《出版科学》？2003年我写了一篇《办刊十年》说明办刊缘起。

“办这样一个刊物必要吗”？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十年前，出版专业类刊物已经不少，我们偏处湖北一隅，是不是多此一举。《出版科学》到2000年才获得全国统一刊号，有进展但不大，有影响不突出，继续办下去是不是不自量力。促使我们坚持下去不改初衷的动力，来自于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各出版单位的支持。同时，湖北省有着较好的出版科研基础，一批学者和新秀一直活跃在全国和省出版科研领域，高等学校设有编辑、发行、印刷、图书文献和信息等专业，这是办好刊物的丰富资源和肥沃土壤。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深信经过努力使刊物办出特色，并以此自立于兄弟刊物之林。

办刊物要有人才和经费。人才问题，当时已有一些业务骨干退休，如郑津舟、吴楚光（湖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部副主任）、杨小岩（武汉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常灿辉（女，湖北人民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编辑部副主任）等，都先后来《出版科学》担任副主编，贺剑锋（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助理）也作为专职主编、常务副主编到《出版科学》任职。这些正副编审和博士充实了编刊队伍，大大保证了编辑出版质量。经费问题，内刊阶段是由各会员单位轮流承办，全省十二家出版社都是会员单位，一年四期，三年轮换一次，每家承办二至三期。成为正刊后，承办单位经历了两次变动，2000年至2006年由省编辑学会直接负责，经费通过省局拨款和广告、销售收入几个途径解决;2006年至今，武汉大学接手承办并同省编辑学会一起主办，经费由武汉大学筹集，办刊人员相应变动。由于接办者办刊有方，举措得当，人才和经费问题解决得很好，确保了刊物的质量、特色和效益，从而使刊物坚持办到现在。屈指算来，包括内刊刊物已办了25年，如果从试刊算起，《出版科学》已问世32年了。

在这32年中，我在《出版科学》中充当的角色多种多样，有时是行政领导（试刊时期），有时是主编（内刊时期），有时是执行主编（正刊前期），有时是顾问（武汉大学接办后），然而我始终是刊物的一分子，参与、支持、实践、关心。我把从事刊物的工作当成贡献余热的事业，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虽年老多病，仍愿竭尽微薄之力为刊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3 刊物的质量和特色

3.1 办刊质量

如果问我，办刊要注重什么？我的回答是要特别注重质量。质量是立刊之本，没有质量便没有特色，没有影响和效益，办刊人要时刻把“质量”二字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我在《办刊十年》中曾谈到我对质量的认识和《出版科学》的若干做法。我认为刊物的质量靠文章，一个期刊一定要办好几个重点栏目，每期一定要有几篇高质量的文章。《出版科学》是个季刊，每期总要有上十篇文章拿得出手。好文章来自作者，作者的好文章交不交你这个刊物发表，在于你是不是认真做好作者工作，是不是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努力为作者服务。作者工作是做不完的，重要的是一定要尊重作者。同时，要认真对待和保证质量，《出版科学》从1993年创刊后，即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林穗芳逐期检查成品质量，一直到2000年刊物正式出版后，才应林先生之约不再送审。林穗芳的审读意见，全部形成文字记录，从思想性、政治性到语法修辞、标点符号乃至格式规范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修改建议，有力地促进了刊物思想政治质量和编校质量的提高。

《出版科学》究竟办得怎样？社会评价是一个重要指标。读者评论主要见之于来往信函、电子邮件和网络议论。作者专家评论有若干专文，如杜厚勤的《评〈出版科学〉》，吴永贵的《〈出版科学〉力求“闻达于诸侯”》和《固本图新，从善如流：十年〈出版科学〉读后记》，赵航的《编辑出版专业学术期刊的定位：为〈出版科学〉创刊十周年而作》，林穗芳的《重学术，重规范，与时俱进：〈出版科学〉的基本特色》，赵楠的《坚守学术阵地，打造学术精品：2004年〈出版科学〉漫评》，刘辰的《七十荷戟，壮心未已》，以及师曾志、钟智锦的《新闻出版类部分核心期刊编辑格式的调查研究》等，还有一些文章字里行间涉及对《出版科学》的反映和评论。1999年，邵益文曾著文说，刊物受到国外同行的称赞。刘辰说，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对《出版科学》发表的文章也产生了兴趣。另外还有一些权威机构的评议和认可。武汉大学接办后，2008年成为CSSCI来源刊物，2011年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8年至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工作》全文转载《出版科学》发表文章80多篇，被授予“重要轉载来源期刊”。其中2009年18篇，全文转载量排名第4，全文转载率排名第2;2001年10篇，全文转载量排名第7，全文转载率排名第2;2012年16篇，全文转载量排名第4，全文转载率排名第4。2015年、2017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期刊，主编方卿、副主编黄先蓉评为优秀期刊工作者，编辑杨丹丹评为优秀编辑。2018年，主编方卿和编委会主任范军又入选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近些年，一些期刊发表的对出版、传媒类刊物若干重要指标的网络调查，《出版科学》排名均处于前10位。2017年，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评选的首届全国编辑出版学优秀论文奖，有十篇论文获奖，其中《出版科学》2016年发表的论文就有两篇。以上种种，显示了《出版科学》的质量和影响。

3.2 刊物特色

刊物的质量来自刊物的特色，没有特色便谈不上质量。特色就是个性，各种各样的刊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谈到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时说：“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缺乏个性事物就没有存在的依据，刊物也是如此，没有个性刊物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我在《出版科学》1983年第1期即复刊的首期《卷首语》中曾讲过：“刊物既然办了，就要办出特色，缺乏特色或个性等于平庸，我们自然不甘于平庸。”这些年来，《出版科学》一直专注质量和特色，坚持走自己的路，因此获得了进展，产生了影响，赢得了声誉。可以说，这是一条需要珍惜和继续发扬的宝贵经验。关于《出版科学》的特色，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定位。刊物的名称就是刊物的定位。取名“出版科学”当时有些人不以为然，“出版是科学吗？”“刊名太严肃，会使人敬而远之”。但我们对这个刊名和由此决定的定位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坚信出版学是一门科学，并且必然会获得社会和学界业界的认同，刊物一定要按照这个定位努力去办。今天人们对出版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以前了。出版与科学紧密联系，人们认识到出版离不开科学，科学指导着出版，出版的内涵越来越深入、外延越来越拓展，传统纸质出版物与多媒体数字出版物互融共进。《出版科学》的定位使刊物内容具有与时俱进的广阔空间。王子野老先生当年题写的刊名有着多么深远的意义。2003年，赵航教授在《编辑出版专业学术期刊的定位》中说：“最契合心意的就是刊名，它最早亮出出版是科学的大旗。当时，从一些编辑出版专业学术期刊的刊名上就能体会出对编辑学、出版学的谨慎态度——好像不那么理直气壮。可《出版科学》敢于标明：出版是科学！”这说明刊物的定位已逐渐得到理解和尊重。

除定位外，刊物的特色还体现在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规范性的要求几方面。刊物学术性方面，吴永贵教授作了这样的评述：“在编者心中，出版研究被当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这门科学，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玄谈，而是要扎根于实践的土壤。同时，出版既称之为学，它又不能是那种工作总结式的经验交流，而要求贯穿着理论方面的提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出版科学》所标举的学术，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双名栏目《编辑学·编辑工作》《出版学·出版工作》等，鲜明地体现了编者的这一编辑意图。”著名编辑家林穗芳也指出，刊物分期转载长达6万字的《编辑学理论纲要》，中国编辑学会和湖北省编辑学会编写并经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转发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以及2002年刊物组织有关专家评述1980年至2000年全国出版科研进展的增刊《出版科学年评》等。“凡此种种，都是《出版科学》自创刊以来不改初衷、重视学术研究、尽心尽力为出版科研服务的体现”。

《出版科学》虽然是学术刊物，同样要跟上形势，与时俱进，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努力反映全国的大事、出版界的大事。《出版科学》的时代性突出体现在《卷首语》和《专论·特约稿》等栏目中。2005年赵楠在评述2004年《出版科学》时指出，《卷首语》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要求，如2004年第2期的《新闻出版信息化要加快发展》和第4期的《科学发展观与出版业的发展》。《专论·特约稿》着重刊登名家学者的重磅力作，对时代热点和学术热点进行政策和理论引导，如第2期宋木文的《關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通信》和第5期石峰的《论出版工作的文化取向》等。

创新性不仅体现于刊发文章的内容，也体现于栏目设置的与众不同。吴永贵在评述《出版科学》栏目设计的创新性时指出，《中青年编辑自画像》和《老编辑甘苦谈》是《出版科学》率先推出的两个栏目，文章和文字清新活泼，受到好评。《圈外人语》的设立，将圈外有识之士的声音引入圈内，形式新，手法新。从2002年第4期起将原来的《多媒体·网络出版》加上“数字技术”，显示编者对高新技术的较深理解和主动应对。林穗芳也指出，刊物从2002年3月起即开通网站，是出版方式的与时俱进，网站与搜索引擎链接，对所有浏览者免费开放，随时阅读和下载需要的材料，不仅方便和吸引了国内外读者，同时提高了刊物的影响和知名度。据2004年9月15日统计，网站自2002年3月29日开通至统计时一年半时间，总点击次数为667000次，平均每天740次;不重复IP数为183209个，平均每天有203个IP访问，平均每个IP点击3—6次。访问地区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并远及欧、美、亚、非各洲的61个国家。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规范化包括编辑格式的规范化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编辑格式规范刊物做得不是很好。2002年第2期，北京大学师曾志和钟智锦在《出版科学》发表文章，阐述编辑格式的标准与规范化对促进学术交流、判断文献价值、拓宽期刊传播广度、便于读者了解使用期刊等方面的意义，文中指出《出版科学》存在的问题。我在刊发文章同时写了编者按语，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改正决心。从这一期起刊物列出摘要和关键词等信息，每页上方标明专栏名称和刊名期号，文后参考文献的格式也改变过去随意著录的弊端，严格依据国家标准。语言文字规范方面刊物一直很注意，但仍然出现一些差错，创刊后不久的1993年第4期设置了《勘误表》，并在《卷首语》中表达了这样的决心：“一个错别字符，就像一块沉重的铅石压在我们心头。我们希望能有一期不再出现此表。”除了坚持三审制和“三校一读”外，还加强了胶片检查，工厂、编辑、主编各检查一次，把好最后一道关。

2013年《出版科学》创刊二十周年，我以珞珈为名写了一篇《卷首语》，题名《出版科学的基本特色》，着重论述创刊十年后刊物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发展特色。文中认为，武汉大学接办后学术性得到加强，主编和编辑思考谋划最多的是如何养成刊物的学术风格、学术特色和学术影响力，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发现、团结优秀作者和刊发有创见的学术好稿，念兹在兹的是如何防止避免刊物内容的低俗和提升刊物的学术品位。同时努力做到两个效益结合，给学术园地以经济支撑，使学术环境无后顾之忧，也促进编辑以学术为本心无旁骛。

文中还认为，学术性和规范性相辅相成，学术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严格规范。规范性与创新性紧密相连，规范既是创新的前提，又是创新的产物。学术文章不能有丝毫随意性，它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它的形式也必须是规范的。这些方面《出版科学》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进展。2007年刊物依据国际惯例和国家标准，增加英文目录、文章标题、内容摘要、关键词和作者简介等信息，以及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和收稿日期等，并健全了文献著录规范。这不仅方便检索，而且有利于防止学术不端和促进学术创新。

《出版科学》的与时俱进，一方面体现在网站的开发，以及微信、微博、客户端、App和二维码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加强传统媒体与数字出版相互融合的内容开发，有关数字出版的理论和实务研究及专题文献调查等方面的文章日益增多。适应高校传媒专业教学和研究及出版业界数字转型需要，2007年起开设了《博士论坛》栏目，原有栏目特别是《多媒体·数字出版》《港澳台出版·海外出版》扩充了篇幅，拓展了内容。由此新作者、年轻作者陆续涌现，新作品不断问世，从中培养成长了一批人才，成为出版研究的新生力量，增强了出版研究的生机活力，刊物呈现出新气息和新面貌。纵观全国出版专业期刊，大都出现这样一种趋向，但《出版科学》凭借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工作比较自觉主动，这也是刊物的与时俱进。应该说，与十年前相比，《出版科学》的基本特色，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

4 展望和希望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体即信息。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媒体生生不息，展望信息时代，传媒的发展是一种大趋势。不同媒体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其客观必然性，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同时带来了机遇。传统媒体不会因此消失，恰恰会迎来发展和创新的时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相互融合，也是一种发展大趋势。信息社会，媒体必然是百花齐放，千帆竞发，相生而并不相克。

时代的发展，社会和读者的需要，要求《出版科学》不改初衷，不负使命，继续办好办下去，坚持质量和自身特色。这也是我的殷切希望。

一是希望坚持办刊的高标准。1986年，王子野老前辈为《出版科学》题写刊名时，期望刊物能够办成“闻达于诸侯”。这是《出版科学》的一贯追求，希望继续立志高远，进一步把《出版科学》办成闻达于国内国际的名刊。现在的承办主办单位人才济济，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名校，《出版科学》的主编和编辑有些是出版领军人物，有些是出版研究学者和数字专家，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丰富，且各有专长，具备办名刊的基本条件。目标明确坚定，措施有力有方，办刊人齐心协力，功到自然成功。当然实际困难不少，要达到目的有一个过程，但只要定下决心，像当年办刊坚持“出版科学”定位一样，终有圆梦之时。

二是希望坚持办刊的高要求。《出版科学》在质量和特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离严格要求还有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质量发展进入高质量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质量和特色的新诠释，是新形势下指导全局发展的新论断，我们对质量和特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有新认识和新理解，对办刊工作和办刊人员要有高要求。各项具体工作例如策划、选稿、编辑加工稿件、校阅排印样、质量检查、作者和读者工作等，都要有严格要求并形成制度。这是若干名刊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宝贵经验。

三是希望融合要有新进展。期刊数字转型方面刊物做了大量工作，受到称许，但任重道远，目前实际上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实现真正的融合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数字转型并非一日之功，却是百年大计。融合没有现成道路可走，缺乏成熟经验可资借鉴，勇于探索，敢于实践，边干边学，逐步推进，一定可以找到成功之路。《出版科学》刊发众多出版数字转型文章的种种探索研究说明了这点。

四是希望进一步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实现目标、要求和加速融合进程，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是关键，强有力的措施又是队伍建设的关键。期刊内容涉及广泛的知识领域，专业刊物也包含不同专业，需要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设置兼职编辑是一种必要选择，然而一定要根据需要配备相应的专职编辑，专兼结合有利于刊物建设。学术性期刊要有学者型编辑，既要掌握专业知识，又要熟悉编辑业务。编辑学同样是一门科学，正如胡乔木所说，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同时，编辑还要懂外语，懂网络数字技术，力求成为复合型全才。对所有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是一种苛望，然而编辑队伍建设必须从整体上做到这点，配置各方面的人才，充分发挥各有所长、取长补短、相互协调的优势。还要强调的是要鼓励培养敬业乐业精神。编辑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工作繁杂，但为人作嫁，无名无利，只有热爱事业，乐此不疲，淡泊名利，不计得失，方能以刊为家，奋斗终身。队伍建设要从各方面关怀编辑，理解编辑，尊重编辑，既要鼓励又要激励奖励，给予应有政治和经济待遇，留住人才，留住编辑的心。编辑全心全意，敬业乐业，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何愁刊物不能办好，目标、要求、融合等愿景不能实现。纪念《出版科学》创刊二十五周年，回憶往事，展望前景，寄期望于未来，我坚信《出版科学》一定能继续谱写出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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