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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化,出版人的使命与担当

2018-01-17范军

出版科学 2018年6期
关键词:期刊传统文化

范军

2018年8月下旬,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这里总书记提出的“举旗帜”等十五字,是我们当下做好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出版,既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产业的一个方面军,对于促进国家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科学理解“兴文化”的内涵,切实落实“兴文化”的举措,努力完成“兴文化”的使命,对于出版人来说极为迫切和重要。

对于什么是“兴文化”,“兴”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兴文化”,习近平总书记都有高屋建瓴、简明精到的概括。總书记讲,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把总书记“兴文化”的论述概括为1、2、3、1。所谓1,就是一条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2,就是“两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是三种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一个1,就是一个目标:通过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关注的,是出版业如何对接党和政府“兴文化”的发展战略,在出版领域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始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引,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为指针,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观。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于出版观的建构来说,价值观念、价值体系也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出版观和出版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前些年在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的。在出版领域,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二为”和“双百”方针,坚持出版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坚持出版的文化本位,确立文化是出版之灵魂的观点,坚持出版质量至上原则等。当下,我们的出版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不是有没有、缺不缺,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出版人有责任更好地满足人们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把提高出版物质量、力推精品力作、保障高品质供给作为工作的主线。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出版人的任务是如何卓有成效地采取切实措施实现这种转化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几千年的积累传承,主要是封建时代和农业文明的产物。如何有效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实并非易事。洋务运动时期,针对流行的“中体西用”说,严复就曾深刻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是,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不乏成功的范例。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融汇中国既有的儒道后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后的中国化,都充分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外来先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和可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和思想沃土。从出版的角度,发掘、积累、传承、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无疑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就出版来说,要服务于传统文化的“两创”,首要的任务是组织对相关典籍的整理、校勘、刊行,有些工作带有抢救性。现代出版家张元济主持刊行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功莫大焉。当代史学家说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些年,我们的出版家和学术界精诚合作,在对包括宋代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推广方面一直锲而不舍,不断推进,仅宋代的就整理刊刻了《全宋文》《全宋诗》《全宋笔记》等集大成的大型丛书;至于《儒藏》《道藏》《中华大典》等宏大出版工程的推进,更是为传统文化的“两创”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时候,编辑出版上一个小的形式创新也能开拓出一片文化新天地。五四前后的亚东图书馆,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数十种旧小说,率先加了新式标点(代替传统的句读),原来不分段的分了段,一下子大为畅销,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播和普及,连鲁迅都赞赏有加。如何实现出版工作中的“两创”,其他文创领域的案例也可给我们借鉴。一套甲骨文手机表情包成为斗龙图的新宠,央视热播的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连很专业小众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收获了200万的点击率。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立足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从形式到内容都可有所创新和发展,出版人的开拓空间仍然十分广阔。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落脚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面临融合发展的问题。出版领域的“兴文化”,融合发展是重中之重。前不久,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期刊业面对挑战与机遇,一方面要保持继续做深做强传统纸媒,另一方面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期刊与科学技术、期刊出版与新兴文化产业这三个方面的融合发展,后者是期刊业未来需要着力的重要方面。其实,除了期刊、报纸,图书也是如此。人们总说书业是“内容为王”,作为内容生产单位的出版业,在今天更要重视知识服务和信息服务。这是传统出版的着力点,也是未来最大的增长空间。出版人必须树立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在知识服务、信息服务中深化内容出版,以数据化为中心,推动内容在互联网上更有效地传播。

“兴文化”的目的是“文化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出版人要在“兴文化”中勇于担当,同时建构起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出版文化。习总书记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兴文化是我们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挺立起精神脊梁的需要,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奠定基石。如前所述,兴文化还是必须落实到价值观上;出版人则亟需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之下的出版价值观,它应该是经过高度提炼和概括,形成对出版本质问题的共识,并能促进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完成好这个任务,需要党政管理部门、出版业界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过去讲出版人的职责和使命,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六个字:多出书,出好书。可以简化为四个字“多出好书”。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有生命力。当然,这个“书”已经不限于传统意义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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