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书评

2018-01-17董偲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7年11期

摘要：李泽厚是中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美学家、思想家，他有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源储备，有极大的理论吸纳、综合、建构能力，思维极为理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李泽厚的代表性著作。本文试从目录安排、研究方法、核心命题、学术价值四个方面来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关键词：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目录研究方法核心命题学术价值

李泽厚是中国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美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资源储备相当丰富，在理论上也有极大的吸纳、综合、建构能力。刘再复曾评价李泽厚：他最宝贵的价值是他的思想完全扬弃情绪，极为理性。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另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李泽厚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时代的高峰。李泽厚关于思想史论的系列著作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初版是1985年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所评价的版本是2003年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如李瑶所说，“我们对传统的任何批判和理解，都要受制于两个条件：一是我们当下的意识形态，一是我们民族的古老传统。[1]中国的思想发展虽然也经历了转变，但不同于西方式的重大文化转型，反而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相对稳定的时代传承。因此，中国民族的古老传统作为民族思想传承的奠基，值得花费时间和笔墨深入研究。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一部论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思想史著作，从孔子仁学入手，以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贯穿了从先秦到明清的思想史线索。专著形式近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都是集结多篇独立论文以组成一个完整系统。但较于《美学散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显然更为紧密而层层递进，统一于同一概括性主题“文化心理结构”之下，只选主线而舍弃次线，以求突出主要课题。

在理论表述方面，李泽厚深厚的专业功底一览无余，他熟读史料而又超越史料，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孔孟荀、孙老韩、庄玄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希腊哲学等等皆融为一体，为其所用。比如论及禅宗境界，则联系到维特根斯坦不可言说的本体问题、马斯洛非宗教性的“高峰体验”以及铃木拙夫所强调的禅与基督一致的“枯木死灰”心理境地；论及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则联系到希腊的辩证法论辩术；论及历史的悲剧性的二律背反，则联系到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对机器的采用以及《诗经》篇章、黑格尔《美学》论悲剧的观点；论及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则联系到康德的实践理性等，不一而足。

一、《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目录安排与论述逻辑

著作目录代表着著者的思维，章节标题显示了著者学术思路的切入点，章节下的小标题则将此切入点逐渐拓展，深入表述。因此一本著作的目录安排体现着著者的思维逻辑和写作意图，应当成为整本书的重要纲领。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列出内容提要，孔子再评价（附论孟子），墨家初探本，孙老韩合说，荀易庸记要，秦汉思想简议，庄玄禅宗漫述，宋明理学片论，经世观念随笔，试谈中国的智慧，后记共十一个部分。

从目录可以看出，著者试图扭转传统以儒道释法等为主轴的思想史描述，转而构建一个自有核心的串联体系。“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我所注意论述的是孔墨、孟荀、老韩、易董、庄禅以及所谓‘内圣（理学）‘外王（经世）之学。”[2]儒家思想的延展是本书最大的重点。

《内容提要》是整本书的主要观点提炼，条分缕析地列出主体论述中的核心观点或创新观点，是将书读“薄”的自主提炼。其作用如摘要之于论文，直接而鲜明地展示论点。后记琐谈则以自我认知、自我反思的方式提及著者自己的写作习惯、写作缺陷和写作意图，也重申了他所提倡的微观细致的专题研究方法。李泽厚认为这本《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存在诸多问题，但有些写作习惯也是有意为之，不必苛求。如尽是提纲性的、粗略的宏观框架，既非考证，又非专题，而旁征博引，材料丰多；观点上则既“反对准宗教式的伦理主义，又较高地估计了作为理性凝聚和积淀的伦理、审美遗产，实际也涉及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3]他也提出各种悲剧性矛盾，目标之一，就是希望对年轻一代有所启发。《提要》和《后记》之外的九个部分是本书论述的主体部分，虽是单篇论文，但因其紧密联系，可以章节论之。

史论主体的第一部分《孔子再评价》是提纲挈领的章节，分析孔子思想史本身，認为孔子仁学最终经由血缘、心理、人道、人格形成了以实用理性为精神特征的整体思维模式。孔子创始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其相对独立的稳定性，得以长久延续，不断发展。其余各章节都沿用文化心理结构这一线索进行了深入探讨。

史论主体的最后一部分《试谈中国的智慧》是讲演的记录整理，也是一篇汇集观点、归总思路的文章，近似结语。可以看作李泽厚对《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的总结和自我评价，分别从时代课题、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五个关键词切入。时代课题归总了著者的研究思路。血缘氏族是中国民族思想的根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是中国民族的思维特性，天人合一则是儒学超越伦理所达到的与宗教经验相当的最高境界，也是审美境界。

本书的目录安排，成功将著者重新构建的理论系统条分缕析地展现，采用不同以往的分类方式提炼出了同一主题（文化心理结构）下的重点线索，合并主线而舍弃了次要分支。从而在主流思想（孔学）之外，将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起重要作用，而普通思想史重视不足的思想或思潮，当作思想典型，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次中作为问题提出，墨、荀思想的科学探讨就是典型。

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提倡的研究方法

李泽厚主张研究课题的多样化、专题探究的细致化，认为在这样广泛深入的基础上方能有更合理的通史概括，方能不流于抽象的空洞议论。或者同是通史，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或者提出的课题，经由的途径，企图达到的目标很不相同。他认为“学术作为整体，需要多层次、多角度、多途径、多方法去接近它、处理它、研究它。或宏观或微观、或逻辑或直观、或新材料或新解释……，它们并不相互排斥，而毋宁是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相互渗透的。真理是在整体，而不只在某一个层面、某一种方法、途径或角度上。学术领域的研究应该构成一个多层面多途径多角度多方法的丰富充实的整体。这才接近客观真理。”[4]endprint

李泽厚把思想史比作了照相簿，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博物馆、图书馆。照相簿可以记录个体的整个成长过程，可以记录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所依存的环境，所接触的人和物。“所以，思想史可以成为研究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史、理解史。一个人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真正存在着，而不再是某种机械的工具和盲目的奴仆。一个民族也是这样。”[5]

本书的每个章节都是思想史研究中个案研究的典范，以《孔子再评价》为例，著者把对孔子的观念评价和人物评价放置在历史和文化的长河中，理性地批判了孔子所创始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中国民族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优缺点皆不回避。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仍然是通史，但是自有角度，自成体系。本书的课题，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粗线条的宏观鸟瞰，来探讨一下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6] “今日中国哲学要注意的时代课题”则是“清醒地变化和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彻底抛弃和清除历史陈垢，以迎接和促进新世纪的曙光”。[7]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书写历史，都有此时此刻的时代要求，而不仅仅是简单记录。回顾历史能启发历史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从而使我们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这正是李泽厚提出时代课题的原因，也是他研究思想史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角度。

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核心命题

（一）文化—心理结构

本书是从剖析孔子入手的，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下根基。随后各派思想，皆不出其右。所有这些传统思想，就积淀为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集中在“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括性的主题之下，著者以体系、人物为轴心，“选择一些最有代表性、最有实际影响的人物和思潮，弃而不论许多比较起来属于次要的人物、学派和思想。也舍弃了所论述的人物、思潮中离这一主题关系较远的方面、内容和层次。”本书不是以齐备为目的，而是在舍弃中突出所研讨的主题：“在构成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起了最为主要作用的那些思想传统”。[8]

李泽厚认为探讨、分析、研究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应该是今天哲学的重要课题。“文化心理结构使人区别于动物，它即是人性的具体所在。这个结构至少又可以分出智力结构、意志结构和审美结构三大分支（知、意、情），科学、道德和艺术是物态化的表现。它们确乎是历史具体的，随社会、时代、民族、阶级而具有各自特定的内容和作用，但是，同时它们又有其不断内化、凝聚、积淀下来的结构成果，具有某种持续性、稳定性和非变异性。”[9]儒家不断内化、凝聚、积淀各家思想脉络，从而形成了包含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系统论思想、经验论和直觉把握方式等重要特征的中国智慧。

儒家思想是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大内核，儒家思想的延展则是本书最大的重点。“儒学生命力远不仅在它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还在于它能有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10]也就是“通而同之”，“求大同存小异”的生命力。“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主要还不在它有许多大人物，如孔、孟、程、朱、陆、王等等，而更在于它在历史上对形成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称之为国民性、民族性格）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要中国人存在，为儒学所塑造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便存在，它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颇关重要，这就是要点所在。而儒学和研究儒学的意义也就在此。”[11]

总之，“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串联起了自孔子始、在汉代最终形成，并在现代进程中不断探求道路的主流文化结构，值得详细研究。

（二）实用理性

“实用理性”是贯穿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民族思维上的最大特点，它以儒家为主体，其它各家也是重要根基。贯穿在孙老韩（孙子、老子、韩非）这条思想线索中的“高度冷静的理智态度”就溶化吸收于儒家中，与儒家实用理性一起，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实用理性强调现实实用，而非抽象的理论思辨、逻辑推理，它更注重有用性，注重吸取历史经验以服务于现实利益。

李泽厚最早就是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使用“实践理性”一词的，后来为避免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相混，改用“实用理性”。实用理性是作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活动的结构原则提出的，它和“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一样，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有能力发展、变化、更新的存在于活生生的过程中的结构原则。[12]

“實用理性”是中国民族思维的本质特征，这不仅体现在李泽厚所梳理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线索中，也体现在李泽厚自己的思想构架和研究方法中。李泽厚在书中善于运用二律背反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分析研究问题，善于从发生点入手来讨论问题，他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当下的回顾，探讨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在现代和未来的走向问题。

强调实用、实际的“实用理性”使中国思维的发展不至于沉入厌世解脱之途，或者被神秘主义桎梏；却也容易使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陷入经验论，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变动。古代长期小农生产的经验论正是实用理性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到汉代大一统意识形态确定，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也随之确定，也是在汉代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但置之现代课题中，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容易忽视超越现实和经验的抽象思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系统思辨的思想体系的形成。

中国儒学所奠基的文化—心理结构、实用理性精神并不会阻碍现代化发展，全盘否定或者全盘坚持而不变通，都是不可能的。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在保存和继承自己文化优点的同时，也要重视横向比较，使中国的实用理性实现极大的跨越，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真正保持它的生命力。

四、《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

李泽厚理性的观点表述、深厚的理论功力、新颖而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包孕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中了。本书意不在求全，而是在不扭曲历史史实的情况下，以新的线索再现并评定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心理结构”概念，“实用理性”等中国民族思维的特质，这些观念的提出，不仅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境地，也影响着当下文化心理的发展。个体也可以借助李泽厚所揭示的“文化—心理结构”，体会到阅读的愉悦，并在对传统文化的想象中安顿心灵。在实际成果的映照下，可知著者在后记中所述行文缺陷及问题，多半也是苛求，诸多问题并不是仅一部具有鲜明主题的宏观概括式的史论专著就能解决的。endprint

此外，在主线索的梳理求证之外，书中依然饱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如在论述宋明理学时，著者提到“欧阳修是开北宋这种一代风气（文风、學风、思想之风）的首领人物，可惜研究得太少。”[13]提到“有那么多科学材料和内容的宇宙论和科学观点没有向实证的自然科学方向开展，却反而浓缩为内向的伦理心性之学，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宋明理学由宇宙论转向为伦理学的这种逻辑结构的现实历史依据何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14]包括在后记琐谈中说中国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有那么多的重要问题和典籍值得研究，有意思的题目很多，但“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15]，著者坚持，也是期望自己宏观提纲式的著作能够启发年轻一代的创造情怀。

在思想史的通史著作中，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占据了独特一隅。如其所说，这本书是对思想史自身的研究，经济、政治等社会史根源虽然更是研究民族性格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却也未做专门探究。但在思想史的研究、论述中仍需要特别注意到它，这是他坚持唯物史观的选择。李泽厚的思想也影响了一代有学术追求的年轻人，他无疑是80年代对年轻一代影响最大的人，他的思想和著作在当时，以及在其后的中西文化探讨和中国哲学思想问题研究中都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注释：

[1]李遥：《历史进程与伦理构想的冲突——李泽厚两本中国思想史论读后》，读书杂志，1986年，第3期。

[2][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第308页。

[4]李泽厚：《我的选择》，文史哲，1985年，第5期。

[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杂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5期。85年5月16日至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的中年学者李泽厚来复旦大学讲学，本文是他这次讲学中一个专题的演讲节录。

[6][7][8][9][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第282页，第282、283页，第240页，第264页。

[11]李泽厚：《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意义（何隽整理）》，孔子研究，1992年，第1期。

[12]李泽厚：《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哲学篇”选篇：《再谈实用理性》，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李遥.历史进程与伦理构想的冲突——李泽厚两本中国思想史论读后[J].读书杂志，1986，（3）.

[3]李泽厚.我的选择[J].文史哲，1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