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又回来了。

这位84岁的老人，已经旅居美国二十多年。不过近年来他习惯每年回国住几个月，通常春夏之交回来，秋风渐凉时再离开——像一只反季节的候鸟，从一个冬天飞往另一个冬天。

大多数时候，他回国会住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家中，一栋老式高层住宅，与王府井闹市只有一箭之遥，算是闹中取静的所在。李泽厚站在窗前，就能看见不远处的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什么展览。

今年李泽厚选择了上海。从5月9日到5月21日，李泽厚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办“伦理学研讨班”，讲了4堂公开课和一场与其他4位学者的对谈沙龙。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美学热”的兴起，李泽厚成为中国最富有创造力和大众影响力的学者，几乎“没有之一”。当时李泽厚的严肃学术著作动辄能有数十万册销量，凡是他讲学所到之处引起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当下的娱乐明星。

“李泽厚还是李泽楷？”这个笑话是易中天讲的。2005年他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提到有的年轻学生已经分不清李泽厚和李泽楷，甚至根本没听说过前者。“80年代的大学生有谁不知道李泽厚？”易中天感叹，“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

马克思主义者

1930年6月，李泽厚出生在湖南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12岁丧父，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我还记得12岁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精神危机，想到人终有一死，废书旷课数日，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多年之后李泽厚回忆，可能正是少年时思考的这些“人生终极问题”，引领他走进哲学殿堂。1950年，李泽厚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高等学府的哲学系都向他敞开大门，李泽厚选择了北大。

在北大，李泽厚下了很多苦功。当时他体质很差，患有肺病，北大把生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李泽厚还嫌不够安静，在楼里逡巡，发现顶层有几间小阁楼没人住，大喜。

“我就破门而入！”八十多岁的李泽厚聊起学生时代这段往事，还会兴奋地做个踢腿的动作。

北大图书馆规定学生每次可借5本书，教师可借30本。李泽厚找任继愈先生要了教师借书证，每次用个大布袋，装几十本书背回小阁楼，闭门苦读。2009年任继愈先生逝世，李泽厚在美国，未及见恩师最后一面，痛惜不已。

1955年大学毕业，李泽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一年，初出茅庐的李泽厚在核心期刊上一口气发表了3篇文章，篇篇掷地有声，震动学界。其中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提出古代抒情诗“以形象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人民思想情感和它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理；反映了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这其实是后来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提出的“美感的矛盾两重性”的先声。

所谓“美学大讨论”，就是自1956年开始，持续近十年的新中国第一次“美学热”。李泽厚是这场大讨论中的一员主将，他与朱光潜、蔡仪、高尔泰、叶秀山等知名学者展开论战，一战成名。李泽厚激烈批判以朱光潜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开创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的“实践美学”学派。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李泽厚认为，美的根源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他将其称为“内在自然的人化”。

以不到三十岁的年纪，取得学界一派宗师的地位，李泽厚之后再无来者。如今回顾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思潮，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

“大家认为您事实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2014年，干春松问李泽厚：“您认同吗？”

李泽厚回答：“我认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很多人都认为我跟邓小平是一致的，当然就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历史的偶然

虽然成名很早，李泽厚在当年的社科院哲学所也还是小字辈，稿费拿得不少，职级和薪水却不见涨。“学部里边大人物太多了。”李泽厚也因此在“反右”运动来临时逃过一劫。

“当时讲学部里有两个漏网右派，一个是我，一个是贺麟。”李泽厚去北大校园里看大字报，见自己的名字上打了黑叉，心想这回完蛋了。开批判大会时，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我以为肯定要挨批斗，结果看到散会没人理我，我就回去了。”李泽厚说，“学部里有张闻天、何其芳、侯外庐他们一大堆人。我工资很低，要批斗也轮不上我这个小不点。”

后来，李泽厚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这回他没逃过批判，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干校里只准读《毛选》，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偷偷阅读，这开启了他学术思维的另一扇窗。

1976年唐山大地震，李泽厚这时已经回到北京，在地震棚里写出了对他的学术生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这本书主要框架其实在“文革”期间就已写好，李泽厚担心被抄家，把手稿用塑料布包好放在一个盒子里，再把盒子藏在自家厨房的下水道里。

“到‘文革结束我也没被抄过家。”李泽厚说，“不过在那个年代，只有毛泽东有思想，别人不可以有思想。我这本书写康德，实际上是通过康德，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您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招致很多人批评。”干春松说，“批评的理由是认为您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

“历史当然有很大的偶然性。”李泽厚回答干春松。关于改良与革命、偶然与必然的话题，他的看法颇有些令人意外，却又能自圆其说：“即使清王朝是腐朽的，一场革命爆发，把它推翻了，马上就乱。假设维持这个腐朽政权，有个牌位在，慢慢改良，可能也未必错。”

思想家淡出

从1981年到1989年，李泽厚著名的“美学三书”相继出版——这3本书分别是《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和《美学四讲》（1989），李泽厚创立并逐步完善着自己宏大的哲学体系，即“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1985年，李泽厚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提出儒家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孔子以“仁”释“礼”，特别强调情感和理性的和谐统一。

这些纷繁玄妙的学术概念，给受众设置了很高的理解门槛，却被整个社会旺盛的求知欲望轻易突破。无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内地的小县城甚至乡村，骤然流行起了蛤蟆镜、喇叭裤和太空步，时髦青年们提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许多垂垂老矣的学者、教授重登讲坛——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更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武器。

但是这一切在上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商品经济大潮袭来，思想家自然退隐江湖。1992年，李泽厚远走美国。按他自己的总结，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公众也不再关注最新的学术思潮，如何能多挣钱、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才是社会多数人关心的话题。

生活中，李泽厚爱好“剧烈运动”，比如骑马、冲浪和蹦极。前些年有次回国，他给学生赵汀阳打电话，说要找个地方蹦极。赵汀阳吓一跳，好说歹说劝住，“七八十岁的人了。”在美国的家里，李泽厚摆了个骷髅，提醒自己直面死亡。“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你不怕死？”有好事者贸然问他。

“我怕疼，不怕死。”李泽厚哈哈笑，“我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突然爆发，没有痛苦就死掉了。但我现在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着，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快乐地活着吧。”

“那你寂寞吗？”有人问李泽厚。

他摇摇头：“我认为这代学者里边，只有我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