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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的最后一搏

2014-11-27武云溥

东西南北 2014年17期
关键词:士林李泽厚美学

武云溥

属于思想家的年代,已然远去。久违的李泽厚,因为在上海开课,上演了一场“归来”。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遥远的异土审视中国。某种程度上,他没有消失,也没有远离,更没有过时。他将启发中国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视为自己的最终使命。

大师归来

李泽厚又回来了。

这位84岁的老人,已经旅居美国二十多年。不过近年来他习惯每年回国住几个月,通常春夏之交回来,秋风渐凉时再离开——像一只反季节的候鸟,悄无声息从一个冬天飞往另一个冬天。

几十年来他每晚都要依赖安眠药入睡,所以通常到下午才有精神会客。聊起天来,他的思维依然缜密清晰。东方西方、人文自然乃至市井百态,他都保持着一贯密切的关注。

今年他将回国的第一站定在上海,并打破多年来的清静,从5月9日到5月2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了4堂伦理学研讨课及一场哲学对谈。

上海媒体用“本来是上课,后来变成了文化事件”来形容李泽厚开讲的动静。从第一堂课开始,容纳百人的小会议室总是座无虚席。旁边还有间大教室,无法进入第一现场的人们挤在那里看视频直播。尽管仍有不菲的影响力,却也无法掩饰他被这个时代冷落的事实。

上世纪80年代,作为当时中国最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青年导师”,李泽厚讲学所到之处引起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当下的娱乐明星。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郁振华在课堂上回忆,1985年李泽厚第一次到华东师大讲演时,他还是一名大一新生,亲眼目睹上千人去听李泽厚的讲座,由于人数太多,最后不得不换了三次场地。

如今,随着李泽厚淡出公众视野多年及现代商业社会的急速演进,他的名字已越来越少有人提及。

“李泽厚还是李泽楷?”这个笑话是易中天讲的。2005年他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提到有的年轻学生已经分不清李泽厚和李泽楷。

“80年代的大学生有谁不知道李泽厚?”易中天感叹,“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易中天的说法并不夸张。属于思想家的年代,已然远去。

时光黯淡了李泽厚的面孔,却没有抹去他的锋芒。这是一位近乎“发光”了一辈子的老人,20多岁时就在美学上自成一派,继而在与美学大家朱光潜、蔡仪、高尔泰等人的论战中年少成名,然后又埋头哲学领域,构建自己的学术帝国。

自1950年代至今,李泽厚抛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几乎每一个都直指时代最焦灼的核心,每次都能引起极大的回声。从早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告别革命、中国现代化需经历“四步走”,到最近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李泽厚把更多的思考放在一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走向上,并把这当作自己最后的人生使命。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最能体现中国旧知识分子胸襟和价值观的一句话,李泽厚曾多次引用,以为自勉。

一个纯粹的“布道者”

“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思索上帝但绝不接受上帝的人,一个喜欢喝酒、喜欢美食却从不进厨房、一辈子也未曾煎过一个鸡蛋的人,一个哲学、历史、美学、文学都很通但人情世故却很不通的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却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

知名学者刘再复用了一连串排比来形容他的老友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他的住处距离李泽厚家只有数百米之遥,两人时常在一起散步、交流思想。在他眼里,李泽厚性格孤僻,不会聊天,也不善于交际,最常见的社交方式就是与人探讨学问。

以李泽厚的最初设想,课堂讨论本来也应该是“桑德尔式”的,即每次只限十多个人参加,小范围交流意见,但最终碍于参与人数太多而变成了一个大课堂。人虽然多了,平等自由的讨论精神并未受到影响。

类似的课堂氛围赵士林在30年前也曾经历过。他是李泽厚1984年在社科院公开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授。

“他基本上不管我们,是自由开放的教学方式。像我做论文,他就说你做什么我都不管,你坐着写躺着写跑着写都无所谓,只要最后的观点能达到我的标准就行。”赵士林回忆,“他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完全可以平等讨论问题,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我们这些学生和他争论是常有的事。”

这种平等、民主体现在李泽厚与学生关系的各个细节上。赵士林说李泽厚也从不指使学生帮他干活,“一条资料都没让我们帮他查过”。

赵士林却没少去李泽厚家吃饭,他对师母为他包饺子以及与李泽厚一起出去喝酒、喝醉了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回走等往事印象深刻。

“既慈祥,又严厉”是他对李泽厚的评价。他还记得李泽厚生了他很大的一次气。当时赵士林写了一本书叫《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出版时请李泽厚为他作序。李泽厚写完序后,赵士林擅自改动了一下,结果惹李泽厚很不高兴。“本来那天他叫我中午去他家吃饭,结果我不敢去。”

在这篇序里,李泽厚写了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开头:“赵士林是我的学生,这本书是他完全瞒着我写的。因为他知道,我将不会同意他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弄这些东西。……但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也不对这本书负任何责任。”

“像这样的师生关系,现在已经很少了。”赵士林感慨。自1992年赴美后,李泽厚就远离课堂。此次上海开课,他把很多人拉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走红与淡出

1980年代是李泽厚世俗名声达到巅峰的一个时期。就在思想界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其右。李泽厚著名的“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便诞生在这个时候,从而引发了第二波“美学热”。

一些纷繁玄妙的学术概念,给受众设置了很高的理解门槛,却被整个社会旺盛的求知欲望轻易突破。无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内地的小县城甚至乡村,骤然流行起了蛤蟆镜、喇叭裤和太空步,时髦青年们提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美学,在80年代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更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武器。endprint

“80年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先锋,开启思想解放,这个先导作用评价再高都不为过。”赵士林表示,“我甚至认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一篇文章能超过《美的历程》,无论观点还是文笔。”

与此同时,李泽厚也在逐步完善自己宏大的哲学体系,即“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到《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再到《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用赵士林的话说,就是“这一系列东西成为了文化大道,进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启蒙思潮”。

他的哲学将历史与心理结合起来,从马克思开始,经过康德,进入中国传统。”李泽厚总结,“马克思、康德、中国传统在我的哲学中融成了‘三位一体,已非常不同于原来的三者。”

不过,李泽厚在收获声望的同时,也招致各方的批评。由于他既反对丢弃传统,又反对全盘西化,使得他左右两派都不讨好。1992年,李泽厚决定远走美国。

“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李泽厚回忆,“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

李泽厚的离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按他自己的说法,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公众也不再关注最新的学术思潮,如何能多挣钱、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才是社会多数人追逐的话题。

刘再复比李泽厚早3年去美国,如今两人都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步行只需要10分钟。这些年来,他和李泽厚不仅生活上走得很近,学术上也一样。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和见解。针对一些人说李泽厚“已经过时”的言论,刘再复恰好持相反态度,认为他的思想恐怕还得30年或50年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

“李泽厚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理性人文思索。他的思想完全扬弃情绪,极为理性。因为理性,所以他的判断总是很准确。”刘再复说。

这些年来,李泽厚与自由派和新左派的理念分歧仍然存在,不过他从不回应。“两派人都骂我,无所谓,我从来不讨好谁。”

索居美国的日子里,除了下雪与酷热,他天天都会出去散步,每星期还去游一次泳。此外,他每天都会喝一点酒。“可惜无人奉陪,真的是‘独酌无相亲。”刘再复叹言。

晚年的李泽厚仍然喜欢思考宏大命题,自认在当代学者里面,只有他“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神”。

对于财富,他看得很淡。“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高级旅馆,开豪华汽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在王府井逛街,看到商场里标价60万元一块的手表,李泽厚大吃一惊:“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可是聊到社会变迁,乃至中国转型方向的选择,他也认同经济发展为先。其理论观点在他提出的中国“四步走”里有完整呈现。

“我在国外遭到最多人反对的就是这个‘四步走。”李泽厚说,“很多人说必须先搞政治民主,放到20年前,连刘再复也质疑我,为什么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我就是觉得,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挤出来的,不能‘冲,你一冲,门就关上了。”

这次回上海开课,李泽厚说他主要是为了还债。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从2009年到2012年,每年都邀请他去讲课。李泽厚答应了4年,于是就决定讲4堂课。他听闻三分之一的人到了85岁会患上老年痴呆,很担心自己“今年再不来,就真的来不了了”。

不久前,李泽厚刚过完他的第84个生日。现在的他,已进入人生的第85个年头。某种意义上讲,他所谓的“最后一搏”才刚刚开始。

(贺强荐自《博客天下》)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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