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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文写作角度剖析韩愈《论佛骨表》

2018-01-17陈玥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7年11期
关键词:借鉴

摘 要:《论佛骨表》是一篇逻辑性强、观点鲜明的奏议文书,但从效果上看却是一份失败的谏书。从公文写作的角度剖析《论佛骨表》一文,对其论证方法、技巧和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探寻其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写作公文依然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文写作 《论佛骨表》 借鉴

韩愈(768-824),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价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其散文熔炼百家,出神入化,尤其是崇儒反佛的文章,纵横捭阖,气势恢宏。元和年间,藩镇平定,大唐中兴。而这时京城佞佛风气盛行,佛教势力渗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百姓焚顶烧指、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派人到凤翔府法门寺迎接佛骨入大内供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韩愈在宪宗迎佛骨事件中挺身而出,随即书呈《论佛骨表》劝谏,因言辞激烈,惹怒宪宗,后为崔群、裴度所救,才得以保全性命。单从行文方式看《论佛骨表》的确是一篇好的文章,但从结果看却是失败的公文。

《论佛骨表》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奏议公文。全文严格按照议论文三段论的结构方式进行议论,使得文章结构严谨,例证充分得当,十分具有说服力。文章开门见山地揭示“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并通过一系列例证悉数前代并无佛法的帝王在位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的社会现象,与下文国内出现佛法后,各朝却“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的现象形成对比,论证“佛不足事”的观点,巧妙地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说完“为什么”,韩愈笔锋一转开始分析“是什么”的问题。他巧妙地提出高祖处理佛道的方法,指出宪宗违背先人之志,违背传统儒学观念,甚至“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直戳宪宗心底痛处。接着又引出“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的严峻的社会现象,直言佞佛的风气“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已然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到这里还不算完,韩愈更进一步,运用排比演绎递进,得出宪宗所迎接的佛骨不过是“枯朽之骨,凶秽之馀”。最后总结阐述,作者更是将佛道归为鬼神,对于迎佛骨动机及行为给予迷信的论调,以传统儒学来强调“迎佛骨”不过是迷信之举,借反迷信的方式而反佛道,并进一步提出“怎么办”,即“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到此,一篇出色的议论文便形成了。

公文写作必须主旨明确,最忌讳的就是“言不达意”。让写作对象一眼看出文章的主旨是公文写作的要义。从主旨明确的方面来说,韩愈的《论佛骨表》无疑是一篇佳作。首先,开篇明义,全文在开头便说明佛道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一项值得去供奉的道义,虽然缺乏因果依据,但作者能够从自己进谏的角度选择利弊详略,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佛道进入国内前后的差别。其次,例证围绕主旨展开。作者每一项例证总结都在围绕主旨来写,不偏题离题。在讲述本朝事佛风气时举到了高宗一例,依据林纾《韩文研究法》,我们得知,高宗时期傅奕上书,实则为无定论之事,但在韩愈的文章里,则巧妙运用语言,让读者认为是高宗不信佛,宪宗事佛违反祖意,也暗示宪宗停止事佛。描写当世状况更是以事实论述事佛危害一旨,而对于佛道来源的阐释以及将佛定论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的角色,提点事佛的做法违背传统道德伦常。最后,上书的解决方案与主旨相一致。《论佛骨表》全文是以宪宗迎佛骨一事为契机,批判佞佛的社会风气,劝诫统治者不要迷信,并提出“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的解决措施。

作为一篇具有说服力的奏议公文,《论佛骨表》行文结构严谨,沿袭了韩愈骈文的风格,不断运用排比,将事物串联,步步推进,直逼要义,把事例论证、引用论证和演绎论证等论证方法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行文流畅,气势磅礴,更具说服力,而且有着极其强烈的逻辑思维和独到的论证方法。开篇便将佛道进入国家的前后形势进行对比论证,选取佛道进入之前,国家太平、君王的长寿和百姓的安乐与佛道进入之后,几个王朝、君王短命的事例进行对比,具体论证“佛事不足”的观点。文章还多处使用事例论证和引用论证的方法。如梁武帝三度舍身施佛最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的事例;高祖与群臣商议废除佛道的事例以及宪宗本人即位之初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和创立寺观的事例,充分且坚定地论述佛不足以成事的道理。韩愈作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在论述时也利用了传统儒家思想,引用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言论,将佛骨归纳为鬼神之流,将佛道看作是迷信。而“夫佛本夷狄之人”一段,整段运用演绎论证的方式,提出如果佛有着凡胎肉体,奉其国命,来朝京师,宪宗也不过会“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更不用说只是一堆身死已久,枯朽的白骨了。

虽然从结构、主旨和内容等角度来看,《论佛骨表》是一篇相当完美的文章,但从韩愈进谏的结果来看,这份谏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使得作者引火烧身、身陷囹圄。作为进谏的公文,前提是在语言方面应当减少对立,为写作对象所接受。也就是说谏表首先要正确认知写作对象,这份公文表是一篇政务性的奏状文书,写作的对象是当朝拥有最高权力的宪宗皇帝,在写作时应摆正君尊臣卑的位置,起码应当言语含蓄,不能触犯其尊严。宪宗事佛,说明他看重佛道,而韩愈开篇便指出“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充满对外来思想鄙夷排斥色彩。接连用高宗之例,暗责宪宗违反祖意,薄了君主颜面。其次,不能以说教方式进行“强谏”,更不能含沙射影。“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一句,说旧朝事佛君主朝代短暂,暗喻宪宗迎佛骨一事会缩短王朝寿命,《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记载:“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韩愈作为人臣,平时说话尚且不能如此狂妄,更不用說在一份奏议公文中言辞凌厉了。最后,谏文应当注意分寸,有所顾忌。文章多处使用设问,如“岂宜令人宫禁?”“岂不盛哉!岂不快哉!”等句进行讽谏,虽加强了语气,但单一的对话逻辑使得整篇文章充满自负情绪,锋芒毕露,火上浇油,触动人主不可触碰的禁区,难合圣意。

从公文写作的视角剖析韩愈《论佛骨表》,分析其成败得失,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文写作仍然有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6册·卷二百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7758.

(陈玥 江苏扬州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0)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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