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成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思维的出口。翻译是语言表达的一种行为方式，会因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翻译的意义必须以人为本，始终是人们体验与认知的结果。随着人们体验与认知的变化，中译英在不同的时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翻译结果。

[关键词]语言；约定俗成；翻译；体验与认知

一、翻译是体认的结果

语言的产生促进文化的交流，翻译在文化的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承载着目标语与源语言的文化属性。而认知翻译学家认为翻译是第三种文化，是人们体验与认知的结果。虽然人们可为达成某种目的而约定某种翻译规范，但这种规范只能是合同式的就事论事（王斌），只能是简化的约定俗成现象，不能一概而论。翻译会随着语言表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语言结构映射经验结构，经验结构表现为百科知识性的概念结构，具有鲜明的体认结构。”（王斌）而这种语言表达的主体是人，人的体验认知也是不断变化的。翻译学家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去解释翻译现象，从而促进了认知翻译学的蓬勃发展。认知翻譯的研究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青睐，强调人的体验与认知在翻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翻译的有无意义是相对于人的认知而存在的，是一种体认的结果。因此，翻译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一些“约定俗成”的翻译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摒弃不合理的部分，产生了新的译法。

二、中译英的翻译变化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认知客观世界时，不同民族的人们不断摒弃自身不利于交流的、落伍的认知观点（石春让），形成一种优化的认知观。认知观是用来解读世界的，而世界本身是变化的（王斌），这就需要人们用动态的认知观去认识世界。同样，翻译也是随着人们的体验认知而发生改变的。

当中文被翻译成英语时，人们总是试图从英文中找出类似的词语来表达，一些中国特色的因素难免被忽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被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样的译法完全丢失了中文中“诸葛亮”隐喻为聪明的人这一层含义，于是一些翻译学者开始重新去思考这个谚语的翻译，许渊冲先生是这样翻译的：“Three cobblers combined makes a genius mind”，这种译法更好地把“诸葛亮”的隐喻意义翻译出来，与人们的认知相吻合。又如“龙”一词的翻译，国人视“龙”为百鳞之长，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积淀。而英文中表示龙的单词dragon却表示一种凶恶的动物，是来自《圣经》故事里的一个恶魔的名字，导致中华形象在欧美的恶魔化。此外dragon还表示“悍妇，母夜叉”的意思（A·s·Hornby），这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很容易误解龙在中国文化中的意思，于是“loong”的译法应运而生。这是人们对两种文化中认知视角差异性的深化认识的结果。译者需要为译文读者提供一个可接受的认知视角，才能准确流畅地掌握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石春让）。同理，“饺子”一词的翻译也是随着人的体验认知而发生变化。起初，“饺子”被翻译为“dumpling”，缺失了“饺子”在文化层面的“他性”。饺子无可替代的“他性”，体现于它特有的民族文化属性。而“dumpling”在西方的制熟方法、皮馅用料、成品形状、甜咸口感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饺子大不相同。“饺子”只能是“dumpling”众多下义之一（于元元）。一些学者也意识到这两种文化中的认知观点的差异，直接采用“饺子”的音译“jiaozi”，这是人们体验认知发展的结果。“高考”一词的翻译也随着人们对中西文化教育的认知视角的变化而发生了从“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到“gaokao”的变化，并逐渐被接受。

三、结语

认知翻译观以作者、译者和读者等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为认知基础，努力实现文本阅读、源语理解和目标语转换等多种现实体验的统一，从而达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徐峰）。Langaeker（1987）提出“理解具有创造性”这一观点，译界认为翻译也寻求一种“再现性”（王寅）。可见，翻译的不断变化是语言的不停再现。从体认的角度研究翻译更能彰显人在使用语言时的思维方式，以及跨文化交际中对不同文化交际模式的选择，更能演示不同语言文化相互交织的变化过程（王斌）。因此，翻译与体认的关系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以及对人类自身的认识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