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薇薇

【摘 要】自从社会工作引入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工作伦理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如果完全照搬西方社会工作伦理法则很难完全帮助社会工作者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所以，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从社会工作伦理在中国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来探讨如何使西方社会工作伦理更好适应中国本土化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问题；本土化

社会工作是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工作的伦理问题是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早期的社会工作伦理把对人的帮助看成是一种施舍，要以牺牲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条件。1917年，随着《社会诊断》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专业社会工作的诞生。同时由于西方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出现很多伦理性的难题，制定相应的全体社会工作者共同遵守的伦理守则显得必不可少，制定科学的伦理和方法也是必须的，至此，大量的社会工作伦理文献涌现，以阐述社会工作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和困惑。作为一种专业助人的职业，社会工作于20世纪传入中国。自传入中国开始，社会工作专业的本土化问题就一直存在，也正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思想文化，社会工作者在遇到伦理难题时，如果照搬西方的伦理标准又很难实际性地解决问题。所以，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会工作伦理的内涵和特点

（一）社会工作伦理的内涵

社会工作本土化工作是学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要想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首先要有一套明确的社会工作伦理法则，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伦理。台湾学者徐震认为社会工作伦理是“可由社会工作集体分享之抽象的价值、信仰推演而来之相对具体而可实践的行为标准。这些标准，经由社会工作专业组织确认，依一定程序制定成专业成员的共同遵循的规范，并明文规定，就称之为社会工作专业守则。”大陆学者罗肖泉认为“社会工作伦理是作为应用伦理學分支的职业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社会工作职业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工作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为研究对象，也为评判社会工作从业者的道德行为提供依据。” [1]这些学者为我们理解社会工作伦理的概念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二）社会工作伦理的特点

首先，按照学科的性质来划分，社会工作伦理既属于社会工作学科又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经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共同讨论得出一般性的社会工作者需要遵守的规则。

其次，社会工作伦理强调伦理的规范与道德的调空作用，可以将社会工作伦理理解为社会工作人员的道德约束作用。

最后，社会工作伦理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包括社会工作信仰、社会工作价值观、社会工作伦理守则，这些都为社会工作者在遇到伦理困境时提供指导。

二、西方社会工作伦理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西方社会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1、西方社会工作伦理思想与中医文化思想的冲突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国社会工作中的很多问题无法套用西方社会工作的伦理，甚至会因为文化的影响出现工作当中的伦理困境。笔者曾经在电影《刮痧》当中，就看到了这种问题。故事中来美生活的许大同有一个五岁的儿子丹尼斯，一次，孩子因闹肚发烧，在家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民间流传的刮痧疗法给丹尼斯治病，而这就成了丹尼斯一次意外事故后许大同虐待孩子的证据。法庭上，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使许大同百口莫辩。而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又无法解释通过口耳相传的经验中医学。面对控方律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的“全新解释”，许大同最后终于失去冷静和理智……法官当庭宣布剥夺许大同的监护权，不准他与儿子见面。为让儿子能留在家里得到母亲的照顾，许大同搬出了家；父亲也决定回国，为了让老人临行再见一面孙子，许大同从儿童监护所偷出儿子丹尼斯到机场送别。父子分离，夫妻分居，朋友决裂，工作丢失……接连不断的灾难恶梦般降临，一个原来美好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贫民区的破旧公寓里，偷偷相聚的大同夫妇借酒浇愁，抱头痛哭。圣诞之夜，许大同思家团圆盼子心切，只有铤而走险，装扮成“圣诞老人”，从公寓大厦楼外的水管向高高的十楼——自己家的窗户悄悄爬去，结果引来警车呼啸而至。

在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将中国传统的中医疗法误解为是对儿童的虐待，以至于造成了这种尴尬的境地。这就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的一个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

2、西方社会工作伦理思想与儒道思想的冲突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儒家思想，一直奉行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儒家思想要求个人必须服从于家庭、君主，在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传统文化下，忽视了个体的利益与权利，个体配合家族或集体的利益而行动才是主流。孔子的仁人思想更是强调忠孝诚信、“克己复礼”，通过压抑个性、节制自己以遵从社会规范。[2]同一时期的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这些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在一个拥有孩子的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关系很僵硬，甚至是存在家庭暴力。但是，为了孩子，维持家庭的稳定性，女性通常会选择忍气吞声，总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严重时可能只向亲人求助，但是，这种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中国人奉行“以和为贵”的思想，致使这种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如果让她们直接向社工求助，她们也会因为尴尬而有所保留，这必将会影响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二）专业关系的建立与中国人情社会的冲突

西方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保持着一种完全的专业关系，这种专业关系是指排除任何私人情感的，要求社会工作者以一种非评判、价值中立的客观视角来看待服务对象，认为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除专业关系以外，不能有任何的其他关系，以防止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但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社会工作者要想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的关系，大多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的。在社会工作机构实习时，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服务对象与社工都很熟悉，我们称服务对象为叔叔、阿姨等比较亲昵的称谓。服务对象喊社工为“小李啊”或者“小王啊”。有些时候，服务对象有了好吃的或者开心的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和社工分享。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熟悉的人情社会中建立起的信任的专业关系。如果社会工作者一直强调与服务对象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很有可能会让服务对象觉得社工不近人情，让人难以靠近。这种情形会影响双方专业的建立和服务的效果。

（三）绩效评估的量化与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之间的冲突

笔者在广州实习期间，深深地感受到评估对社会工作机构产生带来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必然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的降低。在广州每个家综每年至少要迎接2到3次的家综评估，每次的评估，整个家综都会提前很长时间准备接受评估的内容。而在评估的过程中，专家们基本上是以查看工作的文书和对社会工作者的访谈为主。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指标的完成度成为评估关注的重点，而对于评估后的真正的质量却被忽视。在社工机构，每个人会承担着太多的任务，又有着巨大的文书工作，那么真正留给服务对象的服务时间又有多少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所以，在和老师们一起参加评估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的服务对象都只参与过一两次的活动，只是感觉社工的态度比较亲切而已。所以说，这种做法很难真正的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大多停留在表面上。

三、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思考

中国社会工作伦理地运用必须要适应于本土文化，一味照搬西方的伦理思想更会与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产生冲突。正如王思斌教授所言：“社会工作的实务性决定了它必然面临本土化的任务。”针对中国社会工作遇到的本土化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进行大胆创新，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不断调整伦理准则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调整西方社会工作伦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

社会工作伦理引入中国后，要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中国人的主流思考范式纳入到社会工作伦理的考虑当中，以防服务对象在社工的助人过程中感受到文化的不协调性。同时，西方的社会工作伦理也要允许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千篇一律的思想观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就比如说在电影《刮痧》当中，美国社会工作者不理解中国传统中医文化，导致了电影中的局面。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界定。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为准则，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中国也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国度，家庭关系是历来被重视的话题，重视用多种方法来教育孩子。所以，中国社会工作者必须比西方社会工作者更加注重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更多地考虑家庭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利用家庭关系来解决个人的问题。[3]

（二）调整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关系的建立方式

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如果单方面的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忽视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人情关系先于职业关系、人际信任高于制度信任的社会现实，必将难以取得理想的工作效果。[4]正是由于中國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社会工作的实务过程中，有两种关系必须引入到社会工作实务当中。一种是朋友关系，另一种是老师关系。在社会工作开始一项服务项目时，首先要做的就是走访服务对象，了解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在走访的过程中，必须和服务对象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像这种唠家常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在中国，服务对象的很多信息在闲聊中会体现出来。当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达到一定的熟悉度以后，服务对象才更可能向社工吐露心声。这对于社工开展服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另一种关系是教师关系。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教师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尊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奉行的一个理念。社工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可和职业声誉和营造良好的服务效果，需要树立自己的专业权威。实践证明，除了物质奖励、人文关怀，让服务对象持续来参与活动的一大吸引力就是能够在活动中学到新的知识。此时的社工扮演着一种教师的角色，有助于成功地营造知识权威的角色，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的自决不一样。中国虽然也要尊重案主自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社工被期望作为老师的角色给予一定的建议和意见等。

（三）优化评估制度，提升专业服务质量

社会工作自引入中国后，也取得一定的发展，虽然还不及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但逐渐成熟的社工机构要开始真正接受真实情况的考验。回归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主，接受以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为中心的评估检验。在评估的过程中，除了对购买方、承接方的面谈以外，还应该加入对服务对象的访谈。在实习期间，对于家综或者社工机构的评估，主要是对社工们的单方面评估，通过对他们的面谈以及文书的表述来评估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如果换一个新的角度，更多的关注到服务对象本身，有利于社工发现居民和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引导社工在服务的时候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本，同时使社工机构的管理以支持社工服务和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出发点，缓解当前社工文书压力过重挤占服务的时间。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上，提升服务对象对社工以及社工机构的满意度。

【参考文献】

[1]李清昕，本土化视角下我国社会工作伦理探讨[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7）：2-3

[2]孙健.西方社会工作伦理在中国本土化的探讨[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3）：58-62

[3]何依娜，中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对社会需求的回应[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6（10）：33-35

[4]涂宇明.儒家传统思想对社会工作伦理的影响[J].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4）：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