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军事思想与齐兵学初探

2018-01-12赵志坚陈晓明

文史杂志 2017年6期

赵志坚+陈晓明

摘要：戚继光出生于齐地，成长于齐地，他的军事思想深受齐兵学的影响。戚继光继承了齐兵学注重从实际出发、利用天时地利的军事思想，根据南方沿海多山岭沼泽、道路崎岖、兵力不易展开的特点，以及倭寇善设伏、善冲击、善短兵相接的实际情况，创造了新的战术队形——鸳鸯阵。在吸收齐兵学“重人”传统的基础上，戚继光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在选兵、练兵方面有独到见解。与齐兵学一样，戚继光把德、才、识、艺作为选将的标准。齐兵学的辩证特色在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

关键词：戚继光；军事思想；齐兵学

齐兵学[1]始于姜太公，历经管子、司马穰苴、孙子、墨子、孙膑、田单等军事家們的军事实践和理论创造，如《管子》（其中《兵法》《七法》《地图》《参患》《制分》篇均为军事著作）《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而在体系上日臻成熟。齐兵学的流风余韵，泽及后世，惠及八方。戚继光生于齐地，成长于齐地，他的军事思想深受齐兵学的影响。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年号孟诸，山东登州（今蓬莱）人，明代抗倭名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曾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御敌抗倭，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而防御蒙古部落，带兵习武四十余年，深谙练兵之法、练将之道、致胜之策，对练兵、治械、阵图、战略战术等均有许多创见。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及《练兵实纪杂集》等，成为备受世人推崇的军事名著。

一

齐兵学注重从实际出发，利用天时地利，为我所用。姜太公刚到齐地时，面对地薄、人少、国贫、临海的实际情况，“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2]。管仲相齐，从齐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务实改革，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大国争雄的第一个霸主。《孙子兵法》中的《地形篇》通过“地有六形”和“兵有六败”的论述，揭示了自然地理在战争胜负中的重要性。《孙膑兵法》中的《地葆篇》将行军作战中的有利地形视为珍宝，也非常重视地形在战争中的作用。

戚继光继承了齐兵学注重从实际出发，利用天时地利的军事思想。他根据南方沿海多山岭沼泽、道路崎岖、兵力不易展开的特点，以及倭寇善设伏、善冲击、善短兵相接的实际情况，创造了新的战术队形——鸳鸯阵。

鸳鸯阵以12人为一队，首1人居前为队长，次2人持藤牌（长、圆各1），次2人持狼筅，次4人持长枪，次2人持短兵器（如叉、钯、棍、偃月刀等），末1人为火兵。作战时，“二牌平列，狼筅各覆一牌，长枪每二支，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长枪进老，即便杀上。筅以用牌，枪以救筅，短兵救长枪”[3]。针对倭寇以倭刀、长枪、重矢为主的战术，鸳鸯阵充分发挥了长短兵器的效能及其相互配合作用。藤牌在江南田间泥雨中可代替甲胄，极为便利，可防御倭寇重矢、长枪，掩护本队前进。每一藤牌手还有标枪2支、腰刀1把，敌人近前，掷标枪刺之，不论中否，敌人必用枪顾拨，牌手乘势急取腰刀砍杀。狼筅以长竹制成，节密枝坚，梢加利刃，刃能刺人，枝梢茂盛，可遮蔽本队。长枪不但比倭刀长，而且比倭寇的长枪长。长枪先发制人，敌人兵器不能及身。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杀上救护。长短相卫，彼此相倚。戚继光还让不同年龄不同体格的军士使用不同的兵器：胆勇有气力、年少便捷的使藤牌；体壮力大的使狼筅；30岁上下、精力充沛的使长枪。这样，不仅充分发挥了兵器的长处，还充分发挥了士兵的长处。一个小队便是一个坚强的作战集体。鸳鸯阵还与火器（鸟铳、快枪）、弓箭相配合。每当作战，倭寇进至100步以内时，戚继光才许军士们听号令放火器；再进至60步以内，方许弩手放箭；若敌人再进，方由鸳鸯阵冲杀。鸳鸯阵所包含的各种兵器，并不是戚继光的创造，但综合各种兵器于一个战斗小组中交互迭用却是他的军事天才性的创造。这是戚继光对中国古代军事作战的重大贡献。

鸳鸯阵有多种变化，主要是三才阵、小三才阵（又称“两仪阵”）两种。何时摆鸳鸯阵，何时摆三才阵，要根据敌情和地形来决定。作战时，凡系正兵，或摆鸳鸯阵，或摆三才阵；两翼伏兵，一定要摆三才阵，绝不用鸳鸯阵。因为伏兵突击，行动要求快速，鸳鸯阵易打乱阵形，而三才阵人员易出，应急方便。

鸳鸯阵运用灵活，组织严密、简单，士兵彼此能够呼应，一个小队就是一个战斗单位，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变化快，调动灵活，适应江南地形的特点。在抗倭战斗中，鸳鸯阵大显神威，屡建奇功。

以鸳鸯阵为基础，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即组成大营。出战时这样的大营共五个：前营为正兵，正面出击；左、右营为两翼，由两侧配合；中营为中坚；后营是预备队，或作伏兵，或作支援，相机策应。各营又分四哨，也分正兵、左右翼、伏兵。每哨有四队，也分为左、右、正兵、奇兵，相互策应，可分可合，有正有奇，战斗中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化。

二

齐兵学从“重人”的角度出发，重视“人”的主体意识，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封国后，当周公问“何以治齐”时，姜太公答以“举贤尚功”，即尊重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崇尚和奖励对国家有功的人，这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孙子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孙子兵法·行军》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孙膑在《孙膑兵法·月战》中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他提出“兵之胜在于篡卒”，即通过严格挑选，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行军》篇，专门论述了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戚继光亦“重人”，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他主张把军队训练成一支百战百胜的“无敌之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实践中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练兵思想，摸索出一套适应战时需要的练兵方法，在选兵、编伍、阵法、训练、器械、纪律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针对明朝中后期官军腐败、军纪松弛，“卫所军不习战”[4]、“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5]，兵额粮饷有限的局面，戚继光提出了选精兵的主张。他认为，军队的武器要精，但更重要的是兵要精，“即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为徒费；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须兵士立得脚跟定，则拽柴以败荆，况精器乎”[6]。要练出精兵，应注重选兵。他提出，时代不同，选兵的方法也不同，“天下一家，边腹无虞，将有章程，兵有额数，饷有限给，其法惟在精”[7]。精选是练出精兵的前提。endprint

戚继光的选兵标准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注重士兵的成分及出身，“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不可用奸巧之人”，“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可用乃惯战之人”；其二是注重士兵的素质，挑选那些身体丰伟、体格健壮、武艺精湛、反应伶俐、负有胆气之人，“而必胆为主”[8]。所谓“胆气”，即人的“精神”，藏在人的心中。有胆气的士卒，平时勇于吃苦、勤于练武，战时勇敢、不怕牺牲。根据这样的标准，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亲自到浙江义乌等地挑选3000余名矿工和农民，组成了闻名中外的“戚家军”的骨干。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对此十分赞赏，他说：“戚继光昔时名将，身经百战，其在浙江，止能选练三千人为鸳鸯阵以胜倭。”[9]戚家军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戚继光的选兵标准是正确的。

选好兵之后还要进行适当的编伍。组织编制是建立一支“节制”之师的重要条件。戚继光强调军队编制要严密，“舍节制必不能军”[10]。这里的所谓“节制”，就是把选出来的士兵按照队、哨、官、总（营）的编制，严密地组织起来，填造名册军籍。其编制规定：每12人为1队，内设队长1人，伙夫1人；4队为1哨，设哨长1人；4哨为1官，设哨官1人；4官为1总，设把总1人，统领全总官兵。这样，节节相制，统一指挥，统一步伐。哨官以上由将官派定，哨长由哨官从部下中选拔，队长从士兵中间选拔。戚继光特别注重军队编制和战术相适应。他认为，一切阵法“只在伍法中变化”[11]。如在上述编制中，队是最基本的战斗单位。戚继光确定的队、哨、官、总的编制，正是为了适应一头两翼一尾的战术，使头、尾、翼都成为建制单位，便于指挥和作战。因此，按照这一思想组编的军队，既灵活，又能服从于统一的意志。这种以组织编制增强战斗力的思想是一种创新。

要拥有一支精锐部队，必须进行严格训练。戚继光认为，“训练有备，兵之事也”[12]，“战必以练兵为先”[13]。为了拥有一支“节制之师”，戚继光从伍法、胆气、耳目、手足、四力、心、营阵等方面对军士进行严格训练，展现了丰富的练兵思想。

1.练伍法：步兵、骑兵、车兵和辎兵等首先都要进行伍法训练，使每个士卒均熟悉自己所在队伍中的位置、职责、隶属关系、兵器配备等，这是开练的首务。

2.练胆气：胆气即军队的士气，士气不高，则难以胜敌。戚继光认为，军队的“大势所系在气”[14]，“兵之胜负者，气也”[15]。要想拥有高昂的士气并始终保持它，关键在于“治气”。通过胆气训练，使士兵胆大气足，临危不惧，勇敢杀敌。

3.练耳目：即使士兵熟悉各种号令旗鼓。戚继光十分重视号令训练，他认为“号令、旗鼓皆治军之要”[16]，“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百胜者”[17]。为此，他制定了行军、作战、宿营等各种号令，要求士兵务必记熟。在实际作战中，他要求：“凡各官兵，耳只听金鼓之声，目只看旗帜方色。如鼓声不绝，便前面是水火也须跳入；如鸣金该止，就前面有财物可取，亦不许动。”[18]只有这样，才能“强弱同奋，万人一心，攻坚摧强，无往不胜”[19]。

4.练手足：即使士兵熟悉武艺。戚继光认为，士兵仅有杀敌之心，而没有杀敌的本领，到战场上同样是白送命，因此他强调武艺（军事技术）训练。戚继光告诫士兵说：武艺“是尔等当兵防身杀贼立功的勾当。尔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尔；若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也”[20]。他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道理教育士兵，激发他们的练兵热忱。他还强调，练武艺一定要从实战要求出发，战时怎么打，平时就怎么练。他严禁士兵搞花架子，甚至平时训练的要求比实战还严格，以期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成效。他还定期进行考核，进步者受奖，屡无长进者受罚，把练武艺的好坏与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

5.练四力：四力，即指心力、手力、足力、身力。练心力，即训练士卒血气充盈，意志坚强，随时保持高昂的战斗力和必胜信心。练手力，将器械分轻重两种，平时训练使用重于交锋的兵器，战时上阵使用相对轻些的兵器，顿觉轻松，运用自如。练足力，训练士卒一气跑数里，再足裹沙囊，渐渐加重，临敌去掉沙囊，足轻步便。练身力，平时习战，披以重甲，荷以重物，临战去掉重物，身轻快捷。

6.练心：治气应练心，因为“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气根于心，则百败不可挫”[21]。所谓“练心”就是进行思想训练，即晓以大义，激以忠心，树立保国卫民的信念，使之能奋勇杀敌。为此，戚继光要求将士要“正心术”“立志向”“习武艺”，以“保民为职”、以“安国保民”为念。具体说来，练心“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22]，就是要讲明道理，以身作则，实行感化。以诚感诚，就是真心爱护士兵，感化士兵。戚继光认为，要以诚感诚，就应尊重士兵，不能随便役使他们，而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关心他们，“惟天下至诚，斯能得人”[23]。要想得人，得其心，就必须至诚待下，“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共，甘苦为之同”；“不待其心之发而先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预为之谋”；“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24]。如果这样，士兵们就能做到爱护自己的将领胜过爱护自己的生命，任何艰难困苦也不能改变他们为将领而死战的意念和卫国保民的决心。如此一来，全军“万人一心，心一而气齐，气齐而万人为一死夫”[25]，就会无坚不摧，无敌不克。戚继光认为，爱护、教育、感召只是练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以赏罚作为辅助手段。赏罚一定要公正，该赏的即使与将领有旧仇、新怨，也要赏；如果违犯军令，就是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赏罚还要合乎情理，奖赏的一定是广大士兵所喜欢的，惩罚的一定是广大士兵所厌恶的。这样，赏一人就会使千万人振奋，罚一人就使千万人更听从命令，从而使赏罚达到齐人心的目的。戚继光还提出，练心、练胆气不仅在操场上进行，更重要的是根据具体情况随时随地培养和锻炼。他曾说：“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气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定格，或相其意态，察其动静而撙节之。故操手足号令易，而操心性气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難。……兵虽静处闾阎，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26]总之，练心是微妙的，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作为将领，只有认真学习，并在实践中反复琢磨、体会，才能将工作做好。戚继光的这种以理喻人心、以诚感人心、以赏劝人心、以罚齐人心的练心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戚家军勇敢善战，与此是密不可分的。endprint

7.练营阵：先练马兵、步兵各种队形；然后是行军队形、行军规则、野营布置和宿营规则；再次是作战纪律和注意事项；最后是战斗后的各种注意事项。通过练营阵，达到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的效果。

三

齐兵学注重将士的德、才、识、艺。《六韬》把勇、智、仁、信、忠作为选将帅的“五材”。《孙子兵法》首篇《始计》就提出为将的五个必备条件“智、信、仁、勇、严”；《孙膑兵法·将义》认为“义、仁、德、信、智”是将帅的基本素质；《司马兵法·严位》也认为“仁、义、智、勇、信”是将帅的必备条件。

戚继光把德、才、识、艺作为选将的标准。所谓“将德”，就是具有报国为民、勇于献身、宽宏大量、勤于职守、廉洁奉公、爱护士卒的品德；“将才”，就是熟悉兵法、通晓韬略、严于教卒、长于节制、善于驾驭战争的才能；“将识”，就是明辨是非、洞察真伪、谋略在胸的气魄和胆识；“将艺”，就是勇猛顽强、技艺高超、以一当十的武艺。

在戚继光看来，一个将领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心术要正，“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思思念念在于忠君、卫国、敬人、强兵、爱军、恶敌”[27]，要“视兵马为安国保民之具”，“一心从民社上起念”[28]。此外，一个将领还应立志向，做好人，置生死于度外；还要宽宏大量，保持廉洁，不为世俗声色所动，不为货利所诱；对他人不妒贤忌能，不刚愎自用，能集众思，用群策；教育士卒，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不追求功名，只尽力报效朝廷，等等。这些以“忠君、卫国、保民、爱军、恶敌”为核心的思想品质，以实心行实事的思想作风，虽然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能做到这些，亦是难能可贵的。戚继光认为，如果练将不看将德，只看将才，就会使那些“争功名”“喜逢迎”“贪货利”及阿谀奉承、自吹自擂的平庸之辈和品质伪劣之徒混入队伍，这正是“世之所以有骄将，有逆臣，有衿怠之行，有盈满之祸，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卫国保家”[29]的原因。

除了将德之外，戚继光还强调一个将领应该精兵法、习武艺。他指出，一个将领“韬钤不谙，终非全材”[30]。若想做到韜钤谙熟，就要学习；用兵打仗的方法就像治病的药方一样，不学习就不知道，就不能在实践中“开阖变化，运用无穷”[31]。戚继光严厉批驳了“将领以指挥为主职，可以不学武艺”的观点，指出各种兵器“杂其短长，随其形便，错而用之者，主将也。不习而精之，焉能辨别器可某用，某形用某器，以当前后，称干比戈，较敌制胜”[32]。他又指出：“欲为全才之将，凡种种武艺，皆稍习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须专习一二种，务使精绝，庶有实用，庶可练兵。”[33]即在掌握全面军事知识的基础上，至少还要精通一二种专门化的知识，才能在平时练兵和战时作战中应付自如。

四

齐兵学具有鲜明的辩证特色。孙子用辩证观点来分析、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范畴：敌我、主客、彼己、阴阳、动静、进退、攻守、强弱、速久、胜负、奇正、虚实、勇怯、避就、专分、治乱、利害、优劣、安危、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劳逸、迂直、内外、卑骄、生死等等。这些对立范畴，无一不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34]，大大丰富了兵学的内容。孙膑军事思想中的辩证特色更加浓厚。他在《孙膑兵法·积疏》中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逸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称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谁善于掌握它，谁就能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

辩证特点在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北方蓟州防御蒙古部落时，戚继光认为，虽然在战略上以守为主，但并不能被动防御，要能守必先能战，守应以战为基础，“必士卒真有战之势，而后可期固守之安”[35]。他把防守蓟州的急务概括为两个字：“战”和“守”。在他看来，“战”和“守”是密切相关的，他在《上政府御虏五策》中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表述了他的“先战而后能守”的军事思想，即积极防御的思想。也就是说，在战略上要求固守，而战术上要求的则是：“今日蓟镇之事，惟有堂堂决一大战。”[36]戚继光的这一军事思想是针对当时北方边境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北方游牧部族的武装进攻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如果不摆开大阵，很难抵挡，即所讲的“敌骑数岁一骋，动以数十万，非堂堂正正，莫可当锋”[37]。在镇守蓟州16年中，戚继光亲手训练了一支攻守兼备的边防部队，并采取以守为主、能守必先能战的策略，沿长城修城墙、建御敌台，逐步形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部落的入犯，并迫使其与明朝廷议和，使北方数十年安然无事，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38]的战略目的。

注释：

[1]本文有关齐兵学的论述主要参考仝晰纲先生所著《青铜的战神——齐鲁兵家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2]《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3]《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操练篇》。

[4]《明史》卷二百一十二《戚继光列传》。

[5]《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中华书局2003年版。

[6]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三《手足篇》。

[7][8]《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

[9]《徐光启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O][27][28][31]《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练将篇》。

[11]《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束伍篇》。

[12]《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三《练浙兵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