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居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治罪。通过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与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战中胜出。户籍制度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税征役，二是实现社会控制。历代王朝建立政权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统计、登记全国人口。

汉代：从私民到公民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做“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组织居民到县衙登记户口，并接受官府的验查，这个过程叫做“案比”。户籍登记的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与性别及其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然后，县衙将各户的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后再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已经出现了，意为“国家的人”，与隶属于贵族的“私民”相对），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

2000年后，在中国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有徐宗的户籍档案。“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与贱民并立

在唐朝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龄和体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验查无误之后，便根据年龄大小在户籍档案上注明“黄小中丁老”。按唐朝的法律，男女3歲以下为“黄”，15岁以下为“小”，20岁以下为“中”，男性居民21岁以上为“丁”，60岁为“老”。成丁即意味着要承担赋役。

包括“团貌”在内的户籍登记，每3年举行一次。因为有了“团貌”的程序，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账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

唐代户籍制度跟秦汉时期的最大差异，并不是增加了“团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换言之，国家的编户齐民只覆盖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贱民，没有资格编户，只能附籍于主人家。唐代的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如工户、乐户、杂户；以及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即部曲、奴婢，他们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可以像货物、畜产一样交易。

宋代：按家庭财产多寡划分为不同户等

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分为“坊郭户”或“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多寡，将主户划分为不同户等。

按财产多寡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征人头税为主到以征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实行“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从征人头税到征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宋朝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在减弱。因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新地方生活1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明代：职业户制度的建立与瓦解

宋朝时，农民抛弃田产外出经商，地方政府提出将这些田产收回，而受到户部的批评和拒绝。也就是说，农民的产权与经商权利，得到朝廷的承认。到了明朝初期，农民就没有这种择业的自由了，朱元璋严禁农人弃耕从商，令民专守田业，“市村绝不许有逸夫”，否则，“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

开创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个以小农为本的宁静秩序。体现在户籍制度上，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户籍。

民户务农，并向国家交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类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职业一经划定，代代相承，不得随意变动。

明初的户籍制度，有利于建立一种淳朴、安静、井然的社会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紧紧束缚在户籍上，不得自由流动，社会的活力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职业户制度的松懈，商品经济的兴起，“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代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时，朝廷宣布“摊丁入亩”，户口不再作为征税的依据。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还是一直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