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峰+徐天

2017年7月至8月，媒体曝光数十位老人遭遇“房诈”，被人以投资理财、以房养老、电信诈骗等手段哄骗到公证处，以房屋做抵押，与放款方签订借贷协议，并进行公证。此后，房子很快被过户他人，老人则被赶出家门，同时背负巨额贷款。这一涉及“公证”的事件，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在此次风波中，涉事的北京方正公证处停业整顿，而整个公证体系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有舆论认为，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公证行业乱象，与公证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息息相关。有的司法行政机关不愿改，有的公证机构不想改，再就是机构编制政策不到位，致使公证体制改革难以推进。2017年7月，司法部重提推进公证体制改革，要求在今年年底前，行政体制公证处都要改革到位。舆论对这一轮改革寄予厚望。

遭“房诈”老人被骗做抵押房产公证

2017年6月14日，王涛66岁的母亲在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谎称自己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的警察，说她涉嫌卷入了“4·29大案”。“现在派出所要查封你家房子，你要先拿出一笔保证金。”对方说。

王母一下子吓蒙了，说自己没有这么多钱。对方告诉她，可以先抵押房子做个“假手续”，“证明你的清白后，房子过段时间就还给你了。”随后，对方指定了一家担保公司，并让王母去找该公司的业务员王某瑞，让王母跟王某瑞签订一个贷款协议，以房子做抵押。对方特意告诉她，这个案子是国家一级机密，不能泄露，“不要跟你的子女说。他们如果知道，進行阻拦，延误了时机，你的罪名很可能就坐实了。”

王涛父亲听了老伴的话，也信以为真。2017年6月19日，两位老人在王某瑞的带领下，来到北京方正公证处，对贷款协议和房屋抵押进行了公证。贷款协议规定，担保金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到期除偿还本金外，还要支付10万元利息，逾期后每天再追加2万元。

借款协议签完后，在王某瑞等人的指导下，王母办了银行卡，开通了U盾。随后，王某瑞把400万元借款打到了王母账户。但是很快，这笔钱就从王母账户被转走，王母才发现上当。

王涛说，做公证时，公证员要和当事人对话，公证处也做了影像资料存档。录像时，王某瑞在旁边告诉老人该说什么。“老太太录了4次像，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王涛说，他到北京方正公证处提出要看公证书，被工作人员拒绝。随后，王涛去北京市司法局投诉，司法局通知方正公证处，撤销了王母不能按时还款时委托出售房屋的委托书。但风险仍然存在，如果王母不能按时还款，担保公司还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王涛跟法院接触过几次，情况也不乐观。“因为我们报案了，拿着派出所的受案回执，让法院暂停执行。现在就悬在这里了。”

李红英、王建国、孙贤程等老人的遭遇，比王涛母亲的情况更严重。他们遭遇“清户”，被迫离开居住了多年的房子。

2016年10月9日，家住北京东直门商圈新源西里中街小区的李红英家中，突然来了十来个人。“他们个个人高马大，纹着身，梳着怪异发型。”李红英说，这些人把她一家人赶了出来，一些衣物等物品则被扔到了路边。李红英与女儿、女婿还有8岁的外孙女，至今仍在外租房居住。

2016年1月，七旬老人王建国，听信一个叫广艳彬的人（自称“中国店网”高管，因涉嫌诈骗，已经于2017年2月27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逮捕）介绍，以房屋做抵押，参与一个“国际娱乐城”项目，对方宣称月回报率8%。王建国在北京方正公证处签订相关协议后，当年9月29日，一群壮汉闯入王建国老人家中，将他赶出了家门。

2012年，孙贤程、王瑾夫妇因“和朋友于某做生意缺钱”，以房屋做担保，向金主（借款人）武某涛借款。孙贤程女儿回忆称，2012年年底，于某和武某涛趁老人子女不在家，哄骗老人到北京方正公证处办理了一个还款手续。老人在公证处签订了房屋出售委托书等协议。2014年12月5日，孙贤程的家中闯入一群不速之客，砸毁防盗门、家具，逼着孙贤程签订了搬家协议。一套价值500万元的房产，被以185万元的价格贱卖。

司法系统从业人员杨琦介绍，这类诈骗案子的大致套路是：首先有个人声称自己有个收益很高的投资理财项目，吸引老人投资。由于老人没有足够的钱，这个人就找来一位可以为老人介绍金主的中间人。随后，项目人承诺老人什么都不用做，由自己替老人向金主还款，老人就配合在文书上签字就行。而受访老人均称，从没有见过金主本人。

老人跟金主签订借款协议后，形成了借贷关系，同时给中间人签订了抵押、出售等处理房屋的授权委托书。老人将从金主那里得到的借款给了项目人（老人称没有见到钱，是在银行里由项目人和中间人安排，待老人银行卡里收到借款后，就当即转给了项目人）。但项目人没有把钱还给金主，在法律上老人对金主就构成了违约。

此时，一方面金主跟老人索要还款，另一方面，中间人在没有告知老人的情况下，基于老人签订了出售房屋的授权委托书，就把老人的房子卖掉了。

据了解，仅被广艳彬一人诈骗过的受害老人，就有四五十位，现在报案的已有30多位。这些老人都住在北京的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等房价较高的城区。

“他们是一伙的”——公证处背后的利益链条

北京方正公证处原名“北京市第二公证处”，成立于1995年，是北京市的市属正处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当时，方正公证处的业务能力在业内很受认可。曾与方正公证处合作过的北京市某金融机构的一位资深从业人员说，目前在北京纯放款的小贷公司有一万家左右，其中以个人名义放贷的公司有一两千家，而其中跟方正合作比较密切的估计有500家。endprint

方正公证处之所以吸引放款方，除了业务能力比较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方正公证处的业务流程比较有利于放款方。“在北京很多小贷公司心目中，方正公证处是最好的公证处。”他举例说，在北京公证处里面，很多家不愿意跟60岁以上的老年人做业务，或者是必须由老年人的成年子女陪同才做。“但在方正公证处，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没有子女陪同的情况下，他们也敢给做。”

公证员跟小贷公司做业务，收益很高，一笔200万元的业务，公证员的收益有时能达到10%，那就是2万元。警方只需要查公证员的对账单，就会发现很多公证员的账户里，每个月都有不能说明原因的大额入账。

对于近期屡屡发生的房子经公证抵押的骗局，这位人士指出，这是一个由多方组成的利益链条。除了公证员外，还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处理房子。“他们从头到尾就没指望你还钱，骗子们一开始就是奔着房子去的。”他举例说，有些不良的放款方，比如本月20号放款，约定下个月19号是还款最后时间。到时候，他们就故意玩失踪，过了19号之后再出现。这样，客户就是有钱也还不了，不得不“被违约”。

通常，对于老人居住的房屋，特别是他们的唯一住房时，法院将房子挂到淘宝网上拍卖时，下面都会特意声明：“不负责清退”。正是在这種背景下，这一行业孕育出了一个组织——清户公司。他们所做的事跟“黑社会”相似，即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将被执行人赶出家门。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清户公司的利润非常高。他举例说，比如一套房子价值500万元，老人抵押给放款方300万元，放款方只要300万元和利息，多出来的利润分给清户公司。

多位受害老人表示，在北京方正公证处，他们很多人的接谈笔录几乎一致。他们认为，在与方正公证处有关的被骗老人系列案件中，放款方（金主、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等）、买房人、清房人、公证员，组成了一个利益链条，“他们是一伙的”。

加快推进公证体制改革，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017年8月10日，北京市司法局对方正公证处做出了停业整顿的决定。北京市司法局成立工作组进驻该公证处，进行全面整顿、核查。但是根据相关法律，涉及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合同的公证书，被骗老人单方不能撤销。所以，对于借款合同上约定的借款，被骗老人还是要还的。如果到了还款最后期限没有钱偿还，可能还是要卖房还钱。“这种案子想根本解决，只能依靠公安机关破案。”司法系统从业人员杨琦说。

业内人士分析，这一系列案件暴露出来的公证行业乱象，与公证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息息相关。从2000年至今17年，公证体制改革始终难以推进。根据学界通常引用的数据，2006年，全国有3146个公证处，其中保留国家行政机关性质的公证处有1553个，占总数的49.36%；已改制成事业法人性质的公证处有1555个，占总数的49.43%；改革试点的合作制公证处有38个，占总数的1.21%。而到2017年7月，根据司法部张军部长提到的官方数据，在全国3001家公证机构中，行政体制的公证机构仍有894家，占比近三成；事业体制1984家，合作制试点公证机构20家。

从2006年至今，1553家行政机关性质的公证处只改革了不到一半。行政体制和全额拨款事业体制的公证机构，共有1704家，在全国3001家公证机构中，超过了半数。张军部长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首先，是司法行政机关不愿改，因为“管办合一”有巨大的利益在里面。其次，是公证机构不想改，拥有既是公证员又是行政干部的双重身份，改制之后难以适应市场压力，说到底是“既要帽子又要票子”。再有，就是机构编制政策尚不到位，有的可能想改也难，或者是以上情况兼而有之。

不过，这种情况会很快转变。“再不推进改革，我们会拖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影响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张军部长说。

2017年7月，司法部重提推进公证体制改革，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的操作办法。2017年9月底前，全国各地要拿出公证体制改革的方案；2017年年底前，行政体制公证处都要改革到位。

（文中杨琦、王涛、李红英、王建国、孙贤程、王瑾均为化名）

（据《中国新闻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