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

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在我国2.47亿流动人口中，有将近1800万随迁老人。而这些随迁老人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他们为了帮衬儿女、照顾孙辈，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整日在儿女家、菜市场、幼儿园或学校之间来回忙碌着。随迁老人由于语言习惯、人际关系等原因，平日里与社区的人打交道少，很难再建立自己的新朋友圈。由于他们鲜少出户，成了社区的“隐形老人”。儿女们回家后，也与老人交流的少，使得随迁老人在心理上极易产生失落感。有学者认为，如果这些老人出现对身份、心理认知的偏差，会带来社交行为的阻碍，或出现精神抑郁等问题，成为精神疾患高发人群。

老母亲进城已经两年，儿子不知道她在社区有几个朋友

李芳华只要没回东北老家，每天都会为儿子熬上一碗白米粥。但她的儿子也许并不知道，母亲每日以家和小区为半径“画圈”的生活，就像这碗白米粥，没有任何味道。365天的日子，被眼前儿孙的三餐、起居等家务琐事挤压进本来就不大的空间。如果不是为了儿孙，像李芳华一样的老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自己的老家，与亲朋旧友远离，更不会对新迁入地的生活产生“隔阂”。和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芳华，却成了这座大都市里觅不到存在感的“隐形老人”。

北京社科院2017年7月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认为，随迁老人一般是指因照顾晚辈等需求，随在京落户的子女生活两个月以上的老年人。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类人群中，因语言习惯、人际关系等原因，鲜少出户的老人，却成了社区中的“隐形老人”。

有这样一组日常数据，65岁马丽鑫的家人可能从未察觉。

马丽鑫来到北京已经整整两年，但在这片新迁入地，她朋友圈的数量仍为0；叫上名字的邻居数量仅1人；她两天能看完六七集电视剧和3部电影；与孙子在一起时间几乎24小时；而她平均一月外出小区的次数只有1次，有时甚至为0……

到北京后，马丽鑫把自己的日子变成了分秒不差的时钟。只要按照往常定好的发条时间走，一成不变。记者在随访期间发现，她早晨5点半起床，9点左右去超市买菜，下午3点给孩子煮鸡蛋……

马丽鑫的生活重心，全部在孩子身上，活动范围以小区、菜市场为半径。平日，儿子和儿媳上班后，家里就又变成了她和孙子的二人世界。“我和小孙子在一起，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也挺有成就感的。”这可能是她唯一的乐趣。只有在孙子那里，她的被需要感才是“满格”的。

马丽鑫的儿子焦天一，总觉得自己心里清楚：没人在家时，孩子睡觉的那两三个小时，母亲也不会休息。他猜测母亲应该会坐在沙发上，拿着平板电脑看电视剧，以打发时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对于马丽鑫而言，做家务才是排解寂寞最好的方式。看到地板上的一根头发，她都要起身捡起来。有时，屋子里空荡荡的，她手里拿着抹布，转身就不知道自己刚才要做什么。她只能再放下抹布，拿起遥控器，反复切换电视频道，再看看已经熟睡的孙子。但至于电视节目播放的什么内容，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当记者通过短信方式，询问马丽鑫老人的儿子焦天一：您知道母亲平时在社区有几个朋友？您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5分钟后，他回复：“抱歉，真的不清楚。”

随迁老人在社区缺朋友，在家里与子女也缺沟通

65岁的王素梅与女儿王奇，住在北京市丰台区某高层住宅小区。高高矗立的3栋粉色住宅楼里塞满了几千人，但對于王素梅来说，这里却只有陌生人。在人员高速流动的北京，用不了几天时间，她身边的邻居就会换上新的一拨。

这和老家邻居间，闲来互相串门的热和比起来，形成了天壤之别。“在老家，三四间平房随便怎么走，在这里真是憋闷啊。”来自四川农村的王素梅不识字，她连常去的菜市场名字都不认得，也记不住。无法独自乘坐地铁、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如果没有女儿的陪伴，天安门、故宫这些地方，她是怎么也摸不到的。

白天，当女儿上班时，除了孩子的哭闹声，房间里几乎没什么动静；晚上，等女儿回来后，想跟女儿聊上几句，但看着女儿疲倦的神色，王素梅只能选择沉默。“我理解，孩子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王素梅这样告诉记者。

前几天，女儿王奇匆忙回家取加班所需的文件材料，经过菜市场东面的那条斑马线，一回头却发现，母亲被夹在过马路的人群中间，手臂上抱着孩子，斜挎的布袋子里装满了青菜，走起路来很吃力。

王奇发现，以前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儿孙绕膝”的美好生活，好像并不全是真的。

随迁老人趋于低龄化，陷“融入难”窘境

在今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老人儿孙绕膝、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是他们理应享受的生活。但这些社区“隐形老人”，为了帮衬子女一把，不得不抛下老家的老伴，自己在城市忍受着孤独与无助。

记者在北京市的一些社区走访调查期间，当问及“与社区邻居的熟悉程度”时，占半数的随迁老人选择“不认识”或“仅是面熟”。甚至有随迁老人回复说，在楼梯间、电梯中碰到邻居时点头，算是交往范围么？缺少朋友、想家、孤独、不适应气候等，是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普遍真实状态。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教授苗艳梅，向记者提供的一份关于北京昌平区某社区“隐形老人”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老人在与人交往中，出现“语言沟通有障碍”问题占14%。苗艳梅认为，整体来看，随迁老人对社区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并不强。

从随迁老人流出地的性质来看，来自农村、乡镇、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比例，分别是36%、18%、32%和14%，来自农村的随迁老人比例略高。记者还注意到，随迁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从年龄来看，随迁老人趋于低龄化，多数处于56～60岁以及61～70岁两个年龄段，占被调查人总数的94%。

“隐形老人”需要子女和社会的关心

“社区‘隐形老人目前已形成一定规模，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身份、心理认知带来社交行为的阻碍，可能会出现精神抑郁等同质化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北师大心理学专业博士周军分析称，此前就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随迁老人居多。

“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的发生，与人际关系的支持程度有非常大的联系。一个随迁老人本身就面临‘连根拔起的新生活，又缺少人际支持。在随迁老人的生活中没有交往对象，无人倾诉。”在多年研究心理学的周军看来，这些对于老人的精神健康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其实，以上问题的出现，也和老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们觉得被抛弃了，老家已经回不去了，感觉成为了多余的人。”苗艳梅教授认为，子女现在更需要“反哺”父母，对他们进行家庭的辅导。

苗艳梅教授还建议，政府要购买服务，社会机构也要多开展对流动人口的服务项目，尤其在政策衔接方面。比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异地医疗报销的问题。再比如，社区可专门组织随迁老人成立兴趣小组，或者举办一些适合他们的文娱活动，因为他们互相交流起来有很多共鸣之处。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