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宏亮++朱东君

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引发局势紧张。中国边防部队在现地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经中方多次严正交涉，8月28日，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这次中印边境对峙，让很多人想起了1962年的中印之战。76岁的老兵叶宏亮，曾在1962年10月随部队奔赴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在他的讲述里，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迎着枪炮声向阵地进发

1962年，我入伍3年，在55师当卫生兵，部队驻扎在青海。10月末，等战备物资和武器弹药一运到，我们就连夜奔赴前线。当时第一阶段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参加第二阶段的战斗，要攻打的西山口位于达旺南边。

当时部队有很多1962年8月才入伍的新兵，入伍就到农场，刚放下锄头就上了战场。到了达旺，他们才学怎么投手榴弹、怎么打枪。那时我们的枪还是单发的，打一枪要退一下弹壳，上一下膛，而印军都用半自动的了。我们把这种训练称为“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为了赶路，我们不眠不休走了两三天，那时我搭着前面人的肩膀，走着都能睡着。最终，我们在11月中旬到达了达旺前沿。达旺是坡地，坡底是达旺河，过了达旺河就是西山口，印军驻扎在山顶。

1962年11月16日晚上，我们吃了大战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把带的好东西都做了，肉烩菜里还加了粉条海带。那之前，我们吃了半个多月半生不熟的米饭，没有油水的土豆、萝卜、冻白菜，还有面条。能吃上这样一顿飘着肉香的饭，真是满足。

天黑后，我们开始向达旺河阵地进发，一路上，枪炮声越来越响。我们一排的老排长参加过抗美援朝，他走过来跟我们说：不要紧张，你们听到炮弹“嗖嗖”地响，其实离得远着呢，要是听到“扑出”“扑出”，才要特别小心，那是子弹打在土里的声音，说明它就在跟前，你就要赶紧趴下。

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达旺河上面几百米的密林中。这一天，一营先去火力侦察，而我们分散隐蔽，一人一小块雨布，用树枝撑在石缝外，人就潜伏在石缝里。

这一晚，炮火声不断，大家根本睡不着，到18日清晨五六点，才安静了一会儿。那时，要侦察的也侦察完了，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部队也都就位了，就等着进攻开始。

一开炮就把印军打蒙了

1962年1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开始总攻。先是炮击，几十门炮同时开火，炮火铺天盖地，一片火海。为国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我的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我们炮击了半小时，一下就把印军打蒙了、打散了。其实，印军知道解放军在集结，但想不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打得这么猛。

我们炮击结束，冲锋号就吹响了。我所在的三营是第二梯队，从一营的右侧发起进攻。当时我们的火力支援只有小炮，一个班10个人，负责一门炮。班长、副班长指挥，一个战士背炮筒，一个战士背炮盘，一个战士背炮架，剩下的5个战士一人背一箱炮弹。再加上背着的炒面袋、水壶、急救包等，一人负重都超过60斤。所有补给，全靠步兵的两条腿运送。

西山口的山陡啊，为了赶时间，我们抄近道，其实也没有道，不管是树根草条，抓住就往上爬，手脚划伤流血也感觉不到。爬上一步，再拉后面的人上一步。爬山时，一个战士背的炮盘滑下去了，滚下坡十几米，于是全班赶紧把背包带都系在一起，下去一个战士，把炮盘捆好拉上来。不过我们辛苦运上山的炮，最后并没用上。

下午3点左右，我们上到山顶，几乎见不到活的印度兵。他們都跑散了，留下的只有尸首，一片狼藉。我们就开始清理战场，掩埋尸体，追击逃兵。

一天，我们正在掩埋印军尸体时，突然有印度兵过来。我一看，真是，两个印度兵举着枪，显然是来投降的。

我们连队只有我在出发前学过几句英语，我就上前跟他们说：“站住” “缴枪不杀”“我们宽大俘虏”。结果说了半天，他们也听不懂。他们指指肚子，又指指嘴，看来是饿了，我们的炊事班长给他们拿来了馒头。

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很宽大，我们吃面都吃不饱，给他们吃大米饭；我们穿旧棉衣，给他们穿新棉衣。我们还给俘虏上课，讲我们的政策，讲尼赫鲁怎么发动这场战争。后来我们撤离时，把印度空投的武器整箱还给他们；他们的汽车坏了，我们给他们修好，让他们能开；我们缴获的武器也都擦拭干净，摆得整整齐齐，还给他们。这都说明我们是仁义的，所以我们打赢了，也主动后撤，表明我们不希望战争，而是希望和平。

国家领土受到侵犯时，哪怕代价再大也要打

这场战争赢得不容易，特殊的环境和地形，首先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比如冻伤问题。11月的青藏地区很冷，零下几十摄氏度。由于部队调动突然，没有军车，我们坐的很多卡车连篷布都没有。我们虽然穿戴着皮大衣、皮帽、皮手套和带毛的皮鞋，但车一开起来，还是冻得和冰棍一样。

还记得到达格尔木兵站时，大家都下车了，通信兵小谭说脚都麻了，不能动。我赶紧脱下他的鞋袜，发现他双脚肿大，前半部分都变成了深紫色，右脚更严重些。这是冻伤啊！医生说小伙子的双脚可能都要锯掉了。那年小谭刚18岁，入伍仅3个月。后来我们都把鞋脱了，用被子把脚裹上，严重的冻伤没有再出现，也有脚趾截掉一点的，但不影响走路，至于手脚冻红冻肿的就太多了。

此外，高原反应也是一大问题。最凶险的地方是五道梁，那里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夏天气温也就5摄氏度左右。当地有谚语：“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纳赤台比五道梁的纬度低，你要在纳赤台得了病，到五道梁就没命了。

有人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没有抗美援朝那么残酷，确实，我们没有遭遇那么顽强的抵抗，但我还是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我们的伤亡主要是地雷和炮弹造成的，我们连的一个战士，腿被炸掉，骨头都翻出来了；我们营的两个战士，追击敌人时产生了高原反应，发展为急性肺水肿，在送回驻地的途中就停止了呼吸；一位连长本来1962年8月已经转业了，但战争开始，他就申请回来参战，结果在战场上牺牲了，那时他的儿子还没出生。

我听说过一句话：胜利的一方纪念战争，是为了更好地制止战争。生命太宝贵了，真是能不打仗最好不打。但真到了国家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就非打不行，哪怕代价再大也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