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

摘 要：颜色釉瓷是中国明清瓷器的重要种类，而毡包青釉瓷器是众多颜色釉瓷器中的一小众品种。以前，国内从事博物馆文物专业研究的工作人员常把其与霁蓝釉和茄皮紫釉区分模糊，因为毡包青釉瓷器的存世量并不像黄釉、红釉、青釉、蓝釉、白釉等瓷器那么大。但南京博物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藏有数量可观的毡包青釉瓷器。笔者于2016年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毡包青釉瓷器。文章从毡包青釉瓷器的用途、器形和烧造工艺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其和霁蓝釉、茄皮紫釉瓷器进行区分介绍。

关键词：颜色釉；毡包青釉；霁蓝釉；茄皮紫釉；烧造工艺

位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馆四楼“盛世华彩”展厅的陈列柜里摆放着一件蓝中微微泛紫的爵杯，它被定名为“清乾隆毡包青釉爵杯”。以前，国内从事博物馆文物专业研究的工作者常把毡包青釉与霁蓝釉和茄皮紫釉三者区分模糊。霁蓝釉无论是官窑制还是民窑烧造，都有比较多的产品；茄皮紫釉虽较为名贵产品，但也有一定数量；而毡包青釉的瓷器的存世量就更少了。南京博物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藏有数量庞大的官窑瓷器。笔者于2016年在文物库房里参与了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发现其中毡包青釉的瓷器存在一定数量，也和霁蓝釉、茄皮紫釉有明显区别。本文从毡包青釉瓷器的用途、器形及其与霁蓝釉、茄皮紫釉的烧造工艺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1 对毡包青釉瓷器的相关研究概述

《陶雅》记载毡包青釉瓷器：有一种盘、碟，表里皆如浓深之积蓝（即霁蓝釉），而釉质发亮，亦名曰玻璃釉，康、雍、乾三朝皆有之，略有似于毡包青也。还描述：“豇豆红之于茄皮紫，差别在于几希微忽之间，茄皮紫之于毡包青也亦然。”[1]

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彩色第四》一书中对毡包青釉和茄皮紫釉有比较明确的描述。前者：“至若青色之较浓者，曰天蓝、浅蓝。而近于绿者，曰翠蓝、深蓝。而有芝麻星者，曰鱼子蓝（即洒蓝），殆谓其形有类似，非谓其色同鱼子也。至于蓝紫相和，而蓝尤浓厚者，曰毡包青，亦好奇之所嗜云。”后者：“茄紫一色，始于明末，康熙继之，皆系玻璃釉。淡者比茄皮之色略淡，深者比煮熟茄皮之色又略重，故有淡茄、深茄之分。淡茄尤为鲜艳，介于豇豆、云豆之间。”[2]

南京博物院老一代古陶瓷研究专家王志敏所著《学瓷锁记：王志敏文物鉴定1000例》中第569例记载道：“康熙景德镇窑单色釉瓷之孔雀蓝、鸡油黄、毡包青等……自是比较沉重，与新烧不同。”[3]

南京博物院在2013年出版的《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清代官窑瓷器》一书中写到：“毡包青釉始于明嘉靖朝，因其釉色似一种蒙古包的色泽而名。毡包青的造型多为盘、爵杯、牺尊，亦见花盆。”[4]

古人直观的概述和现在人们对毡包青釉瓷器的理解有许多误解和不全面之处。笔者认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里对毡包青的描述最为确切：“至于蓝紫相和，而蓝尤浓厚者，曰毡包青。”蓝紫相互谐调而蓝色尤为浑厚的，称作毡包青釉。

2 氈包青釉瓷器的用途及种类

要搞清楚毡包青釉瓷器在历史中的地位及用途，首先要从清代大规模使用颜色釉瓷器说起。颜色釉是瓷釉的一个种类，是在釉料中加入铁、铜、锰、钴等氧化金属着色剂，在相应的烧成条件下，釉面呈现出青、褐、红、蓝、绿、紫等颜色。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烧造颜色釉瓷器的顶峰期。清代大督窑官唐英《陶成纪事碑》记载窑厂烧制的颜色釉就有35种之多，其中单色釉是颜色釉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与祭祀活动的需要密切相关。祭祀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春秋战国以来就把国家大事定义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朝依旧是把祭祀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年中会有四次大的祭祀，分别为天坛祭祀、地坛祭祀、朝日坛祭祀、夕月坛祭祀。天坛祭祀是清代最为隆重的祭祀，于每年的冬至进行，其祭祀的对象是天神。地坛祭祀又称“拜坛”，是皇帝祭祀皇地祇之所，也是大祭，规模仅次于天坛，于每年夏至举行。朝日坛和夕月坛是用于祭祀太阳神和月神之地，分别在每年的春分和秋分之际举行，规模大小为清廷中祭。

据《元史》记载，从元代开始祭器、礼器由瓷器逐渐代替金、银、铜等金属器皿。到明代初期，规定祭器皆用瓷，一直延续至清朝。而明、清两朝祭祀所用瓷器的颜色有着明确的规定。《钦定皇朝礼器图示》记载，天坛祭祀用瓷为青色，地坛祭祀皆用黄瓷，朝日坛用瓷均为红色，夕月坛用瓷则以月亮一般的白色为色调。

清朝初期对祭器的材质也有明确的规定：“初延明制，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总理礼器图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人奉赦修撰《钦定皇朝礼器图示》，后又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加校补，并有所增补，将所有祭器的材质、尺寸、纹饰、颜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书中用文字及图片记载单色釉瓷器是清朝皇家朝廷用来祭祀的必备品。所用瓷器种类有登、簋、豆、爵、牺尊、盘等，毡包青釉瓷器则有尊、爵、盘等造型。

瓷爵是以商周青铜爵为蓝本仿制而成，多用于祭祀。将瓷爵作为宫廷祭祀用品，最早始于宋代。明洪武初年，朝廷规定“祭祀皆用瓷”后，明清官窑都有瓷爵生产，明早期以白釉爵为多，明中期开始有祭蓝釉爵。毡包青釉瓷爵始见明代嘉靖年间，此后各朝官窑有烧造，但多见于康熙和乾隆年间，民窑则不多见。

《钦定皇朝礼器图示》记载：“谨按，《周礼·太宰》：‘赞玉币爵之事。《说文》云：‘爵，礼器，象雀之形。陆田《礼象》：‘古铜爵，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博古图》谓：‘前者噣，后若尾，足修而锐，形若戈，然两柱为耳。”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祭器：天坛从位爵用青色瓷，通高四寸六分，深两寸四分。两柱高七分，三足相距各一寸八分，高二寸。”[5]

陈列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馆四楼的“盛世华彩”展厅里的这件清乾隆毡包青釉爵杯高9.7厘米，口径11.8厘米。口沿上有两菌形柱，爵舟的腹部较深，爵身一侧有柄一只，小平底，底周边下置三条柱形足。通体施毡包青釉，釉色蓝中微微泛紫，釉面平整浑厚（图1），底足见支烧点。底部暗刻六字三行“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但极不清晰。

《钦定皇朝礼器图示》记载：“天坛正位尊，谨按，郑锷曰：‘尊以盛五齐三酒，用以献，且上及于天，故名曰尊。祭天用瓦泰。《礼记·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孔颖达曰：‘以《考工记》有虞氏上陶，故知泰尊用瓦也。《周礼·春官·司尊彝》注云：‘太尊，太古之瓦尊。盖溯皇初之制，莫质于此矣。”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祭器：天坛正位尊用青色瓷，纯素，通高八寸四分，口径五寸一分，腹围二尺三寸七分，底径四寸三分，足高二分。两耳为牺首形。”（图2、图3）由此可见毡包青釉瓷器主要乃天坛祭祀所用之器。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毡包青釉牺耳尊（图4），高35.3厘米，口径16.7厘米，足径14.8厘米。带盖，宝珠钮，直口，短颈，溜肩，肩部以下渐收，平底。其内外壁均施毡包青釉，蓝中泛紫，釉面浑厚，施釉至底部，中心露胎，显出明显的旋坯痕，更有三个对称的支烧点，可以推断出这是用了三角形支烧窑具烧成（图5）。这是毡包青釉烧造工艺的一大特色。

盘作为祭器虽《皇朝礼器图示》不载，但《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传办烧造颇多。不同用处的盘有不同称呼，有毛血盘、供果盘、供鲜盘、供肉盘等。基本造型为敞口或撇口，浅腹，平底，矮圈足。毛血盘为祭祀时盛牲畜的大盘。南京博物院也有此类毡包青釉大盘（图6、图7），此盘口径25厘米，底径16厘米，高4.5厘米。通体施毡包青釉，釉面浑厚，蓝中泛紫，并保留了宫廷所用的黄标签，上面以文字写到“为十八号里外霁青盘三百六十九件起”。由此可见，除了当时用盘所需要的件数和规模外，器物名称不以烧造工艺定名，而主要是以釉色来区分（在古代，“青”通常指绿、蓝、黑三种颜色）。

3 毡包青釉瓷器与霁蓝釉及茄皮紫釉的烧造工艺差异

以前国内从事瓷器专业研究的工作者对毡包青釉瓷器与霁蓝釉和茄皮紫釉的划分不明确，或者说界限模糊。霁蓝釉无论是官窑制还是民窑烧造，都有比较多的产品，茄皮紫釉虽为名贵产品但并非不可遇，而毡包青釉的瓷器的存世量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下面就通过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几件霁蓝釉瓷器和茄皮紫釉瓷器的比较，对它们的烧造工艺进行分析，弄清楚它们的区别所在。

南京博物院所藏清代毡包青釉瓷器的种类，除了上文提到的爵杯、牺尊、大盘外，在2016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还发现了一件清代毡包青釉菊瓣式花盆（图8）。花盆口径25厘米，底径15.5厘米，高13.4厘米。花盆为花口式，器身以菊瓣装饰，全身施毡包青釉，釉面蓝中泛紫，施釉至花盆底部，圈足亦施釉，显出和盘子的裹足支烧一样的现象。但其釉面脱落严重，露出白胎，釉面呈现出细小开片。由此可见，此物虽然釉面较肥厚，但因非高温烧造，导致胎釉结合不佳釉面出现脱落，依此现象可以推断毡包青釉瓷器为中温釉瓷。

霁蓝釉是以天然的钴土矿作为着色剂，这种钴土矿除含氧化钴外，还含有氧化铁和氧化锰等，是一种高温石灰碱釉，在做好的瓷胎上施釉，在1200～1300度的高温下形成的。其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一致，发色也较稳定，与毡包青釉蓝中泛紫的特征有所区别。

我们再以南京博物院所藏的两件康熙霁蓝釉盘为例，此种盘和上文所述毡包青釉盘区别明显。第一件霁蓝釉瓷盘虽与上文所述毡包青釉瓷盘一样内外壁施满釉，颜色呈宝石蓝色。但因为霁蓝釉是高温烧造而成，釉面大多平整，用放大镜观察会看到釉面显出大量气泡。且霁蓝釉在熔融下口沿边缘会露出一圈白色的胎釉，亦被称为“灯草口”，这实际是烧造过程中蓝釉流动的一种现象。盘底施白釉，落双圈两行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图9）。第二件霁蓝釉瓷盘则是盘内施白釉，外壁施霁蓝釉，其他特征与第一件霁蓝釉盘一致（图10）。再者，这两件霁蓝釉盘的圈足胎釉结合处修胎整齐，分界线明显，可见用刀犀利果决，与毡包青釉的“裹足支烧”形成鲜明对比（图11）。上述花口花盆圈足宽厚，但也施釉露胎，显示出毡包青釉独特的烧造工艺。

扬州博物馆“流光溢彩——馆藏元明清瓷器精品展”里就有一件蓝紫相和而蓝尤浓厚的清康熙毡包青釉瓷盘，被标为“清康熙霁蓝釉暗刻龙纹盘”，这是值得探讨的（图12、图13）。

茄皮紫釉是低温釉，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载：“紫色釉，黑铅粉末加石子青、石末合成。”[6]由此可知其着色剂为锰，釉料中铁、钴起调色作用，经800～850摄氏度烧成。颜色似茄皮，故称“茄皮紫釉”，由于配料和窑火气氛变化有别，紫釉呈色不同，有深、浅茄皮紫之分。我们再以三件茄皮紫釉瓷器为例谈与毡包青釉瓷器的对比。南京博物院藏两种形制类似但釉色有浓淡之分的清代茄皮紫釉瓷盘。一件是清雍正茄皮紫釉暗刻石榴纹瓷盘（图14），口径20.5厘米，足径13厘米，高4.4厘米。敞口，弧壁，圈足。盘内壁素面，外壁暗刻缠枝石榴纹一周，纹饰清晰可见，罩浅茄皮紫釉，底部白釉，落“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双圈楷书款。还有一件是清雍正茄皮紫釉暗刻八吉祥纹瓷盘（图15），形制和上件相同，内壁素面，外壁暗刻一周八吉祥纹（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纹饰，纹饰不如上件清晰。外罩深茄皮紫釉，并带有强烈的蛤蜊光泽。款识亦相同。这两件茄皮紫釉盘的圈足胎釉结合处修胎整齐，界线分明，也与毡包青釉区别明显。

南京市博物馆于2017年初举办的“胜代崇文物官窑重楷模——景德镇·南京明清官窑瓷器联展”中有一件清代茄皮紫釉瓜棱形扁瓶（图16），这是茄皮紫釉瓷器中的一件典型代表作品。此瓶口沿呈花口式，直颈，腹呈瓜棱式。全身施茄皮紫釉，釉色深紫泛亮，釉施至底足处，已微露白胎。此特征与上文所提毡包青釉牺尊的施釉及底部且中心露胎有三个近似粘沙支烧点的现象成鲜明对比。

细观两种对比，差距比较明显。行业内尚未对毡包青釉的化学成分进行科学检验。只能推测毡包青釉是一种石灰碱釉，含氧化钴和氧化锰两种天然着色剂，所含比例不同，呈现出来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如氧化钴所占比例稍大时釉面显蓝色，氧化锰偏多时釉面便会泛紫。釉面流动性差，施釉均匀。

上文介绍的清代康熙时期的毡包青釉瓷盘施釉至圈足处，盘底施白釉，底足釉的边界线往往不齐，但会留下五个对称的支烧点，说明此种盘是用支烧工艺烧造而成。业内人士称之为“裹足支烧”（图7），包括清毡包青釉牺尊、花盆等，也都用此烧造技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毡包青釉瓷盘发展为全身施釉，圈足露出一圈白胎，胎釉界限分明。底部暗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楷书双圈款（图17）。这是霁蓝釉和茄皮紫釉瓷盘不曾出现的烧造工艺和落款方式，也是除了烧造温度之外的不同之外，更是区分毡包青釉和霁蓝釉及茄皮紫釉的一个重要依据。

4 总结

总之，色多而纯的颜色釉瓷器是中国古代制瓷业的一个特殊种类，在古代陶瓷体系里无论从品种、用途及艺术价值上看，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毡包青釉瓷器则是一小众品种，其从颜色、烧造工艺的角度看，终究还是与霁蓝釉及茄皮紫釉有区别。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色也深于蓝，且微微泛紫。它既不像高温霁蓝釉那样明亮轻快，也不像茄皮紫釉那样时而色紫而深厚，时而色浅而显红，带给人们含蓄之美。毡包青釉色泽深浓，给人以浑厚深沉之感。相信随着文物资料和科学仪器测试的不断丰富和进步，我们对毡包青釉的定名和深入研究，会使其露出更加准确的身份。

参考文献

[1]寂园叟.陶雅[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许之衡.饮流斋说瓷[M].合肥：黄山书社，1992.

[3]王志敏.学瓷锁记：王志敏文物鉴定1000例[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

[4]龚良.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清代官窑瓷器[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5]（清）允禄等.皇朝礼器图示[M].扬州：广陵书社，2004.

[6]（清）蓝浦，郑延桂.景德镇陶录[M].合肥：黄山书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