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花

跨越真实的边界

我国的朝鲜族是跨境而来的民族。19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护其“龙兴之地”和垄断东北地区的人参、鹿茸等特产，保证满族旗人的生存，特划出鸭绿江以北的东边道（称为东边闲旷地）和图们江以北的南岗和西岗，严禁任何人往来及居住。朝鲜李朝政府也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封锁边境，规定凡擅自犯越者，一律以“越江罪”处以极刑。尽管如此，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迫使越来越多朝鲜北部边民偷偷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起初他们以挖参、狩猎等流动性劳作为主，后来转为寻找山间僻地、烧荒开垦耕地。

吉林省延边金达莱民俗村的朝鲜族婚礼巡游表演。

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此后，朝鲜族先民大规模移居图们江以北地区。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东北作为侵占中国大陆的跳板和军事基地，大力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不仅召集日本民众迁移到东北，而且还强行招募朝鲜农民迁至东北。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总数超过了200万。1945年8月朝鲜光复后，几十万朝鲜人陆续从中国返回朝鲜，留下来的则成为中国朝鲜族的主干。

1952年9月，作为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区，吉林省延边地区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9月，吉林省长白县又成立了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今天，在中国境内（主要是东北地区）有180多万朝鲜族人口，其中70多万人生活在延边。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许多朝鲜族离开中国前往韩国，希望能在韩国赚得远远高于国内的工资。时至今日，我国朝鲜族的赴韩热潮仍未停歇。截至2017年5月，在韩的中国朝鲜族人数约为62.6万，如果算上已经获得韩国国籍的“归化人”，总数约有70万人以上。如果再算上流动到中国国内沿海发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口，几乎一半以上的中国朝鲜族人口处于流动状态。

无法逾越的“边界”

大量中国朝鲜族前往韩国，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迁移过程，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迁移过程。尽管中国朝鲜族和韩国人是同源民族，但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在语言习惯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的朝鲜族语主要受朝鲜平壤语言的影响，加之长期生活在中国，语言中又融入了很多汉语;而韩国语受英语影响大，加入了英语等外来语。此外，两者在语调、词汇构成、语法应用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别。因此，中国朝鲜族到韩国后，需要重新学习韩国语的表达方式，甚至需要掌握简单的英语。很多被访者表示，在和韩国人交流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误会，甚至会从对方的语气和语言中受到伤害。事实上，到韩国务工的中国朝鲜族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年龄较大，硬气、粗犷和不拘小节的延边口音在韩国社会也被当作是区隔中国朝鲜族与韩国人的符号。

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关系网主要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通常和同在韩国务工的亲朋好友接触和互动。中国朝鲜族在流动到韩国的过程中，逐渐在首尔等城市的老城区或边缘地带形成了以其流动人口为主的“同胞村”，首尔西南部的大林二洞、加里峰洞以及京畿道安山市的元曲洞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些“同胞村”，不仅聚居着中国朝鲜族人口，而且形成了以中国餐馆和商品为主的商业街。“同胞村”在促进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当地生活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正是由于“同胞村”的存在，许多中国朝鲜族才能勇敢地来到异国他乡。但不容忽视的是，“同胞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在韩中国朝鲜族人的社会网络，但也无意中构建了中国朝鲜族和韩国人的“社区边界”，成为具有“独占”和“排他”意义的符号。

中国朝鲜族对韩国人往往有一种“同源异流”的文化情结。但是，在同韩国人的接触和交往中，中国朝鲜族越发意识到双方的差异，这种差异让其在韩国充满了异乡感。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韩国的失望和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另一方面他们更坚定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国朝鲜族作家金在国在《韩国一无所有》一书中写到，只有到了韩国，大多数中国朝鲜族才意识到他们是中国人。对于到韩国务工的中国朝鲜族而言，他们赴韩务工的根本动力是追求财富，但他们在韩国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对韩国制度、文化的不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和进程，反而不断强化了其原有的认同。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也给国民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朝鲜族人口较大规模地流动到韩国虽然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长此以往，经济上的认同是否会影响到国家认同？另外，伴随着国家认同的增强，中国朝鲜族的族群认同反而因跨国民族文化交流出现危机，而这难免会影响到国家凝聚力的强化和特色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目前，尽管中国朝鲜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比较强烈，但随着全球化过程中本民族大规模的国内外流动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幻，其流动带来的问题必然会更具敏感性和复杂性。那么，中国朝鲜族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通过什么来维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朝鲜族跨国流动的隐忧

中国朝鲜族人口大规模跨国流动，一方面为朝鲜族聚居地提供了大量的发展资源，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果，特别是在缓解农村人口过剩和城市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现代理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导致朝鲜族人口大量流失，传统朝鲜族聚居区特别是边境地区出现空心化现象，对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构成了巨大挑战。例如，延边和龙市的两个边境乡镇崇善镇和南坪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实有人口2万余人，但现在的在籍人口只有9213人，实际人口只有2600人。又比如，延边龙井市的中朝边境线总长142.5公里（几乎占了中朝边境线的十分之一），目前边境乡镇户籍总人口为21758人，实际人口只有3938人。此外，由于边境地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是文化程度較低、身有残疾或疾病的老年人，使得边境乡镇村屯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居高不下，在一些边境村更是高达60%以上。比如，在龙井市九个边境村的实际人口中，90%以上是中老年人，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不足10%。边境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也导致大量土地被闲置，常年务农的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高达23.1亩（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亩，吉林省人均耕地面积为4.9亩，最高的黑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也只有8.4亩）。

最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惠农政策，各级政府部门也不断推出新项目，然而，由于身强力壮、思想活跃、对新知识和新技术接受能力强的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这些政策和项目失去了在农村“生根、发芽”的机会，很多良种配方、新技术养殖、特色农业种植、科技下乡扶持项目等根本没有办法得到推广和普及，进而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类型单一、农业资源利用率低，无法进行产业化生产。即使边境沿线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特色旅游资源，也始终无法推动边境村寨的经济发展。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村干部也加入了外出务工的行列，不仅导致基层党员发展工作受阻，村内党员数量稀少，而且呈现出老龄化趋势。据调查，边境基层党员干部的平均年龄普遍超过50岁。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现象，是边境乡村基层政府空心化的最严峻表现，直接导致各项政策无法有效贯彻执行，由此造成边境乡村各项事业的萎缩，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作者为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