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从狭义上讲，所谓跨界民族就是那些原来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而在地域上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而跨界民族问题主要是指民族政治问题，是跨国界居住的民族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与相关国家的国家政权或国内的其他民族发生的摩擦、矛盾和冲突，或者说是当跨界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某种冲突时出现的问题。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31至34个民族具有跨界民族特点，比较典型的有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这也是当前跨界民族问题相对集中的几个民族。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跨界民族问题治理就是控制、解决跨界民族与国家间的矛盾，反对跨界民族的分离主义，增强跨界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充分认识跨界民族问题

一般而言，多民族国家都是以占人口多数的民族作为建国的主体民族，主体民族会产生强烈的“政治认同”，而占人口少数的民族的“政治认同”则不高，特别是一些跨界民族，由于其聚居地毗邻着同一民族的主权国家，会对跨界民族形成一定甚至较强烈的吸引，因此，增强多民族国家中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实属必然。

中缅边境上的小村寨。中缅国界线从寨子中央穿过，一边是中国云南瑞丽的银井，另一边是缅甸的芒秀。寨子里的老百姓语言相通，习俗相同。

跨界民族问题具有特殊性。首先，跨界民族问题是现存国家政治分隔力和民族向心力这两种相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无不以“边界”清晰为主权的象征，一条“边界”将同一民族分割在不同国家，而民族的“族性”不会因这种分割而“泯灭”，境外的同一民族会对跨界民族形成强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吸引力，从而使跨界民族对所在国的政治认同问题凸显出来。其次，跨界民族问题中民族主义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几乎都与政治相关，跨界民族的民族主义更是如此，当前跨界民族的民族主义更多表现为自决、分离和独立的诉求，即分离性民族主义。跨界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是对多民族国家的强烈冲击，表明跨界民族对本国缺乏政治认同。最后，跨界民族问题都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倾向。不论跨界民族问题是因何引起的，跨界民族总是希望境外同胞给予支持，而境外同胞也都会或公开或暗中给予支持。跨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背景使跨界民族常常处于“躁动”之中，当受到国际影响时，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就会动摇，甚至发展到强烈的分离主义政治运动。

我国跨界民族政治认同的建构

跨界民族问题治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如果从增强跨界民族政治认同的视阈来看，跨界民族问题治理就是增强跨界民族对国家（国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治理方式上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实施。

第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政治设计，将跨界民族纳入到国家政权之中，各民族是“人民”，亦是“国民”，“国民”应认同“国家”。

第二，以民族平等为施政原则，通过民族识别确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民族成员，对少数民族实施帮助性民族政策，用“逐步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政治认同。

第三，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政治制度，解决了少数民族在社会政治领域享有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问题。

第四，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总体而言，我国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建构体现出几个特点。首先，我国始终把加强跨界民族政治认同的重心放在国家认同上。以国家边界确认跨界民族聚居区是中国领土;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认跨界民族的自治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遵循《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区域自治，不是“自治邦”，也不是“自治共和国”;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将跨界民族的民族精英纳入到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其次，我国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建构具有“民族中心主义模式”的特点，是通过照顾跨界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来换取政治认同。我国民族政策是“帮助性”民族政策，或者叫“优惠性”民族政策，在承认民族差异的前提下，对各方面发展明显落后于汉族的少数民族长期实行了“照顾”。由于少数民族的权益被关注和被保证，获得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也就成为必然。此外，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突出了个体民族成分作为获取“利益”的前提，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个体的民族身份认同，走的是“依托民族认同来渐次带动以国家认同为中心的政治认同”道路。最后，我国跨界民族政治认同的建构是以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为基础的。一般而言，民族与现代国家之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而是国家创造了民族（国族）。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国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要遵守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50多个民族所共有”，这就把跨界民族带入到“国族”建构的场阈。

增强跨界民族政治认同的路径

当前，我国跨界民族问题总体上是平缓的，各民族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强烈。然而，在跨界民族问题复杂性的影响下，一小部分跨界民族个体成员或隐蔽、或公开地表达出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显著标志是国家分裂，以“一族一国”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盛行。2008年“3·14”事件和2009年“7·5”事件表明，跨界民族问题仍然是威胁我国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大问题，增强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将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

一是，坚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之中来增强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道路、理论、制度形态规定和影响着跨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来影响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要发挥制度优势，更要以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民族政策正确和社会不断发展来影响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

二是，坚持在构建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之中来增强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华民族绝不是单指汉族，我们要挖掘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以文化认同来支撑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认同心理，他们在整体上超越“种见”和“族界”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是，坚持用利益“照顾”和“帮扶”来增强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我国跨界民族长期居于边疆，占有资源和自我发展能力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跨界民族进行利益“照顾”和“帮扶”就成为增强其国家认同的必要手段。我国中央政府长期对新疆和西藏实施区域优惠政策，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四是，坚持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思潮中来增强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从民族分裂主义思潮传播的形式来看，我们应做好四个方面的防控工作。第一，在学术研究上，要勇于揭露民族分裂主义的欺骗性。比如，对新疆1934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历史的揭露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间岛问题”的揭露皆属于此。第二，要加强对境外广播的管控，力争与相关国家协商，取缔境外敌对广播电台。第三，要加强对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管控，严防不法书刊和宣传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音像制品流入跨界民族地区。第四，要集中力量管控好网络，取缔非法网站，防控网络领袖的狭隘民族主义煽动。此外，在意识形态领域还要做好“立”的工作，比如，要积极做好跨界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工作。

（作者为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