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人

“读者很少看我的《在天涯》。如果你明白它对我的意义的话——这么多年，我在到处漂泊。”

2016年7月2日，北京单向空间“文学之夜”，67岁的北岛这样形容自己的“去国之路”。

如今，漂泊者归来。自从2012年中风以后，北岛已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和开口。这一夜，北岛却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曾留给当代文学史最具反抗姿态和献身激情的诗人，如今已褪去时代赋予的英雄标签，逐渐步入自己生命的老境，面目平静，谈吐缓慢。

尽管诗句被一代代人反复背诵，但他的生命经验，却被迫与中国隔绝多年。这一夜，归来者北岛，握着“时间的玫瑰”，径直走向了自己的读者，不再朦胧。

一

“像一颗彗星一样”，这是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对人生的比喻。对北岛而言，自己的人生星轨里最密集的头部，是二十多岁的时光。那是一个可以为了一本书跑遍全城、可以为了一个想法争得面紅耳赤的年代。20岁的北岛成为建筑工人，进行地下写作，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

20世纪80年代末，中年北岛开始漂泊海外，编《今天》，写作，教书。在散文集《蓝房子》中，北岛曾记叙了他和艾伦·金斯堡一起在诗歌节上朗诵的纵情片段，这样短暂欢乐的时光，北岛在当晚的讲述中甚少提及。相反，随着回忆的深入，陈年琐碎的艰难和窘迫成为叙述的主体：迫于压力写散文，任职加州大学分校东亚系客座教授却被“炒鱿鱼”，不断搬家迁移，困难地学习外语……“永远的失败，不断的失败，我永远在失败，然后走向了灭亡。”北岛说，然而，“那也无所谓了”。

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间，北岛在六个国家居住过。辗转挪威、丹麦、瑞典时，北岛想得更多的是自己能否过下去。“最难的是在北欧。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当地的小语种，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在挪威待了三个月，在斯德哥尔摩待了八九个月，在丹麦待了两年，这两三年可以说是根本性地对自己的挑战。我已经不是一个诗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能不能过下去？那时候家里人都不能来往。我一个人单独生活，太难了。那时候，周围都是富裕的人，而我是一个流浪者。”

北岛口中的“流浪”，并不只是指经济上的压力，而多是自己身处的语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也是诗作《乡音》创作的背景。

二

“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漂泊中不能用英语熟练写作的北岛，依然坚持对看不见的汉语读者书写“中国的经验”。这是一种带有悲剧意味的状况：国内的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读到他，而他的“中国经验”，也逐渐褪色、泛白。

带着这样的焦灼，北岛在2007年辗转到了香港，一生中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教职，每年开授诗歌创作课程，创办香港国际诗歌节。在香港推动诗歌活动，北岛曾将其比喻为在水泥地上种花，“很长时间内，香港从未出过一本像样的诗集。那我就要挑战，我一定要把这个国际诗歌节做成”。从2011年开始，香港国际诗歌节坚持每一本诗集都以中英双语出版。

2009年，北岛60岁，决定写作长诗《歧路行》。北岛这样解释诗名：“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

北岛将长诗《歧路行》的写作视为挑战。此前，北岛只写短诗，《白日梦》是个特例。北岛笑着对读者说：“你们还在朗诵《回答》《一切》，其实我需要自我证明，我还在写作啊！我希望自己能70岁之前写出来，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70岁以后就真的退休了。”

三

长诗写到500行，忽然被中风打断。病发的4月8日，成为北岛此后每年都纪念的历劫日。

北岛的朋友蒋一谈，当晚讲述了诗人病后的几个片段。2016年4月8日，蒋一谈和北岛相约吃了一顿饺子。席间，北岛用异于平时的眼神问：“一谈，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中风的纪念日。”

2012年4月8日，北岛陪家人划船，他感觉船晃得厉害。上岸后，他的步子甚至不能成一条直线。在去往医院的途中，人就已经昏迷了。

一生以写作为事业的北岛，在步入生命的老年时，骤然失去对文字和语言的控制能力。一段时期内他很少和人交谈，也无法写作。“我说话磕磕绊绊，朗诵一首诗，需要反复读很多遍。”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北岛需要由女儿陪着看图识字，每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进行语言认知训练。“我变成了一个孩子，这是很大的挑战。”

北岛下决心一定要把病治好，把长诗写完。为了尽快康复，他跑了五个城市，找了六七个大夫，努力尝试西医、中医各种治疗方法：针灸、电击……有次蒋一谈去看望北岛，发现诗人一脸疲惫。北岛说自己刚用了电击疗法，给四肢通上电——“我想用这种方法刺激我的神经，我希望我的语言能力能加速地‘重新发育”。蒋一谈感慨，诗歌，是北岛身体里最大的语言动力。

去年开始，北岛的语言能力起色明显，他开始重新写作。演讲的时候，北岛几度为自己语言的迟缓向读者道歉。但他同时也引用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句子：“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他对在座的读者说：“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遭遇了不同的问题。在座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代，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你们要找到一个新的语言，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选摘自“凤凰网”，有删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