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启群

上世纪20年代，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当时报纸报道：林徽因人面桃花，泰戈尔仙风道骨，长袍白面，加上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瘦竹春梅的三友图，成绝世佳品。

画面中的林徽因、徐志摩，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神采的剪影，定格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神峻骨。它流传在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记忆中，让人们至今羡慕、仰望，不能忘怀。

其实，那个时代，除了林徽因、徐志摩，包括鲁迅、陈独秀、胡适、陈寅恪、冰心、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等等文坛名流、学界翘楚，尽管他们所专不同，信念有异，性格更是南辕北辙，但其精神气象无不让人感到神清气朗、神采奕奕。

假如有人倡议，我们在全中国海选，再凑成一幅三友图，作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神特写，那将会是一个什么图景？

在当下中国，美男靓女满大街都是，影视明星、歌坛新秀、美女作家、模特、以“脱”一举成星的“星”们、以“跑”一举成名的名人，还有学术大师、讲坛擂主、名嘴……可是，我们却难以凑成一幅朗月清风的三友图。

差别在哪里？

不是外形的漂亮，不是表面的聪明才气，甚至也不是知识和思想。真正的差别，概而言之：一为雅，一为俗。有“雅”，于是脱俗。缺“雅”，于是入俗，甚至俗不可耐。

没有优雅，尽管有靓丽的外貌，不过花瓶摆设；有一点知识，不过雕虫小技；有一点小才小智，不过哗众取宠，整个人生仍然逃不掉一个字：俗。

人类的进步，是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社会制度的完善标志着文明的进步。除此之外，文化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标志。文化与GDP（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系，但不能等同；与科技水平有关系，也不能等同；文化与博物馆、少年宫、科技馆、体育馆、歌剧院有关，但不能等同；与社会的教育程度有关，也不能等同。文化发展的水平有很多指标，但是，它可以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

一个有序的社会，应该展示出文明的向度和层次。中国至少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建立了礼乐秩序，文明与野蛮就体现在君子和小人（野人）身上。受过教育的、代表当时文明教育成果的人是君子，因此，君子是当时社会的理想人格。孔子教学生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目标的。他教学生以“六艺”，并说“不学《诗》，无以言”，提出“文质彬彬”的品质标准，这是当时对于贵族子弟的最低要求，也代表着当时文明的向度。汉代以后出现的“三礼”，详细论述了“礼”的意义、价值以及具体规定。“五经”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完成了这些教育就达到了当时的文明水准，就是那时的文化人具备君子人格的必要条件。相反，不能达到这个文明水准，不能自觉遵从礼乐秩序的，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奴隶、平民，即小人或野人。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十分明确，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当然，这里面有贵族的特权思想，有阶级差异，这都是时代的局限性。可是，这些并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

君子人格理想的传统在中国世代相传，延续了几千年。君子与小人（野人）之分，是高尚与卑下、文明与野蛮、文化与反文化的分野。知书达礼一直是中国人对于文明的共识，斯文扫地是对于知识分子失范或某种颠覆文化价值行为的谴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坚守君子人格的最后底线。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理想，君子人格理想对于社会全体成员都是一个典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农民，都自觉认同而不会反对这一社会共同价值理想。于是，它构成了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对于社会秩序起到制衡作用，成为社会文明的一根指挥棒。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的上层，贵族、官员、士大夫、富商大贾、乡绅，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尚礼是基本要求，斯文是行为标准，因为礼义廉耻是君子人格的一个门槛。他们即使不敢认为自己就是君子，但也绝对不以小人自居。

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忠臣烈士不胜枚举，杀身以成仁的壮举史不绝书。当年梁漱溟在中南海怀仁堂，就是要考验一下执政党有没有雅量，考验一下主席有没有雅量，体现的正是这种君子人格的伟大精神，成为现代中国君子人格精神的绝响。

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理想，代表着社会的文化向度，体现了文明社会的秩序。钱穆先生曾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农村文化。因为一代代乡村读书人，通过科举，走进皇城大都，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而他们的后代又逐渐衰落，被新的乡下读书人取代。进入国家管理中心的人才基本上来自乡村的有志青年。如果没有知书达礼、君子人格的社会价值理想的指引，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延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理想相异，君子人格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至少，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共识，没有体现这种文明的向度。要不要把自己培养成君子人格，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它基本上不影响每个人的升官发财。君子人格既不是学历，也不是技能，更不是资本，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和实际利益。按照君子人格的要求，自觉维护和遵守一些道德操守，甚至是作茧自缚，也许在社会生活中生存更加艰难。而做一个小人，则没有任何坏处，既不会丧失任何东西，而且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也许在社会生活中顺风顺水，能获得很多实际利益。所谓礼义廉耻、信用仁厚、刚正不阿，这些东西都不能产生直接利益，人们往往弃之如敝屣。相反，只要能产生实际效用、利益，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千夫所指，有些人也在所不惜。

人们对于“耻”的渐渐麻木，导致了一种反文化的社会倾向。在这样的景况之中，试问：国人何来优雅？

君子人格理想的摧毁，根源在当代中国教育。

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格。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教育，即把学生培養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至少从孔子开始的中国传统教育，一直以培养君子人格为首要。所谓“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是传道，这是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中国学校里的品德教育大多是花拳绣腿，我们的学校因此忘记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在今天的中国，一些孩子们的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考试。更可悲的是，离开考试，有些学生就一无所能，甚至惶恐不安。

然而，他们没有人格理想。没有人想成为一个君子，哪怕是穷愁潦倒、四面楚歌；也没有人畏惧做一个小人，只要有巨大的利益，这样做是值得的；更没有人要成为英雄，那似乎一点也不切实际。

一个缺少君子人格理想的社会，人格就会猥琐，唯唯诺诺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缺失，导致受教育者和没有受教育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因而失去了教育自身的神圣性。

简言之，中国正在实现政治、经济、科学、军事腾飞，然而，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不容乐观。优雅是文化的体现。缺失优雅，恶俗必然成为时尚。俗不可耐的东西无处不在，我们无法阻挡、抗拒。一个社会失去优雅，无论它的成员多么有钱，珠光宝气，宝马香车，总是带着野蛮的气息。

（选摘自《文景》2009年第3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