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维琦+曹继军

上海巨鹿路这间不到30平方米的老房子，传说中“一室四厅”的贺府——所谓四厅，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老头儿在这里住了有60年了。3月16日，贺府里的老头儿永远放下了画笔。

老头儿，就是连环画大家贺友直，但朋友都爱这么称呼他为老头儿。因为他真是个可爱的倔老头儿。可这段时间，老头儿情绪有些低落。在那之前，老头儿总是兴致勃勃的，说话爱逗乐，还常常迸出几句英文，时髦得很。“今天不要来，因为我觉得累了。我都不动了，我画不动了。几十年来，每天中午和晚上，一定会喝的黄酒，我也喝不下了。”这天上午，老头儿的学生也是朋友，画家谢春彦打电话过来，想去看看老头儿。

今年春节过后，老头儿就不大下楼了。老头儿94岁了。放在以前，老头儿每天都要例行散步，家里的面条也是老头儿下楼去买。几条小马路兜一圈儿，有时逛到淮海路，路边看到的人、见到的事，都会变个法子走进他的连环画。

“我画连环画，起始只是为了吃饭。我自幼性喜画画，故一捧上这只碗就爱上了这口饭。从农村到城市，从寄养生活到独立成家，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于人情世态、社会风貌，经历得多，体验较深，而这正是画连环画的丰富资本。所以，我一投入连环画这块天地，允我表兴，由我诚意，就深深地爱上了它。”老头儿在《贺友直自说自画》里这样说自己和连环画的故事。

老头儿的老家在浙江宁波镇海。1922年11月，老头儿在上海出生，回浙江镇海读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从此就没进过正规学校，除了学徒的时候去夜校学英语。前两年，老头儿回浙江老家办过展览，展览的名字叫“谈情·说爱”，展的就是老头儿几十年来和连环画的谈情说爱。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老头儿的名字是绕不开的。1949年，依据赵树理《福贵》创作的连环画是老头儿入行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1952年，考取上海“连环画工作者”学习班，结业后进了新美术出版社。从打底线描风格的《新结识的伙伴》到以年画形式呈现的《小二黑结婚》，再到被誉为中国连环画里程碑式作品的《山乡巨变》以及《李双双》，都是他的代表作。1963年，长达396幅的《山乡巨变》在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一等奖。但老头儿自己更喜欢1977年创作的《朝阳沟》。“《山乡巨变》是成名作，大家对它的印象很深。我自己喜欢《朝陽沟》，是因为画的时候，我才真正懂了画连环画的要义。”照他的说法，“画出情调来了。一个场景，一组人物，举手投足都是情调——这才是连环画的境界”。

“画连环画是个苦活儿，需要花很大精力去采集素材。小道具、小动物、小动作、小孩儿，贺老总结的连环画创作‘四小，都是在生活中发掘出来的。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上海市文联主席施大畏回忆，自己1976年调入出版社后有幸成为贺老的同事，“我们跟他学的时候，他一直说，你们要到生活里找东西。”

“连环画是画故事，画故事就要像，连环画就是表演，在纸上做一出戏。”老头儿自己这么说，“小连环画，你真要把它画好，是要费点心思的，并不是随心所欲。先要积累大量的生活资料以及常识，通俗点就是脑壳里面有个仓库，根据需要拿出来一组合，就画龙点睛了。”

老头儿说：“我是个干活儿的匠人，凭手艺功夫吃饭。我把自己比作匠人，并没有贬低自己，回过头去看历史，现在有多少大画家比得上明代的工匠？你要是收藏古代家具，就会知道明代木匠是多了不起的艺术家。”

老头儿不把自己当人物。“很多来采访我的人说我是连环画的‘泰斗。我去查《辞海》，什么是‘泰斗。查出来说，‘泰是泰山，‘斗是北斗。我有那么高吗？我就是个画家。而且不敢说是‘专家，只是画连环画的‘内行。”

老头儿也自信：“画画的人毕生要追求的，不是名利。要追求的，第一是发现，第二是区别——找到你自己，你的路。我能夸口，我现在的画，是跟别人拉开距离的。我绝不跟着别人的路走。我也能夸口，我现在画出来马上就能变钱。”

可老头儿拒绝了画大画“变钱”的机会，他和夫人一起，把手头的手稿一股脑儿捐给了上海美术馆。“画画为了什么？名利？没错。过生活，是很现实的事情。但为名为利，是画出来以后的事，不是落笔之前。把这个顺序搞乱了，就麻烦了。”老头儿想得清楚得很。

“他一直固执地拒绝商品化，也不把自己看作大师。贺老以中国的传统白描为基础，吸收明清版画之精华，来画现代题材，画平头百姓的故事和遭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却以‘画小人书而自居。”谢春彦说。

很多人又想起，2014年年底，老头儿在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上的一番幽默的获奖感言：“我还要说thank you（谢谢），领这个奖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赖以为人民服务的阵地已经没有了，连环画已经被淘汰了。人民和国家没有忘记我，而是认可我，我衷心感谢。Finish（完毕）。”

3月16日晚上，老头儿走了。

几天后，贺友直纪念画展即将在中华艺术宫开展。老头儿生前没能看到的《贺友直全集》也在加紧编撰中。“我希望，他所开创的中国传统白描来表现平民内容的连环画，能够成为高等学校认真研究的个案。”谢春彦说。

（选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