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一所专收有网瘾、厌学、叛逆等类型学生的民办学校，用了有800年历史的豫章书院的名号。“用国学中的精华部分启发年轻学生”，创建人如此说。

书院内，名目混杂：既设《论语》、“六艺”等儒学经典课程，也有以古代监察为名的“告密”、“连坐”制度；学生间设“议员”“学长”；日常生活又在教官监控下实行军事化管理；高强度体训外，惩戒有戒尺戒鞭，还有舶自日本、打上“森田疗法”标签的烦闷室……

身着古装，书院学生仿佛回到另一个时空的“古代”，在这种怪异感中学着竞争、生存。当然，他们本不必回到这里。

“危机孩子”

儿子黄远思的心里话，黄辉不是听到的，是看到的。

2010年9月14日在烦闷室，黄远思先睡了3天，醒来的晚上渐渐感到难受了，他开始写日记：“错的，对的，过去的事一下子涌进了脑海里……”

四下无声，烦闷室内约10平米，只有高处的排气孔和两重加锁的门的缝隙与外相通。当时24岁的黄远思不怪父母骗他到这里，他觉得父母用心良苦，不富裕的家凑出3万元治疗他的网瘾。

他形容网瘾是一种感冒，只要碰到电脑“感冒”立马痊愈，身体充满精神，几天的时间便眨眼而过。因为网瘾，黄远思2006年读高二时被劝退，休整一年转学到有亲戚照应的高中。再次辍学，他开始打工，在江西学汽修，到东莞工厂做普工，到广州当保安，每领到第一笔钱，黄远思就要去网吧“放松一下”，直到花光所有的钱。黄的老板常常到附近的网吧找人，有一次找到他，“头杵在键盘下睡觉，死了一样”。他被开除，换下一份工作也是这样。

儿子在青春期受太多苦，一直让黄辉内疚。2003年，黄辉与黄远思生母离异，净身出户，带走黄远思，先后寄养在隔壁县的妹妹家和哥哥家。黄远思在成长过程中不少遭到白眼。

黄远思上了高中，黄辉也回到江西，接儿子回了他的“新家”。黄辉的现任妻子却希望他能少管这个儿子，最好不管，两人为此吵了不少架。黄辉又将黄远思寄养到了姐姐家。但此时，儿子开始待在网吧睡在网吧，不回任何一个“家”了。“现实太压抑，在（网游）里面可以呼风唤雨”。

同在江西，24岁的杨光寅也记恨父母，他幼时记忆中父母经常吵架。3岁时，杨光寅蹲厕要扶着眼前的水管，杨发看不惯，拿一把剪刀磨他的门牙，这是他所记得的父亲第一次施暴。

到高中， 杨光寅发觉自己“长大”了。父亲有一次挥来皮带头，他迎手抓住了，抢了过来，父亲改用衣架，抡扫帚，还是占不到优势。杨光寅不再忌惮父亲了，他开始还手。

2012年高考后，杨光寅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也不愿去父母联系安排的本地大专。杨光寅锁自己在房间看小说，偶尔上网，父母每早晚都催他去大专报到，他不在意，但感到厌烦，时间一久就开始吵架，但父亲的暴力对他早就没了效力。冲突最激烈的一次，杨光寅砸烂了家里的门、沙发等家具，木质的防盗门从正中间裂开成锥形的碗口大的洞，遍地狼藉。

打砸事件发生在2013年9月1日，杨光寅自闭在家已过了一年。两天后，他被强迫去了豫章书院。

戒尺、龙鞭、烦闷室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儒溪吴村的民宅间，略显突兀的徽式建筑便是豫章书院，仿古楼牌后是一个大院，院中空地摆一尊孔子像。每天早上五点半，约百名书院学生起床拜像，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如杨光寅那样被强制押送过来，要么被父母欺骗而来，在豫章书院的定义中，他们都是“危机孩子”。

这个定义在家长看来是成立的：浙江女孩黄玲读初一时被高年级学生敲诈“生活费”，整整一学期没钱吃午饭，到了初一下学期，她抗拒去学校；山东男孩周义在一场大病后成绩下滑，一年后确诊抑郁症，“爱上网，不爱和人打交道”；江西上饶男孩肖潇，厌学，宁可读体校或外出工作；同在上饶的刘归，他的父亲钟情传统国学，而他与父亲关系不好，表现叛逆……家长们把“危机孩子”送到这里，支付一学期（半年）31250元的费用，期待孩子改正、改善。

烦闷室是学生进书院后的第一站，大部分人是被教官强制拉进去的。书院教官多服过兵役，他们会先对学生搜身，拿走包括有鞋带的鞋，带金属丝的女生内衣等所有“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再把学生押进烦闷室，关门上锁。周义进烦闷室之前反抗激烈，打了教官，他被按倒在地，过程中失禁了，教官脱了他的衣服，他赤裸着被关进烦闷室，里面昏暗潮濕，铺着大理石砖，只有一床军用棉被和枕头，一个排泄用的中号塑料盆和一台坏了的空调机。周义哭着睡去，醒来发现这不是梦，又哭了。

睡觉、排泄和吃饭都在烦闷室内，最少要关够7天。豫章书院校长任伟强也确认了这一做法，他接受央视采访时解释，刚来的孩子会有一些对抗性，有的甚至会攻击老师，单纯的语言沟通没有效果，“我们就通过一个相对比较缓和一点的方法，让他先把这个情绪疏导开来”。他介绍，这是一种名叫“森田疗法”的心理治疗方式。

浙江女孩黄玲是和父母一起参观书院时自愿留下的，因此没进烦闷室，进校后她发现，参观时吸引她的古筝、书法课很少有，更多的是上书院自制的“修身科”、体训和“考德”。“考德”课在晚上，全部学生集合到大教室“胜友堂”站着，吴军豹等书院高层和老师在台上，清算每个学生在当天犯的错误，被点名的学生上前领受教官的戒尺。黄玲印象中，戒尺最少3尺起，每天不挨戒尺的学生不超过10个，戒尺直抽手心，越躲打得越狠。

校长任伟强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书院体罚学生有审批程序和要求，不会随便一件小事就进行体罚，为了控制力度，“有时会先打自己几下”。在书院当过教官的周文亮曾亲手打过学生，他介绍，打戒尺是很平常的，第一下就会起个红印子，后边再打就会红肿，“我个人觉得肯定是做得很过的”。

关于戒鞭（又称“龙鞭”）的材质，也存在两种说法。任伟强称，龙鞭是“约81厘米的一个竹炭纤维（棍）”，而在受访学生口中，龙鞭是材质为钢筋或玻璃钢的一根金属质地的棍棒，约中指粗，是他们最恐惧的惩戒工具。

14岁的肖潇曾挨过两次龙鞭。2016年5月，肖潇所在宿舍出现偷窃事件，他作为寝室长被罚龙鞭1鞭，“只一下，屁股火辣辣地疼，手能摸出來有一道痕”。当年8月，肖潇“二进宫”面临10下龙鞭，他感受到其中有本质区别，龙鞭打得很快，一鞭一鞭之间只隔着三五秒时间，“虽然手脚被人压着，但我感觉自己整个人痛到跳起来了”。

“小王国”

鞭尺之下，书院学生看上去克服了他们原有的“危机”。

书院生活重复而单调：每天从5：30起床开始，10分钟全员集合到空地，作礼孔子像，接着吴军豹在前台讲话30到60分钟，晨仪过后洗漱、吃早饭，饭前也要集合，按队列依次进食堂，三餐都是这样，

一般上午学习吴军豹自制的《修身科》和三节文化课，下午很少有老师来，学生就上自习或体训，晚饭后集合看《新闻联播》，接着上晚自习，到晚上9点“考德”，结束后回宿舍休息，10点熄灯。

学生在“考德”所挨的戒尺数由当天表现决定，全天候的监管从起床开始，从叠被到内务卫生，上课是否有动作、有无交头接耳，是否20分钟内吃完饭……书院从老师、教官到食堂工人都有权反映、记下犯错的学生，留到“考德”惩戒。书院有初一、初二、初三和大专四个班，每个班一两名“学长”和三四名“议员”负责记录，同时也负责监察，戒尺数视错误的严重程度来定。

学生间的互相举报也是重要的监察一环。每到课下，有学生会偷偷溜到老师处打小报告。对告密者，同学彼此心照不宣，这一行为受到书院制度的“鼓励”：成功的告密者，可在当天减少自己的戒尺数，还能获得一些糖果和额外的加餐，更重要的是在老师前争表现，有利于得到学生中的“三阶官职”—寝室长和班长是最低阶，往上是“议员”，“学长”最高，后两者几乎不会受到惩戒。

“三阶官职”的争夺自然演化为小团体的“窝里斗”，这在男生之间尤甚。部分受访学生介绍，住在一间宿舍下的同班级男生自然选边，形成小团体，团体间互相检举错误，频繁给对方设置陷阱，比如挑衅打架，对方一旦动手就中了套，被抓现行。在豫章书院，“打架”和“谈恋爱”、“顶撞师长”被称为三大红线，是属于“龙鞭”的严惩项目。

和人打交道是刘归所擅长的，捱过第一个月，他感到日子一点点舒服起来，“只要和议员学长搞好关系，他们就不记你的名字了”，他告诉记者，在里面一直受欺负的，要么脾气太冲，要么就是人太笨了。其实搞好关系在哪儿都一样，因此，“议员”“学长”身边从不缺人追捧，有人的父母来看望，带来的零食一定分给他们，平日的洗衣服、卫生等活都有学生帮着干。

女生方面，黄玲对“内斗”也有同样感受。某一天在宿舍熄灯前，黄玲看到隔壁床女生捂着头，看上去很焦虑，女生主动搭话：“告诉你一个秘密哦，我今天传了纸条（给男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了，有就完了”，她越说越不安，就快哭了，黄玲就安慰她：“没什么，我也传了，要挨打我们一起挨”。隔天，仅黄玲一人因“传了纸条”被打戒尺，第三天的晨仪上，她被吴军豹点名批评，说她“和男同学搞来搞去，把学校当公园，把教室当宾馆”。此后，黄玲在宿舍只聊学到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

不会打架、不会甜言蜜语的杨光寅一直没能适应，“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欺负我，活得很窝囊”，杨光寅说，那里就像是一个小王国，他是其中最低端最下贱的……年底，杨光寅的外婆来探望他，看到暴瘦的孙儿边哭边叫，你怎么这么苦，外婆回去不久，杨的父母被迫前来接他回家，杨光寅回忆出门那刻，他很想打父母，但忍住了。

三人相见无言，一路上了车，杨光寅咬牙说出第一句话：“世上竟然有这样的地方。”坐在前排的母亲没有回头，回答他：“世界上这样的地方多的是。”

尾声

在豫章书院体罚学生的事件曝光前，大多数离校学生将这段经历埋藏，从不与人说起。黄玲在2015年毕业后，回到浙江读了卫校，现在是实习护士；由于厌学被两次送到书院的肖潇，出来后回学校待了一周，再次辍学，开始外出打工；刘归直接没回去学校，他玩了一年多“玩腻了”，今年转学为艺术生，开始准备高考……刚出书院时，他们都试图告诉父母里面的真实生活，父母们听后表情都很平淡，都没说什么，久而久之，他们也不再对父母说什么。

周义在2016年9月回到山东家里，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在呆滞状态，又怕被送回书院，父母说什么就做什么，“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周义同时在网上曝光，但收获甚微。

2017年10月18日，周义在某问答社区发现了博主“温柔”关于河南某校老师没收学生手机的话题。“温柔”的帖子引起大量关注和讨论，周义想着试一试，便向他爆料了豫章书院的经历。10月25日，“温柔”发帖《中国还有多少个杨永信？》，这一击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

10月30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多部门联合调查后回应，网帖反映的问题部分存在，书院确实有罚站、打戒尺、打龙鞭等行为和相关制度。对此，已责成区教科体局对该校教育机构进行处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11月2日，豫章书院回应争议：已主动申请停办，待政府部门批准后，由家校沟通对在校生逐步分流。

11月3日，当地民政局同意豫章书院申请注销，此后数天之内，百余名学生分流被家长带走。

事件始末，吴军豹一直没有现身回应。记者通过微信留言等多渠道联系，均未取得回复。

七年过去了，30岁的黄远思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他颤抖着手，把新闻发给父亲看，说：“吴军豹这次栽了”。

他决定起诉吴军豹，同时要起诉的还有11名学生。11月初，河南刑辩律师付建以公益形式接下委托，免费代理了此案件。

杨光寅也是起诉人之一，2014年初回家后，他在当年10月确诊重度抑郁。

关于豫章书院体罚学生的新闻不断刷新，学生或多或少转给了父母。但他们多数被平淡回应，都过去了，现在都出来了别管那些。

刘归的父亲一度认为是儿子撒谎，新闻报道后，他向儿子郑重地道了歉。刘归有时会“指桑骂槐”，看到电视里有父母教训小孩的画面，刘归就说：“这是谁家的父母啊”，他声音很大，转下一句：“畜生不如，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

他余光瞟了一眼父亲，在电视机前明暗的光线里，刘父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