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蕴琪

11月下旬我参加了在广州方所书店举办的2017年傅雷出版翻译奖的颁奖典礼，有很多感触，其中关系到翻译的本质，历史，以及未来，及其与“文化自信”的关系。

在我印象中傅雷翻译奖是一个相当“精英”的奖项，具有一种不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但一直到这次接触主办方和参与颁奖典礼，才体悟到，这个奖项和许多中国本土文学奖项迥异的地方在于，它的权威性和精英性，正在于它的民间性。

这个奖项已有9年的历史，创立之初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和一群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倡导。也因如此，有着一个“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难以找到如此平等的、如此坚持的”的评委团队。北大法语系主任董强、中国社科院学者端木美等中方学者4人，以及法方学者4人，共同组成了常任评委团。他们坚持了9年的义务工作，审读所有作品并以每人一票的方式选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社科）类得奖作品。从颁奖典礼中，我识别出法国文化活动独有的特点—简洁、艺术，人性，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人文关怀。

翻译，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作品的翻译，在数字为王的时代显得缓慢甚至效率低下，它是一门似乎尚未得到“更新”的技艺，仍然由一個一个的译者，在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雕琢而成。但也是这种特点，让它成为了一个文化内在非常恒定的东西。

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5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第二次高潮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翻译了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第三次高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

从佛学翻译，到科技翻译，到思想文学翻译，这三次翻译高峰都带来了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经济领域非常深远的变化。禅宗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科技影响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而西方思想进入中国，更新了意识形态，包括带来了马列主义。

已故文学家、翻译家傅雷先生在1957年所写的一段话，振聋发聩。 “文学家是解剖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入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静谧，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翻译家在作品中注入的，不仅仅是他/她的文学、思想、文化背景，还包括他的人格，这是一种不可言传的过程。整个20世纪，中国的读者没有离开过翻译作品，有多少人得益于、被哺育于翻译成果，无论是文学、思想、科技领域。他们的营养，并非仅仅来自于作品的母语体系，而是译者在咀嚼、消化母语作品之后“生成”的本土语言下的、本土文化下的意义结构。

我做过诗歌和文学评论的翻译工作，深知这份差事的不易，翻译家首先是一个谦卑的聆听者，能读到文字的表面，也能读到文字的深层，然后他必须是一个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能够将游离在语词意指内外的意义用精密而优美的方式收集起来，放在另一个语言系统里面某个语词的意指中。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说，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社科翻译，好的译者是真正的艺术家。这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化过程，它是最需要创造力以及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理解的。

换一个角度理解，真正的文明对话就是在这样的转化过程中静默无声地展开，而真正的文化自信，也是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而非在封闭的过程中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