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光

摘 要：“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过渡型社区，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面临多重治理挑战，其中关键问题在于社区社会资本缺失，具体表现为居民间信任不足、共识性规范缺乏、社区关系网络弱化及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迟缓等问题。从建设新熟人社会、提高居民信任水平，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完善社区关系网络，发展社区文化教育、形成社区共识性规范，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建共享等方面介入，重塑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将有助于实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优化。

关键词：“村改居”社区；社区治理；社区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5-0080-06

Abstract： Urban communities originating from rural villages， as a type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y， result from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facing multiple governance challenge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s the lack of social capital，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blems of the insufficient trust between residents， lack of consensus norms， weakening of community relation network and slow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It will help to achieve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ies originating from rural villages by constructing a new society of acquaintances， improving the trust among residents， fostering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ies， perfecting community relation network， developing communi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rming consensus norm of communities， perfecting community service system， realiz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multiple subject， reshaping and fostering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ies.

Key words：Urban communities originating from rural villages； community governance；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ies

一、问题提出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许多地区实施了“村改居”。所谓“村改居”，是指将村委会撤销，改为社区居委会，农民身份变为市民身份的基层改革。由此形成的“村改居”社区则是传统村庄转型到城市社区的“合成品”，具有明显过渡型特征。在蜕变转型的过程中，“村改居”社区传统的乡村秩序和治理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刚刚建立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还需要适应磨合，因而面临社区治理调整不适、居民身份转换困难、社區公共参与不足、社区公共服务短缺等治理瓶颈。

进一步梳理即可发现，上述问题都涉及到“村改居”的社区社会资本问题，主要现为传统的社区社会资本，如熟人社会的伦理秩序被现代化浪潮快速消解，但现代社区社会资本却没有在社区改革进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由此本文关注的焦点是：面对快速的社区治理调整，“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受到哪些冲击？如何重塑重建社区社会资本，建立社区共识规范、形成互动关系网络？怎样确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发展社区公共组织，促进社区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尝试聚焦“村改居”社区治理背景与实践，重点讨论当前“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并探索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可行路径。

二、文献梳理与分析思路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理论，社会资本最初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出现的，在经过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引入后，已经成为社会学理论中一个拥有较大影响力和较强解释力的重要概念。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表现为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这一定义超越了只把资本当作经济学理论的范畴。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源，“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期望关系、信任关系和权威关系，也表现为一个社会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各种有意创建的多功能组织”[2]。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桥梁作用。由此，社会资本的内涵可归纳为指社会主体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是无形的，它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提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

当前，对于社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性概念和体制性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社区社会资本在基层社区，尤其是“村改居”类型的社区治理中的影响。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关于“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功能作用。黄立敏通过对深圳宝安区的研究认为，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村改居”社区在实现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中需要适应各种现代制度设置，面临诸多适应困难。作为一种内生力量，村庄原有的社区社会资本可以在帮助社区更好的适应改革进程[4]。潘炳涛发现，在“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对于居民的社区参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5]。二是“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存在问题。有研究发现，虽然“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总体水平不错，但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信任中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因而需要重视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6]。“村改居”社区中，社会资本流失严重，表现为社会信任难以建立、互惠规范比较匮乏、邻里关系网络不够密集等问题，给社区治理带来困难[7]。综上所述，研究者对“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展现了这一理论的较强解释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实施“村改居”的农村更多城市化的结果，作为一种强势的外部力量，城市化必然会对农村社会的原初秩序，尤其是维护社会有机团结的社区社会资本带来巨大影响。

根据实地调查发现及研究需要，本文对“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从两个维度和四个向度进行划分：一是作为主观维度的社会规范及信任关系，二是作为客观维度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组织。社会规范、信任关系、关系网络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构成了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内涵和解释向度。

三、“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

（一）熟人社会衰落：居民间信任不足

在城市向农村扩张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土地和农村人口被卷入到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洪流中，同时，农村的产业结构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巨大的变化。城市化产生的巨大能量，对传统的农村社区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随着城市因素逐步的侵入、农村传统因素被逐步消解，传统的熟人社会在急剧衰落，以邻里关系为主的传统信任关系破坏严重。

从信任关系来看，社区居民间信任的不足是居民社区参与消极、社区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信任，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彼此寄予的期望—期望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福山认为，社会资本的大小是由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的，人们之间普遍信任的关系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资本，进而决定了各类社会组织的格局和社会总体发展状况[8]。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建立在地缘、血缘认同基础上的伦理人情在维护信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当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行动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冲击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基础——人情，而现代社会的信任基础——契约[9]，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

在“村改居”社区中，本地人之间的传统熟识随着交往理性的影响而变得日益陌生，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由于地域观念的不同而存在着互相冷漠。

问：您觉得现在居民间的关系怎么样？

答：我觉得还好，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整天都能见面，所以都比较熟悉，偶尔可能因为装修或者楼道卫生引发一些矛盾，争吵几句，现在大家都素质高了，不会轻易的吵架。

问：那大家素质高了是不是意味着居民间的关系就好了？

答：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关系好了，而是大家不会再为一点小事而大吵大闹，不会像以前，一有什么事情就会吵闹，但是现在对谁不满都是放在心里，顶多不理他了，不和他交往了。

问：怎么看待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员呢？

答：他们就是过来打工养家糊口了，跟他们没有什么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现在社会发展太快，太复杂了。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变得更见理性，人与人之间间隔着无形的交往屏障。随着社会“异化”和诸多反面事件的影响，社区不再是一个融合的大家庭，社会“原子化”的状况愈演愈烈。由于来自不同的地方和环境，“村改居”社区居民彼此间比较陌生，信任不足，相互之间存在着疏离感，居民对社区共同利益关心较少，参加社区活动的意愿不强，缺乏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社会价值多元：共识性规范缺失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日益开放，推动了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也使得社会的价值观更为多元化。虽然社会价值多元使個体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解放，但是也带来了价值迷失和规范真空。从社区规范来看，共识性规范缺乏是造成居民“原子化”的重要原因，也是社区内在比较松散的重要因素。制度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在社区自治管理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来说，制度规范分为正式的制度如法律规章制度，代表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可与正式权威，而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包括伦理道德等，作为内化在个人身上的行为准则，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潜在的重要影响。社会的有效运行需要两类规范的交互配合。涂尔干强调，“有机团结的存在，既需要依赖个体的相互差别和独立意识，又需要依赖集体层面的意义系统”[10]。

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着着正式制度建设滞后，“合法性权威”不足，同时非正式制度作用发挥日益殆尽的尴尬局面。虽然目前国家在积极倡导居民的社区参与，但实际却缺少相关的规定条例，使得许多口号往往只是流于形式，难以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制约了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羁绊了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11]。

问：现在居民的社区参与怎么样？有没有建立相关的制度？

答：现在是比以前好一点，制度有一些，但是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总体来说还是不行，现在大部分居民都是不怎么参与的，他也没有这个意识，现在参与进来的主要是一些老年人，他们来也主要是来社区活动室唱唱剧，跳跳舞。我们现在举办什么活动，都是要有奖品的，要不都不来参加的。包括开会投票，人家来是要给误工费的，20元一次，所以现在基层干部很难做啊，开会不来，但决定了什么事情对他不利的又来闹。

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和个人理性化的发展，传统的伦理道德对现代社会人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弱。对于大多数社区居民来说，尽管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但是却缺乏共同的认知秩序与认识基础，不同年龄的人群对同一事物的观念看法越来越不同，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相互容易误解，社会大众的仇富心理日趋严重，由此导致了社区的凝聚力日益涣散，社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增大，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结构性压力与紧张。

（三）行政主导过强：社区关系网络弱化

行政力量的主导虽然有助于加快推动基层治理改革进程，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区内生关系网络发育不足。从社区关系网络来看，社区关系网络的弱化和破损，是导致社区交流缺乏、社区资源贫瘠的主要原因。社区治理是基层多元利益主体进行集体行动和选择的过程，社区治理需要协调多方的利益与关系。传统村落的功能供给几乎涵盖了人们在低度生产力水平下的所有功能需求，蕴含着内在的工具理性，而现代社区分化为功能各异的各类现代社会组织，与传统社区相比具有高度的分化性[12]。作为现代社区的构成，社区内各类组织因其地位的不同而拥有的社会资本量亦不同。

社会资本的积累最终表现为社区网络的形式，畅达的社区关系网络能够满足社区发展所需要的各类资源，能够代替政府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促进社区的合作协调、增进居民的互动交流，推进社区的现代治理。

问：您认为“村改居”后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答：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牌子换了，以前是村委会，现在是居委会。

问：工作忙吗？压力大吗？

答：我们基层压力很大，整天忙不过来，政府派给我们的行政性事务太多，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社区现在忙就忙在应付政府交代的事情上，保守估计也要占到70%的工作量以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兼好几项工作，比如我就同时干着计生、民政、社保这几样，上面每个部门的事情下面都要有人接着，但是又不给我们增派人手，真的是压力大。

从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基层社区管理中，虽然推行了许多改革，分化了许多基层事权，但居委会作为上级政令传达的窗口和行政权力社区延伸的局面还是难以改变，大包大揽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单一的线条式管理模式造成了社区关系网络的弱化和破裂，这直接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

（四）公共参与不足：社区社会组织发育迟缓

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来看，社区组织的发育迟缓造成了社区凝聚力孱弱和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从社群意义上来讲，自治是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实现的，涉及社会组织与国家、政府公共机构及其他组织、群体、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性”体现在多元主体的行动规则（包括正式制度的和非正式制度的）、权利与义务、选择与责任、自助与互惠之中[13]。社区作为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居住在此的社区居民以及在社区居民相互熟识相互联系基础上成立的各类社区自组织应该成为社区治理中重要的力量，它们蕴含着丰富的资本存量，可以为社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来源。

但目前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困难重重，一方面发展资源主要是政府提供，除此之外的资源渠道有限，资源提供能力也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长期的“被管理”造成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缺乏，社区动员能力不足，无法有效地将居民组织起来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大部分社区居民还仅仅是居在社区中，而非真正的“生活”在社区中。

问：平时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找谁帮助呢？

答：主要还是亲戚朋友了，有时也会找同事。

问：会找社区居委会或社区里面其他人吗？

答：一般需要办什么事情才去居委会，个人遇到困难还是要靠亲戚朋友

由于“政府干预的过多，社区居委会主观倾向行政化以及居民社会参与的不足”[14]等原因，造成了社区管理的长期行政化倾向，社区居委会长期事实上作为政府在社区的工作机构而存在，延续着行政的科层制结构，工作手段和方式行政化、命令化、通知化，与国家法律定位的自治组织相距甚远，很多居民不知道社区居委会自治的性质定位，认为它是管理基层社区的行政组织。

总之，“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随着熟人社会的衰落，社会居民构成复杂性的增加，社区居民间相互的熟悉程度大大降低，直接导致了居民间信任关系的缺乏与社区主动参与的不足；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作为约束居民行为的社区共识性规范尚未形成，尤其是作为非制度性的规范对社区凝聚力的形成作用愈来愈小；目前社区的网格化治理结构中，各类行动主体间由于职责权限划分的不同而拥有的资本存量亦不相同，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弱，存在着“一强诸弱”的局面，影响其它社区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

四、“村改居”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路径选择

（一）建设新熟人社会：成立邻里中心，提高居民信任水平

当前“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面对陌生人社会，居民间信任不足，参与意识不高，参与程度不深，其根源在于居民社区参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培养居民参与意识，提高居民间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是成立邻里中心，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社区活动，让社区居民在有组织的社区参与中，逐步提高信任水平。

邻里中心是一个互助服务性组织，其成员包括社区支部党员、社区志愿者、居民代表，主要任务是收集反映居民意见和建议，商议小区事务、策划小区活动，定期对小区内的特殊人员进行探访，关注他们生活状况，为社区居民解決各类困难。通过邻里中心，一是开展主题性强的活动和项目营造睦邻友爱、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调处邻里矛盾，不断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二是开展居民喜爱和居民需要的各类活动，增进居民邻里间的感情，同时也倡导居民互敬、互爱、互助的美德，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氛围；三是举办如健康知识讲座、唱歌培训、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等各类居民喜闻乐见的课程，丰富社区知识，提高居民的综合素质；四是通过组织参与或举办各类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丰富社区生活，增强居民沟通交流，提高社区凝聚力。通过众多的活动设计和活动参与，居民实现了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信任也就在这种沟通交流中诞生和提高。

（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成立社区理事会，完善社区关系网络

“村改居”社区治理“需要理顺利益主体异质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获取途径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和冲突公开化等复杂的关系，在多元利益诉求之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有利于社会自治精神培育和自治能力的发展”[15]。寻找利益平衡点，扩展社区关系网络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建立社区理事会。

社区理事会是社区居民、辖区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平台之一，发挥着集聚资源、民主议事、合作参事、协商共事的作用。社区理事会成员是按照广泛性、代表性和先进性原则来选择的，成员由社区各阶层人士组成，汇聚了社区内各行业、各领域的代表。主要包括社区两委干部、驻地企事业单位代表以及党员代表、居民代表、外来工代表、社工代表组成，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的格局。通过社区理事会，一是搭建起参政议政、监督评议、资源整合、互惠共促的平台；二是编织政府与社区居民良好沟通、社区理事成员单位之间良性互动的纽带，在进行利益协商的过程中，也能完善社区关系网络。

（三）发展社区文化教育：提升社区软实力，形成社区共识性规范

社区文化能够营造“社区精神”，通过社区成员的长期交往逐渐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深厚的感情，形成共同的目标、价值、习惯、信仰以及荣誉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

社区道德和价值观是社区文化的构成中的核心要素，它们是社区成员在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内在的共识性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的作用在于规范引导社区成员的行为。社区的正式制度与社区的内在规范虽然对于社区居民的行为来说都能形成一种约束，但前者是一种“硬约束”，而后者是一种“软约束”。真正的社区是一种以社区的内的规范为主导的社区，在这种社区中形成的社区信任是充满人性化的信任，这对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它不仅扩展了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有助于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进而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发展社区文化和社区教育，可以增强居民的社区意识，维系社区居民的人际交往关系，促进居民更好的融入到社区之中，有利于共同意义的产生，使社区由单一的居住场所转变为具有生活意义的复合共同体。

（四）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延伸公共服务，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建共享

“村改居”社区的有效治理，需要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社区的延伸，促进居民享有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享。“村改居”将广大的农村地区纳入到城市规划发展的统一进程中，逐步平衡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进程中，要实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城乡一体化，如公共交通、通信网络、水电汽暖等在农村社区的延伸，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将市政管理延伸到农村地区，实现包括道路清洁、绿化维护、环境美化等向农村社区的延伸，提高农村社区的人居生态环境和文明程度。通过在“村改居”地区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使居民能够更为方便快捷的享受到各类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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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