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茹

摘 要：《恋情的终结》是格林著名的宗教四部曲之一，解读这部小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家对人类精神生存的关怀。从一段恋情的终结写起，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自我由缺失走向实现，由不完整走向完整的过程。健康的爱情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是填补两个互相隔绝的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抵抗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个体生命异化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它指向的是爱、宽容和自我的成长。只有在自我的实现中，爱情才能健康发展。借助于一段悲剧性的恋情，格林展示了自我走向救赎的途径。同时，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探讨了爱自己、爱他人、爱信仰这三种感情，充分揭示了人性与宗教的冲突。

关键词：格雷厄姆·格林；《恋情的终结》；自我；人性；宗教

中图分类号：F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5-0064-06

Abstract： As one of his famous four religious novels， Graham Greene demonstrates his concern for human nature in “The End of the Affair”. By means of discussing loving oneself， loving others and loving ones belief，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ity and religion is revealed. A healthy love relationship i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wo people， it is a reasonable way to prevent materialism and consumerism from imposing influences on people. This relationship includes love， tolerance， and self-fulfillment. Graham Greenes “The End of the Affair” begins with the end of a love affair. In this love relationship， both of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characters experience being lost， confused and incomplete. They struggle， doubt， envy and finally fulfill themselves. Through the tragic love story， Greene shows us a way of self-salvation. Only through self-fulfillment， can love blossom healthily.

Key words：Graham Greene； The End of the Affair； self-salvation； humanity； religion

《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 1951）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最具自传性、艺术上最为成功的作品。该作品宗教意味浓厚，被普遍认为是作者对信仰的诠释与找寻。这段被格林的传记作家诺曼·谢里称作“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恋情”的故事究竟探讨的是人与天主孰轻孰重，还是另有其他，值得深思。在法西斯闪电战摧残着的伦敦，一个跛脚的二流作家与一个公务员的妻子之间所发生的爱情悲剧不仅仅是畅销电影中展现的缠绵与离恨，更具有深刻的人性力量。萨拉最终走向天主和死亡不仅释放了其压抑已久的自我，更救赎了他人残缺的自我。她的死不是本德里克斯所谓的天主的胜利，也不是单纯的皈依天主教，而是以一种耶稣救世的姿态实现了对受战争胁迫的人性的救赎。

《恋情的终结》通过男女主人公经历了自我缺失、自我找寻和自我救贖这三部曲，探讨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上帝是否存在。这是格林对于宗教本质的一种思考。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命运的描述，格林揭示了人性和宗教的冲突。在人物与自身的种种邪恶不断的斗争过程中，信仰给了主人公力量，同时也使他们承受着分裂的痛苦。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是一个关于三角恋的故事。但是这段爱情中的“第三者”不是普通人，是女主角信奉的上帝。小说的主题是爱的救赎，女主人公背负着痛苦用死亡完成了对爱和信仰的救赎。男主人公通过萨拉的死找回了自我，学会了爱他人爱信仰。

一、自我的缺失

自我是一种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人们思考他们自己的特定方式”[1]。威廉·詹姆斯（1890）首先对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了界定，他建议使用“主我（I）”和“宾我（ME）”来区分自我的二元性特征。根据他的建议，主我指代自我中积极地知觉、思考的部分，宾我指代自我中被注意、思考或知觉的客体。在心理学上，自我理应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人们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自从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直到20世纪下半叶，自我才成为科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的正式研究对象。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所言，“现代心理学史中一件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对自我的研究变得次要甚至不重要”[2]451。

《恋情的终结》出版于1951年，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正好是自我开始受到学界重视的时候。小说以本德里克斯·莫里斯为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他在与萨拉的婚外恋情结束后始终对当年萨拉离开难以释怀，走上报复之路，并最终认识到真实的自我的历程。这个过程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始于自我的缺失，走向的是自我的救赎与完善。在战争阴霾下，《恋情的终结》中所有人物的自我都是残缺不全的。本德里克斯，小说的叙述者，一位因腿脚不便未能参军而蜗居伦敦城的二流作家。没有父母、亲戚、朋友，没有恋人，更没有孩子和家庭。这个处于失根状态的人可以说是现代精神荒原上最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他的小说创作也是脱离社会的，蹩脚的。深陷创作危机的他选择开始实地考察，对象便是公务员亨利，就此开始了他与亨利妻子萨拉的恋情。他对萨拉的爱情源于自我的缺失，注定是畸形的，早晚有一天会终结的。endprint

格林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充斥着最多的情感就是人性的罪恶和信仰的回归。爱与恨、善与恶、灵与肉的挣扎交织是他关心的问题。在《恋情的终结》中，因为对本德里克斯的爱，萨拉挣扎在人间的爱和神圣的爱之间，最终皈依天主，找到了她的信仰和永久的安宁。分手正是因为爱着本德里克斯，对于她来说，最终爱与信仰并不矛盾。而对于本德里克斯来说，萨拉是因为信守天主才和他分手的，分手是因为她不再爱他只爱天主，爱与信仰是不可共存的，他甚至责怪是上帝夺走了萨拉对他的爱。这两位主人公对于恋情的终结看法各异，体现了人性与宗教的冲突。

本德里克斯对萨拉的爱首先是自私的，是为了防止内心的焦虑。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我拒绝相信爱情可以用我自己所用的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加以表现：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来测算爱情的深浅。根据这个标准，当然她就根本不可能爱我了”[3]54 。他按照自己的标准对所爱之人指手画脚。而且理直气壮地认为，这种指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爱人之间就是要绝对的占有。其次，本德里克斯还缺乏自信。“这个女人似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但我依然不放心：在爱的行动中，我可以傲慢自大，但一人独处时，我只要照照镜子，就会在自己面带皱纹、一瘸一拐的形象中看到怀疑——为什么是我呢？”[3]47

他的自私与缺乏自信其实都源自于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按照荷妮的理论，受着焦虑的驱使，由性爱所获得的满足并没有带来持久的愉悦，而是积累的紧张，反而使焦虑感更加强烈。她这样写道，“对关爱的渴望在神经症中是常见的现象，而且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很容易认识它，所以它被认为是现存焦虑及其大致强度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世界感到相当无助，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威胁和敌视，那么，对关爱的寻求将会是获得任何益处、帮助或称誉的最合理的事情，也是最直接的方法”[4]71。

而这种焦虑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歪曲了事物的意义，毒害了二人彼此间的信任，反映出其自我的缺失。由于缺乏真正的自我，他似乎总是乐意虚构出假想的敌人，然后拼尽全力去愤恨，去伤害，这只能加速恋情的死亡，而非延缓它。

不仅本德里克斯有着病态的人格，萨拉也是如此。表面上看，萨拉，公务员亨利的妻子，美丽却不被欣赏，渴求被爱被认可，最终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本德里克斯。然而本质上来说，萨拉的自我是缺失的，被扭曲的，没有得到实现的。她疯狂地爱上本德里克斯，认为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真正的爱情，可以拯救自我，防止焦虑，从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在她的各种人际关系中，萨拉都是被发泄、被要求、被迫妥协的一方。这首先可以从萨拉的成长环境窥见一二。面对强势的母亲，萨拉为顺从他人不惜压抑自我似乎再合理不过了。萨拉不仅顺从她的母亲，还依从几乎所有人的意愿而改变自己。在她与本德里克斯的关系中，她的顺从注定了她是个受害者。从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本德里克斯因爱而生的恨、破坏、占有、妒忌、忧郁、愤怒等等所有负能量都转化到了萨拉身上。“有时候，我对努力让他相信我爱他并且永远爱他这件事情感到十分的厌倦。他像一个出庭律师那样抓住我说的话不放，并且加以曲解。我知道他害怕一旦我们的爱情终结就会将他包围起来的那片沙漠，但他却无法意识到我的感受也完全一样。他大声嚷着说出来的话，我是一声不响地说给自己听，并且写在这里”[3]92。

萨拉的身上其实是附着格林的宗教信仰之路的影子。尽管格林信奉天主教，但是他始终对于天主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究竟有没有神，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信仰是不是很重要。《恋情的终结》中，很多本德里克斯与萨拉婚外情的情境描述都和格林的生活很相似，这种充满矛盾、痛苦和挣扎的复杂人物内心，正是作者本身关于世俗之爱与天主之爱的矛盾的写照。

在荷妮看来，关爱的欲望、顺从的倾向、对影响力和成功的追求、逃避的倾向在现代社会被“用来获得自尊以抗拒焦虑，而且，通过获得这种防卫性的功能，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性质，使这些事情变得完全不同”[4]70。萨拉的忍受源自她内心对爱的渴望，源自自我的残缺。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忍受换取长久的、持续的爱。她在日记中不断重复的“害怕”是自我的一种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又受到了“顺从”的压制，最终使自我难以冲出藩篱。“我从来不清楚自己最怕的是什么——是怕自己失望，还是怕莫里斯失望。不管是谁失望，结果对我们两人来说都一样：我们会找岔子吵架。我对自己生气，而他则对我生氣”[3]94。可以说，由于自我的压抑，在与本德里克斯的关系中，萨拉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只是萨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本德里克斯遭到飞弹袭击后萨拉所做的看似皈依天主的行为实则是她的自我在本德里克斯身上难以实现而被迫转向虚无的表现。在萨拉的潜意识里，与本德里克斯的情人关系是违背其顺从亨利的意愿的。无论是亨利，还是本德里克斯，从根本上都爱的是自己，而不是萨拉，他们都以一己之私占有，并以各种形式迫使萨拉顺从他们所谓的爱，尽管亨利和本德里克斯的爱的形式不同。与本德里克斯发生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顺从转换到另一种形式而已。这也是她从未想过要离婚，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段恋情会终结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与亨利继续婚姻生活意味着沙漠的话，与本德里克斯又会好到哪里去呢？激情过后，一切是否又归于死寂呢？这是萨拉与本德里克斯都害怕的致命一点。在彼此的身上，他们谁都找不到那根救命的稻草。这也是为何炮火催生了萨拉皈依天主教的根本原因。因为她从根本上就不相信爱情不会终结，而她找不到原因。

如果说本德里克斯的自我过于虚构，萨拉的自我湮灭在顺从之中，亨利的自我则是在各种公务中消失不见了。伴随着仕途的发展，亨利丢失的是家庭与温情。更重要的是，事业上的步步高升带来的并非亨利人格上的完善。相反，他胆怯、害怕变化，他恪守规矩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他对身边的人也冷漠到几乎令人发指。他甚至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他完全依赖一个因为要写本小说而接近他的什么作家。当怀疑萨拉可能会离开自己时，他试图寻求私家侦探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在要不要去找私家侦探这件事上，他完全依赖本德里克斯的意见。甚至，当萨拉死后，亨利手足无措，向本德里克斯求助，依赖他处理各种后事，还祈求后者能立刻搬来去自己同住。作为一个人，亨利已经丧失了独立的自我。在其中，政府这个巨大的机器充当了重要的作用。它逐渐将一个个有血肉的人转变为国家机器运作的冷漠无情的螺丝钉。也正因为如此，亨利是如此依赖萨拉，尽管他明知自己给不了对方想要的一切。正如本德里克斯所言，“他的欲望只不过是要有人作伴，但是当时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已被排除在萨拉信赖的对象之外。他忧心忡忡、沮丧失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活在一种可怕的不安全感之中”[3]41。endprint

根据弗洛姆的观点，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控制下，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以及这一社会结构产生的精神将人异化，也异化了爱情本身。在他看来，有能力爱的人在现存制度下只是一种例外，在西方社会，爱情必然是罕见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许多劳动形式已经不允许人们持有一种爱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在一个以生产和消费为最高准则的社会，只有那些不甘心同流合污者才能做出有效的抵抗”[5]121。亨利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做出抵抗的人，他的爱情是一种异化了的爱情。

亨利对萨拉的“陪伴”要求，对萨拉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本质上是这个异化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缺失了自我的亨利无法给予萨拉爱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利不仅是可怜的，可悲的，更是可恨的，尽管他本性善良。

二、自我的找寻

面对各自残缺的自我，本德里克斯、萨拉和亨利都以各自的方式实施着找寻。一开始，本德里克斯和萨拉找到了共同之处，于是二人产生了爱情。然而，他们在对方身上却绝望地发现，这种找寻是徒劳的，对方无法满足自己。对本德里克斯而言，绝对的爱，绝对的占有萨拉才能让他从虚幻的世界走出来，走向真实可触摸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目的，本德里克斯充分暴露了自己内心的阴暗。在袭击事件之后，萨拉选择了离开，而本德里克斯认为自己被萨拉抛弃，跟另外一个男人跑了。于是他怀着仇恨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这些行为可以被看作是本德里克斯寻找自我的开始。当他几年后第一次在马路上看到落魄的亨利时，本德里克斯本来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放过可怜的亨利，但却没有这样做。他像是碰到老朋友似的亲热地与亨利打招呼，然后使尽浑身解数嘲弄亨利使他更加狼狈不堪，而本德里克斯心里却洋洋自得。“他是多么好骗，好骗到如此地步。他为人处事的秉性曾经成全了我的爱情，但是我之所以恨他，却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秉性”[3]12。对于亨利的痛苦，他装作很关心，实则幸災乐祸。

其次，本德里克斯最不肯放过的还是萨拉，他的一系列报复行为就是为了让萨拉痛苦。如他自己承认的，“我最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伤害萨拉”[3]57。在与萨拉的见面中，本德里克斯虽有一时的希望，但是眼看着得不到立马变脸，生出许多恨来，在两人分手时“没握她的手，便头也不回地匆匆走开了，装出一幅忙得不得了、巴不得赶快离开的样子。当听到身后又响起咳嗽声时，我真希望自己能有本事哼出一支喜气洋洋、带点冒险风味的小曲来”[3]31。从萨拉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会面促使了萨拉最终走向放弃自我，将肉体与灵魂交给天主/虚无。可以说，本德里克斯对自我的找寻是建立在伤害萨拉及与萨拉有关的人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他觉得正是他们让他不幸福，让他得不到，让他痛苦。

然而，当他的伤害与嘲弄对可怜的亨利已经没有作用的时候，当萨拉突然死去的时候，本德里克斯的找寻骤然失去了方向。原来依靠仇恨、伤害来维系的一切都失去了对象。尽管如此，在萨拉死后，本德里克斯对自我的找寻依然与萨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建立在对萨拉的进一步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自从得知萨拉离开他是因为她向天主许下了诺言，本德里克斯就发疯一样的恨天主，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敌。信奉理性主义的他无法理解天主将他唯一珍视的东西剥夺。本德里克斯与牧师的激烈冲突可以看作是其与萨拉与天主对抗的高潮，而高潮过后的反思则是他改变的开始。当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开始思考，他意识到自己“像任何人一样地会信东西”[3]195，相信萨拉来到了生病中的兰斯身边，为他驱走了病魔，带来了安宁。这种思考标志着本德里克斯开始意识到真实自我的存在。

本德里克斯对自我的找寻是伴随着对自我的承认的。当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冲突后，平复下来的本德里克斯意识到，“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 [3]195。由此他逐渐意识到，他对天主的恨，对萨拉的恨，对亨利的恨，都是源自对他们的爱，虽然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然而， 与萨拉的死不同，本德里克斯认为如果爱/恨一个人，就得为他/她做点什么，而不是去死。“我们不可能有爱却什么也不做”[3]196。这也是为什么他凌晨两点起来找东西吃，看到亨利开着灯睡觉时，不忘记在亨利的床边放两块饼干，“以备万一他醒来关灯饿了的时候想吃”[3]196。在小说的结尾处，本德里克斯和亨利出去散步，他“用手扶住亨利的胳膊”，心里想着，“为了我们两个，我现在得坚强起来，他还没到真正忧伤的时候呢”[3]206。到这时，本德里克斯的找寻才真正结束。它标志着本德里克斯从被爱，得不到爱就伤害、愤怒、报复，转化为学会去爱一个人。

三、自我的救赎

笼罩在本德里克斯、萨拉和亨利三人关系之上的与其说是天主，不如说是精神荒原。造成这种荒原的原因之一就是战争。战争夭折了他们的爱情，因为战争让他们没有自我，失去希望，看不到未来。小说对战争着墨不多，但是正是这看似作为背景的战争决定了人物的命运。本德里克斯与萨拉相爱时，德国已经占领了低地国家，“春天像尸体一样散发着死亡那甜得发腻的气味”[3]57。1944年6月V1型战斗机差点将本德里克斯炸死，萨拉向天主许诺，只要本德里克斯活着，她将永远离开他。于是两人的恋情宣告终结。1946年1月，也就是战争结束后，再次见到亨利的本德里克斯开始实施复仇，雇佣侦探跟踪萨拉，不久萨拉死去。小说始于本德里克斯在大雨中碰到亨利，也就是始于恋情终结之后。整部小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恋情终结的追问和阐释。小说的前半部分在跟踪萨拉的过程中夹杂着回忆和萨拉的日记，二人在战争中所发生的恋情逐渐浮出水面。后半部分写的是萨拉突然离去之后，本德里克斯与亨利如何逐渐走出战争的阴霾，找回信仰和自我。值得注意的是，萨拉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殉道者的角色，为二人的自我救赎铺平了道路。

格林在小说的标题中用的是affair， 而非love，暗指他对“爱情”与“恋情”的不同理解。事实上，本德里克斯与萨拉之间的感情并非爱情。按照马斯洛的观点，“健康的爱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味着防卫的解除，亦即意味着自发性和诚实的增强。健康的爱情关系倾向于使双方的言谈举止完全出于自发，倾向于使两人相互了解，并且相爱如昔”[6]81-82。它“所产生的最深刻的满足之一就是，它允许最大限度的自发性，最大限度的自由自在，最大限度的解除防卫和最大限度的使人免遭威胁”[6]82。而本德里克斯和萨拉都对彼此有很深的防卫，对这段恋情抱有深刻的不信任，也没有很诚实地面对对方。endprint

此外，这种自我无法实现还在社会的极度不安全下得到强化。对于萨拉在遭受空袭后突然离去，本德里克斯一开始认为那是因为她爱上了别的男人，后来又认为是天主夺走了她。事实上，夺走萨拉的是战争所引发的深刻的信任危机和精神危机。二人恋情的终结在那天之前早已开始了。一方面，萨拉的生长环境决定了她对寻找真实自我的否定。正如后来本德里克斯所说，“可怜的萨拉，她自己已经看透了母亲婚姻的虚伪。正如我不无绝望地获悉的那样，她嫁给亨利时，是打算要嫁给他一辈子的” [3]176。萨拉从一开始就不爱亨利，也没有想过要从除亨利以外的男人那里获得真正的幸福。萨拉与本德里克斯的相遇发生在错误的时间。战争将双方内心深处的不安升级，将所有可能获取幸福的路径全部封死。然而，激情总会过去，终结总有一天会到来。到那时，该以什么来维系呢？这是深埋在二人心灵深处的焦虑和绝望。这也就注定了二人恋情必定终结，而终结的不仅仅是恋情，更是对人生的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探讨的并不仅仅是恋情，而是人生的意义，是战争状态下和战争之后人如何生存的问题。这也是小说不是以恋情的开始而开始，而是以恋情的终结为开始。它探讨的是终结的意义，是战争带给人类，尤其是个体生命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深远影响。

针对如何救赎自我，萨拉皈依天主体现出了一种马斯洛所说的“萎缩性的选择”。在马斯洛看来，爱情教人做出成长性的而非萎缩性的选择，走向的是自我的实现。

不带自我意识的体验做出成长性的而不是萎缩性的选择，倾听冲动过的声音，诚实，以及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是迈向自我实现的步骤，它们确保着更好的生活选择。如果一个人在每个选择关头都一一做好了这些小事，他就会发现，这些小事合起来就是对生活更好的选择，选择在本质上对他合适的东西。他开始明白自己的命运是什么谁将是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以及他的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只有一个人敢于在生活的每一个关头倾听自己，倾听他本人的自我，并且镇定地说“不，我不喜欢如此这般”，他才能够明智地选择一种生活[6]118-119。

萨拉一直在内心真实自我与外在环境规训的虚假自我之间挣扎。她的内心不断说出“我要世俗的，堕落的爱”，也就是与本德里克斯长相厮守，但是她却没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一次次与之背道而驰，直到最后走向死亡。萨拉寻求天主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是对人生绝望的无奈之举。从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挣扎。即便是在与心爱之人厮守时，萨拉的内心也充满了害怕和不安，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没有勇气把它写下来，但是我想这么做，因为此刻，在我写这些的时候，时间已是明天，我害怕昨天将近的时刻。只要我不停地写，昨天就是今天，我们就会依然还在一起。”[3]94 当最后她下定决心要离开亨利时，亨利的苦苦央求最终又使她心软了下来。她的自我最终败下阵来，完全输给了绝望，她亲手关上了唯一可能给自己幸福的机会。这最后的一次顺从彻底摧毁了萨拉，将她永远地钉在了替罪羊的十字架上。

萨拉的死因是风寒引起的感冒，而战后，也就是恋情终结之后，萨拉的所有出场不是在淋雨就是在咳嗽。她的死早已埋下了伏笔。当亨利觉察到萨拉不对劲而精神崩溃时，萨拉其实已经在走向死亡了。在亨利的家中，本德里克斯多年后第一次见到萨拉时，她浑身是水，而亨利虽提醒她注意感冒，但是他们俩谁也没把萨拉真正放在心上。他们斤斤计较于萨拉给予的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此时的萨拉正在用生命为他们的“神经质、猜疑与忌恨”贖罪。

萨拉走向死亡的过程与本德里克斯走向心灵安宁是一致的。她是以自我的灰飞烟灭换取所爱之人自我的完整。替罪羊及萨拉所做的一切都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意味。萨拉的爱，到了最后，和主的爱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为了你的幸福，就让我来承受和背负痛苦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萨拉最后已经是“主”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萨拉去世之后会有那么多神迹出现。当然，这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原来爱的最终形式都是一样的。在格林的宗教四部曲中，宗教元素如同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每一部小说都表现出富有天主教特色的罪、爱、怜悯和苦难等主题。每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以受虐倾向反映出天主教思想中受难与救赎的主题。但是我认为萨拉的选择绝不仅仅是宗教之举。她的死是为了终结恨，带来爱与内心的平静。这源于她对生命的绝对绝望，也源自她对生命的绝对热爱。她的死让所有身边的人都开始重新思考她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思考自己对她的残忍与自私，并开始学着去相信。本德里克斯一开始“不相信现存的一切，除了一些偶然的时候” [3]85，但是随着萨拉的死，他逐渐学会了相信，学会了爱别人。他意识到，正是自己的自私将萨拉变成了一个极度压抑自我，否定自我，甚至走向死亡的人。可以说，正是萨拉的死促进了本德里克斯认识到真实的自我，并找回自我。这是一种救赎的姿态，以死亡救赎他人的姿态。

值得注意的是，本德里克斯走向自我实现并非一蹴而就。按照马斯洛的观点，“自我实现不是某一伟大时刻的问题，并不是在某日某时，号角一吹，一个人就永远、完全地步入了万神殿。自我实现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是一点一滴小进展的积累。那些符合自我实现标准、被选为自我实现被试对象的人是不断从这些小事做起的：他们倾听自己的声音，他们承担责任，他们真诚无欺，他们工作勤奋。他们不仅根据自己一生的使命，而且根据一些细节发现了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6]124

而且，这种自我实现最终走向的是博爱，是信仰获得后的一种积极实现过程。弗洛姆说，“爱情是信仰的一种行动，信仰少的人必定爱得也少”[5]117。然而，信仰的获得是可以通过积极的实践获得的。他也深信，“每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一定会像孩子学走路一样使自己获得信仰。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如果我爱，我对所爱之人就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还不限于对他（她）”[5]118。小说结尾处，本德里克斯学会了爱护亨利就说明，他已经从狭隘的爱萨拉转化为爱他人。

包括萨拉在内的格林宗教小说中的信徒践行的是天主教中普世之爱的原则，其实这和儒家思想提倡的仁和仁政说的是一个意思，真正的爱是公正的，是以善为目的的。只有当一个人获得了爱他人的能力后，他才能充分地认识自我，因为“相信爱情能从一种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合理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的。”[5]123。当我们把自利之爱升华到博爱，人性与信仰就会统一起来，这个世界也就会和谐起来，而爱，即大爱，才能永不止息。正如萨拉所说，爱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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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