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亚丽

摘 要：桐城歌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当地的农桑稼墙、婚姻形式、社会组织、民风民俗、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在桐城歌里都有生动的反映。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以男耕女织为主的劳作模式，以血缘关系、家庭纽带为基础的宗法经济，长幼有序，亲疏有别的伦常观念，展示了桐城悠久而厚重的农耕文化。崇尚读书、重视教育的地域风尚，勤劳自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谐礼让、律己宽人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想。深入挖掘桐城歌的文化内涵，对于保护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提升现代民众的精神品格、构建和谐社会等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桐城歌；地域文化；农耕文化；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4-0070-06

Abstract：Tongchengs folksongs contain a wealth of regional cultural information， reflecting many aspects of social life here， such as the local agriculture， the form of marriage， social organization， folk customs， values， aesthetic tastes， etc. The long and thick cultivation culture of Tongcheng is embodied in the agricultural-dominated mode of production， the labor model of male cultivating and female weaving， the patriarchal economy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and family ties， and the ethical order. While the Confucian values and humanistic ideals are reflected in the regional custom of advocat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education， the proactive life attitude of hard work and self-reliance， and the moral values of harmonious comity and self-discipline. Exploring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in Tongcheng's folksong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excellent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motion of spiritual character of modern people， and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Tongchengs folksongs； Regional Culture； Cultivation Culture； Confucian Culture

桐城歌是起源于安徽桐城的一种地方民歌，兴盛于明代中叶，逐渐流布到江淮和江南两域。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中记载：“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1]明代冯梦龙的《山歌》一书中采录桐城歌24首，并辟專卷称之为“桐城时兴歌”，明代万历年间李子汇选编的《风月词珍》与明代崇祯时钞本《明代杂曲集》都收录有“桐城歌”。桐城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民歌。桐城历史悠久，春秋时称为桐国，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定名桐城，沿用至今。桐城地处皖中偏西南，位于长江北岸，大别山东麓。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自西北向东南，山地、丘陵、平原依次呈阶梯形分布。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地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决定了桐城歌的地域色彩。桐城西北环山，龙眠山蜿蜒深秀，故一般山歌盛行；东南滨湖，河道纵横，良田万顷，故田秧山歌发达；境内集镇，交通便利，经济富饶，因之流行俚曲小调，冯梦龙收集的“桐城时兴歌”和《风月词珍》采录的桐城歌均属此类，近现代产生的如《五更鼓儿》、《十只戒指十个郎》等也是妇孺喜听的俗曲小调。

“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通过语言的研究来揭示其中积淀的文化。”[2]12桐城歌产生于当地百姓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中，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载体，是桐城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时代生活、风土人情、精神风貌的一面镜子，本文试从桐城歌解读观照桐城地域文化。

一、桐城歌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的物态层面

“文化的物质层次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2]109从桐城歌里可以了解到当地的生产方式和衣食住行。

（一）从桐城歌看当地的生产方式

桐城农业开发较早，两汉时期已进入农业文化的稳定时代。桐城歌中的生活歌、劳动歌吟唱的内容多是农业生产活动。

境内东南平原圩区地肥水美，出产优质水稻，清代康熙县志记载，境东的大宥乡“其地多稻粮鱼鲔菱欠，可供民生。土沃多丰，田塘价值较他乡数倍”，清净乡“滨江一带芦苇百里，远近皆湖，鱼盐舟车络绎，风土清美，有粳稻之饶”[3]。插秧、薅草、车水等是桐城歌咏唱的内容，如：“四月里来种田忙，哪有闲人在路旁？人人都把秧在手，口唱山歌手插秧，没有辛苦哪有粮”[4]8“姐在田里薅草忙，哥拿草筢跟上班，会拔稗子不漏行，秧苗一抵三天长，三天长，多收稻子有指望”[5]67“新打水车二人头，安在乖姐屋背后，二十岁的哥哥来车水，问妹讨点梳头油，梳头油，借润车轴把瞅”[5]139。endprint

东南圩区有境内最大的淡水湖，面积达27万亩的菜子湖，水产资源丰富，捕鱼捞虾是圩区百姓的家庭副业，如“吃过午饭下长河，郎驮丝网姐驮箩，郎驮丝网沿河打，姐驮鱼箩乘河摸，乘河摸，螺蚌鱼虾一大箩。”[5]71

桐城西北部为幽深秀丽的龙眠山区，据《安庆府志》 记载，桐城北五里龙眠山，与华崖山并峙，“有岩有壑，多峭壁，俯清流，愈深愈佳，逶迤窈曲，擅江北名山之秀”[6]115。茂林绵延，茶园遍布，打柴、采茶也自然成为桐城歌歌唱的对象，如：“小郎砍柴在高山，干柴好烧柴难担。上山路陡难行走，下山担子压腰弯，压腰弯，姐烧干柴心疼郎”[5]75“姑娘披彩霞，竹篮手中拿。翻山又越岭，上山采新茶”[5]113。

在当地农业生产中男耕女织是主要的劳作模式，男人干较重的体力活，如插秧、砍柴、打鱼等，女人则从事洗衣、做饭、纺织等家务劳动，如：“郎在田里忙插秧，姐在河边洗衣裳”[5]136“郎在田里插黄秧，姐拎箩筐去采桑”[5]70“哥打鱼来妹织网，哥掌舵来妹划桨”[5]71“姐在家中把锅烧，郎唱山歌声声飘”[5]228（郎在田地里边干农活边唱山歌），这些歌谣描绘出一幅幅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

“桐城自古水路通畅，航运便利，船舶可由长江直抵练潭、金神墩、青草塥、双店、孔城、杨湾、义津等地。”[7]356当地出产的优质稻米和茶叶经由水路被运往江南苏杭各地，换回苏杭精致时尚的丝织物和其他日用品，对此桐城歌有反映：“新打船儿仓连仓，装船白米下苏杭”[5]72“廿岁哥哥去放茶，叫声妻子紧看家。……我去放茶大半年，饭馆吃饭旅馆眠”[5]114“九月采茶是重阳，重阳做酒菊花香。家家都吃重阳酒，贩茶哥哥没回乡”[4]81“二十岁大哥下南京，一带一色花绒线，二带二色插花针，三带水粉姐搽脸，四带四尺小缸青，五带五尺漂白布，六带六尺大红绫，七带七巧梳妆盒，八带八幅丝罗裙，九带瓷盆穿衣镜，十带环珮坠耳根。”[4]152。农产品的丰富带动了商业贸易，使得商品物流交易繁富，同时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从这些桐城歌里可以看到当地农业不断发展的一个侧影。

（二）从桐城歌看当地的衣食住行

民以食为天，当地以稻米为主食，副食品是小麦制品，对此桐城歌有显示：“白米干饭喷鼻香，我上东乡去插秧，人人一把秧在手，口唱山歌手插秧，唱唱想起小情郎”[4]114“立夏三天连枷响，油菜麦子上稻场。磨焦面，发麦粑，炸圆子，挑疙瘩”[5]199，其中的焦面、麦粑，炸圆子、疙瘩都是用面粉制成。

桐城种茶历史悠久，茶是当地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紫来桥下水，龙眠山上茶。家乡水最清甜，故园茶顶呱呱”[5]111，这是一首赞美桐城茶叶的歌谣。西北山区盛产的毛尖茶、小花茶明代曾被列为贡品。清代乾隆时期桐城人姚兴泉在其创作的桐城歌《龙眠杂忆》中写道：“桐城好，谷雨试茶铛。椒园异种分辽蓟，石鼎连枝贩霍英，活火带云烹。”[8]5此首赞美的是桐城小兰花茶，简称桐城小花，此茶种植于深山兰草茂盛处，一般采摘于谷雨后几天，选一芽两叶或三叶精制而成，每斤成品茶有芽头0.8至1万支，冲泡后芽叶似兰花，而且含有野兰清香，故名小兰花。“方竹园，板栗岭，日夜炒茶难供应；半天山，占湾岭，大家都把名茶等”[5]112，这首桐城歌再现了每年清明和谷雨前后新茶上市供不应求的盛况。

在穿着方面，过去桐城普通百姓身上穿的大多是用自己纺织的土布（俗称老布）缝制而成的布衣，脚上穿的也是自制的舒适透气的布鞋，从桐城歌里可窥见一斑：“老布褂子四拐齐，哥哥穿了莫惹泥”[5]62“八月采茶茶已稀，姐在家中做寒衣。不做绫罗不做缎，多多做些粗布衣”[4]81“远望我姐坐门里，手拿大针纳鞋底”[4]94“小小花针寸把长，捉针做鞋送小郎”[5]133。

旧时平民百姓住的是用土坯（当地称土墼）筑成的草屋，“黄土打墙五板高，墙里牡丹嫩妖娆”[4]149，墙体是用黄土一层层夯实而成，“夯歌”生动地再现了用黄土垒墙的过程：“小小石硪重千斤，打一下来哼一声。高高起来重重落，众人打硪要齐心。打一层来板一层，打出金来打出银。千斤石硪好好打，高楼万丈摸到星”[5]69。

桐城过去老百姓出行路多是步行，肩挑手提：“家住北门十里外，清早挑柴上街卖”[5]71“郎挑秧苗过山冲，山高路陡步难行”[5]75“桑木扁担软悠悠，挑着货担下苏州”[5]76。沿河地带小船是常见的出行工具：“姐爱小郎在河东，要想看郎把船撑”[5]136。

从桐城歌所反映的生产方式和衣食住行来看，旧时桐城是鱼米之乡，是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

二、桐城歌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的制度和行为层面

“文化的制度層次，是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即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风俗，以及相关的理论、规范等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2]122从桐城歌中，可以观察到当地的婚姻形式、社会组织和民风民俗。

（一）桐城歌显示的婚姻形式

旧时桐城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童养媳为其中的一种。童养媳指女子年幼时被人家领养做儿媳妇，待女子成年后再与其子完婚。童养媳与小丈夫年龄差距很大，难以产生真正的爱情。“石榴花开长又长，十八岁大姐周岁郎。日日把屎把尿服侍好，还要天天晚上抱上床”[5]79“吃过晚饭黑下天，姐大郎小撂一边。深更半夜难入睡，等郎长大到何年，到何年，人有几个二十年”[5]60“井里栽花不发棵，姐大郎小好心酸。心中只把爹娘恨，将奴姻缘错配着，这都是爹娘坑害我”[4]182，这些歌谣唱出了童养媳的哀怨和心酸，她们不仅忍受着无爱婚姻的折磨，还受尽公婆的虐待，她们是夫家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有一首被黄梅戏整体采用的桐城歌《苦媳妇自叹》[5]84，从正月唱到十二月，唱的是童养媳在婆家一年四季日日夜夜的辛劳和煎熬。这些民歌反映了童养媳婚姻对女性身心的严重摧残，控诉了这种旧俗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痛苦。endprint

包办婚姻制度虽然严重禁锢着青年，但对美好爱情和自主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封建礼教压抑不了的。“荷花爱藕藕爱莲，花儿香来藕儿甜。荷花爱藕丝缕缕，藕爱荷花朵朵鲜，朵朵鲜，人意相投共枕眠”[5]133，追求的是情投意合的爱情和婚姻；“姐家门前有块田，小郎心想种半边，郎干农活门前过，姐叫小郎吃筒烟，吃筒烟，田作红娘把线牵”[5]136，郎有情女有意，想借助田地为媒结为连理；“姐家门前一棵桑，手拽桑枝望小郎。昨日望郎挨顿打，今日望郎一身伤，舍得皮肉舍不得郎”[5]142“情姐爱哥爱得深，不怕爹娘不答应。打开皮来还有肉，打掉肉来还有筋。要我变心万不能”[5]142，表达了对恋人的痴情和坚贞。

新中国成立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有了制度保障，“有了《婚姻法》，你我再不怕，自做主来自当家，不要媒人两头夸，哥爱妹子哥来娶，妹爱哥来妹就嫁”[5]220“石榴花开叶儿青，我和乖妹结同心，往日爹娘来做主，今朝自己订终身，不娶乖妹枉为人”[5]142，年轻人可以自由自在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家有个小大姐，年轻貌美正十八。媒婆跨进大门槛，要给我姐说婆家。我妈笑着答应她，我姐绷脸开口骂：男大女大自当家，不要媒婆两头夸”[5]76，这首桐城歌里的小大姐已不是过去不能掌控自身命运的童养媳，她竟敢挺直腰板严正声明“男大女大自当家”！多么鲜明的时代变化！

（二）桐城歌呈现的社会组织

“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组织，是三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2]131宗法制的基本组织是家族。旧时桐城大姓家族聚族而居，累世同堂，名门望族有张、姚、马、左、方、钱、潘、光等，都建有宅第，世家大族宅第多集中在桐城老县城北大街，《龙眠杂忆》里有记载：“桐城好，累世可同堂。伯叔弟兄常款接，冠婚丧祭好商量，有事大家帮。”[8]21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依靠血缘关系增加家族凝聚力，此首桐城歌中“冠婚丧祭好商量，有事大家帮”体现出伯叔弟兄同堂而居在处理家族大事上所发挥的作用。“家族文化最突出的表象特征就是守礼，礼贯穿于古代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9]114旧时桐城家族内部长幼有序，每个家族成员要恪守家族礼法，成员之间有明确的尊卑贵贱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桐城好，父教比师严。不容顷刻稍贪戏，但认尊卑即别嫌，呵斥动相兼”[8]22，可见家规家教严厉。“桐城好，宦后敢骄夸？乡人照旧称兄长，公子何尝叫少爷，怕的是爹爹”[8]15，当地称祖父为爹爹，子孙辈为官作宰后仍然要严格遵循父子、夫妇、兄弟、长幼、内外的人伦规范，这是桐城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染的表现。

旧时桐城最底层的社会组织被称为“甲”，从《孔城十甲娱乐歌》里可以看到“甲”这个专有名词。此首桐城歌流行于民国年间，再现了水乡古镇孔城上元日灯会的热闹场景：“一甲咚咚锵，高跷带五猖。二甲肯花钱，划出彩轮船。三甲花样想，撑出玻璃伞。四甲人多出，抬出十二属。五甲个个行，舞出一条龙。六甲人有才，纸神扎上街。七甲跟得紧，狮子满地滚。八甲喜欢俏，抬出大花轿。九甲不示弱，悠秋加台阁。十甲锵咚咚，演上太平灯。甲甲艺齐上，长街胜天堂。”[5]31孔城老街有1800多年历史，旧时分为十甲。“保甲制度一般是由官方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基层政权组织制度，因为它是以家或户为编制的最小单位，所以保甲制度又往往和户口调查及户籍管理联系在一起。保甲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持续时间最长，推行朝代最多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10]明清时期，保甲制度较为严密完备，清代的保甲法，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民国时保甲制度全面推行，《桐城县志》记载：“民国24年改编保甲，全县由9区并为5区，计编149联保、885保、8344甲。”[7]57保甲制度成为农村共同担保、整肃秩序的手段和工具。

（三）桐城歌展现的民风民俗

桐城歌中的俗仪歌可以说是桐城的民风传和民俗志。如，“先滚头，中诸侯；再滚颈，乌纱圆顶；再滚腰，骑马挎刀……”[5]87这首“三朝滚脸歌”反映了新生儿洗三朝时家人用去壳的熟鸡蛋为婴儿搓滚脸蛋的风俗，“抓起笔砚龙门进，抓起刀枪疆场奔，抓起算盘元宝滚，抓起扁担挑金银”[5]87， 这首“抓周歌”反映了孩子满周岁抓周的风俗。正如张希玲在《中国民俗文化专论》中所言，“人生仪礼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对生命的强烈关注与关爱”[9]141，所唱的歌谣寄托了长辈亲人们对新生命美好的祝福和期待。

当地旧时婚姻礼俗中有退嫁神风俗，传说新娘坐花轿时有嫁神护卫，须在进男家前停轿，司仪唱“退嫁神”歌，请退嫁神。其歌曰：“嫁神嫁神，护驾来临。三牲酒礼，送驾回程。车来车驻，马来马停，一把喜果，撒开轿门。吉星高照，福寿康宁。”[5]90新娘下轿后至婚宴期间，主婚人要唱“新婚絮祝歌”[5]90，新人进洞房时，主婚人要唱“砸帐歌”[5]93，祝福新婚夫妇恩爱百年美满幸福。

建新居是當地人生活中的大事，当地旧时建房子上梁时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这在桐城歌“建房立木上梁式”[5]95里有体现。上梁是建房的关键步骤，要选择吉日良辰，在堂屋里设香案，案前架着正梁，案上摆放灯烛、三牲、茶和大米等物品，伴随着木工唱请梁歌、祭梁歌、上梁歌、赞梁歌、进梁歌的顺序，大梁被四平八稳地按上屋梁，大功告成。这些繁复的仪式反映了老百姓祈求富贵吉祥、平安如意的心理。例如上梁歌唱道：“五尺红，梁上挂。斧头红，系斧把，现在就把正梁上。梁上无口，给我主东开梁口。梁口开得深又深，秤称银来斗量金。梁口开得浅又浅，荣华富贵万万年。”[5]96

丧葬旧俗在葬仪歌里有体现。旧时实行土葬，出殡时，抬棺材者唱“出殡掌彩歌”：“一杯酒祭龙头，子孙后代做诸侯；二杯酒祭龙腰，子孙后代戴纱帽；三杯酒祭龙尾，子孙后代在朝里”[5]100。下葬时，唱“请龙词”、“祭井词”、“呼龙词”，“龙”指的是人死后厝放在野地的棺材，一般三至五年后安葬。“井”指的是棺材安放之穴。这些俗仪歌既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又希望逝者入土为安，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反映了驱灾保生的心理。一般世家大族多蓄墓田，岁时节日子孙要上山祭祖：“桐城好，世族墓田丰。霜露远延宗祖祀，羡余惠及子孙穷，伏腊随时同”[8]16。endprint

这些民风民俗具有鲜明的农业文明印记，是祈福纳祥和道德教化并重，且尤重道德教化，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精神品格。

三、桐城歌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的精神层面

“文化的心理层次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全部产物，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等。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2]136文化的心理层次即文化的精神层面，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的独特个性之所在。从桐城歌中可以了解桐城人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道德情操。

（一）桐城歌折射的地域风尚

桐城自明代中叶起人文勃兴，境内以读书科举为荣，文风昌盛。明代《风月词珍》中收录的11首“时兴桐城山歌·斯文佳味”大多为女子赠情郎的情歌恋曲，主人公或是待字闺中的小家碧玉或为风月场所的歌女乐伎，但几乎首首不离读书科举，首首期望情郎科场得意，蟾宫折桂，如：“大比之年赴选场，姐扯衣裳不放郎。想你广寒宫里去，月中丹桂要高扳，嫦娥只敬读书郎”[5]3“送郎送到大门东，愿郎别我赴科场。我郎只想功名好，我为情郎想断肠，郎你早占鳌头返故乡”[5]4，连女子都崇文尚读，可见当时对读书科举的看重。清代境内的读书盛况在道光续修《桐城县志》里有记载：“子弟无贫富，皆教之读。通衢曲巷，书声夜半不绝。”[11]。尊师重教成为地域风尚，乾隆时桐城歌有赞：“桐城好，课子重名师。四时八节情意重，两饭三茶恐怕迟，学俸好元丝。”[8]22。明清至民国，桐城私塾书院遍布城乡。“民国二十四年（1935），全县有私塾1200余所，学生14000余人。”[12]280“清代书院，较明代兴盛，先后办的就有六所，名为毓秀书院、培文书院、天城书院、白鹤峰书院、丰乐书院、桐乡书院。”[12]281当地乡绅与名士热衷于兴办教育，桐城歌里有反映：“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8]21，作者姚兴泉在本首自注：“余舅氏总宪墨庄先生遵外祖赠公遗命，一设家塾以教育族人，一建义学以吸引后进。各捐田数顷为膏火资。”[8]22

“关关雎鸠，最好读书。在河之洲，最好养猪。少君幺女，哪知日子苦？穷不能丢书，富不能丢猪”[5]31，这首桐城歌中的“穷不能丢书”成为桐城人的家训。读书不仅是为了求取功名，更为了识字明理，桐家教儿经里有“劝学篇”：“勤读苦学知书理，学富五车天下行。纵然不把文墨就，也算知书识理人。读得书多无价宝，一字不识好伤心”[5]53，这是老百姓对读书意义的朴素认识。

（二）桐城歌蕴含的价值观念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桐城人也以勤劳为美。“山歌越唱歌越多，大路越走越光削，刀子越磨口越快，剪子越用銹越脱，家庭越勤越富着”[5]72，相信勤劳会带来财富，勤劳会创造出美好的生活；“桑树扁担软唆唆，四根麻绳扫地拖，挑担柴儿长街卖，卖柴买米过生活，过生活，淌点汗水算什么”[5]70，砍柴郎对自己出力流汗过生活不但不觉得低贱，反而充满自豪、自信和喜悦；“灯笼花开喷鼻香，好花长在田埂上。王孙公子难采到，种田小郎天天赏，天天赏，鲜花当为种田郎”[5]72，美丽的田家姑娘只钟情于勤劳的种田郎，王孙公子纵然出身高贵家有千金，但却难以赢得田家姑娘的青睐。

勤劳的庄稼人会受到人们热烈的歌颂和赞美：“大山头上出茯苓，稻棵头上出黄金，桑树头上出绸缎，不贪富贵不贪贫，只爱庄稼种田人”[5]141；而好逸恶劳的懒汉只会遭到大家无情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抬什么头来望什么天，你望我家烟囱冒什么烟。肚子饿了就回家把饭吃，干柴烈火不起烟，你活儿懒做吃上前”[5]67。

桐城歌中所歌唱的女性美不仅美在外表而且兼有勤劳的品质，这也反映了当地人的审美趣味。“太阳离山没多高，大姐挑水过明朝。桑树扁担扭扭闪，大红汗巾紧系腰，收拾打扮等郎瞧”[4]72，此首没有写姑娘的外貌，但姑娘担水时扁担扭扭闪的动作和大红汗巾紧系腰的装束，突显了姑娘身材的苗条和健美，这是一种活泼明快的劳动美。桐城歌中所赞美的姑娘都是在劳动状态下的，她们或者在采茶、或是在做针线活、或是在干家务活。如：“十八岁大姐来摘茶，十指尖尖绕成花。左脚踏在云缝里，右脚踩在悬崖上，悬崖上，恰似仙女下茶山”[5]113，这位摘茶姑娘心灵手巧胆大勇敢；“远望乖姐站门厅，手纳鞋底笑盈盈。樱桃小口白牙齿，两眼赛过天上星，天上星，赛过南海观世音”[5]140，这位纳鞋底的乖姐貌美赛神仙；“篮里洗菜篮里漂，十指尖尖往里捞。撑船哥哥来看见，丢着篷索放着篙。放着篙，一心要看姐多姣”[4]144，这位正在洗菜的姑娘，吸引小伙子的是她洗菜时灵秀的尖尖十指，可见劳动中的姑娘是多么美！

桐城文化是儒家文化，提倡自强自立，“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都把力气出。不管是旱还是涝，出了力气总有报。就是特灾无指望，再穷也不去讨饭”[5]31， 再穷也不去讨饭，这是做人的底线，每个人只有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赢取尊严和幸福，这对女性也不例外，“爹娘有，隔着层儿隔着手；丈夫有，不抵自己怀里有；朋友有，礼尚往来有换有；姊妹有，枝桠分开各自顾；要有自己有，快活得神仙妒；若是己身无，处处就得愁”[5]64， 爹娘有、丈夫有、朋友有、姊妹有都只是别人有，只有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得来的财富才真正属于自己！

（三）桐城歌显现的道德情操

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和为贵”，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和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墨家道家也崇尚“和”，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信守“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是一种至高的思想境界，桐城人尤尚“和”。六尺巷的故事在当地妇孺皆知。清朝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其家人与邻里因宅地基产生矛盾，互不相让，派人驰书京城请张英处理此事。张英阅罢书信立即挥笔草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又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并让送信人飞马带回家。家人读诗后，立即主动退让地基三尺，邻人见状深为感动，也随之把地基退后三尺，这就让出了一条宽宽的“六尺巷”。这个故事被老百姓编成歌谣传颂乡里，“一纸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宰相家训记心上”[5]51。多一分礼让，社会就多一分和谐，讲求和谐礼让成为桐城的乡风，也成为当地人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必备素材。endprint

“劝郎切勿学横强，横强没有好下场。强中还有强中手，你强我强更有强。马背跌死英雄汉，河边淹死会水郎。桐城有个六尺巷，宰相让人三尺墙，三尺墙，和谐美名世代传”[5]52，此首桐城歌告诫人们为人处世不要横强，因为横强必然会招致灾祸，要效仿张宰相谦恭礼让。在桐城歌“劝书文”[5]54中，劝婆媳、姑嫂、娘儿、父子、兄弟姊妹、嫂叔、邻里、郎舅、亲戚六眷莫相争，要和睦相处，互敬互让。家庭和睦，社会才会安定。“十月十唱劝书文，劝你们亲戚六眷莫相争。古言道修己而不责人，不是亲来也是亲”[5]56，正如歌中所唱“修己而不责人”，桐城人大多谦逊平和，律己宽人，宽容礼让的淳朴民风在当地代代相传。

四、结语

桐城歌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桐城当地的农桑稼墙、婚姻形式、社会组织、民风民俗、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桐城地域特色。桐城歌无论其中的生活歌、劳动歌还是风俗礼仪歌，反映的大都是农业生产，情歌也是以农桑稼穑为背景，主人公也大多是插田种地的农家郎和采茶纺织的田家女。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以男耕女织为主的劳作模式，以血缘关系、家庭纽带为基础的宗法经济，长幼有序，亲疏有别的伦常观念，展示了桐城悠久而厚重的农耕文化。崇尚讀书、重视教育的地域风尚，勤劳自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谐礼让、律己宽人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想。桐城歌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深入挖掘桐城歌的文化内涵，对于保护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提升现代民众的精神品格、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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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