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领，钟自珍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93）

日本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基于VEC模型和Chow's检验的分析

王 领，钟自珍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93）

应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运用VEC模型和Chow’s检验对日本1971—2014年人均碳排放、人均GDP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整体与分阶段检验。研究表明：从整体看，该期间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呈正“N”型；但1971-1993年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型，而1993—2006年则呈正“U”型，1993—2014年则没有得到明显的库兹涅茨曲线。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GDP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且长期效果大于短期效果。日本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模式、较完备的环境法律体系、积极的节能减排政策和较强的环保意识使日本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中国应落实好可持续发展战略，升级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新能源技术，完善低碳发展的法律体系，树立低碳发展理念，尽早步入低碳社会。

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VEC模型；Chow’s检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恢复国力将工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工业生产及能源消耗激增造成碳排放的大量增加，且当时对工业污染防治设备的投资很少，工业污染处理技术不发达，环保意识薄弱，使得环境质量逐渐恶化。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后，日本开始了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并取得显著成效。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发起者与倡导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探索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的发展道路。1971—2014年人均GDP由2 198美元增长了36 194美元，翻了15倍，人均二氧化碳由7.55公t上升到10.74公t，只增长了42.2%，说明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碳排放保持相对较低幅度的增长。在此期间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海外转移低端制造业，积极发展国内高端产业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同时完善环境立法，加大环境污染惩罚力度，鼓励使用新能源，树立良好的企业环境经营的理念以及加强环保意识等方式使其经济发展进入清洁时代。目前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并且面临雾霾的困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两难选择亦成为争论的焦点。而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因此，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分析日本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特点，借鉴日本的经验，帮助中国摆脱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两难选择的困局，为政府和企业的低碳发展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

1 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展开。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1991)[1]首次证实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随GDP增长而下降”。Panayotou(1993)[2]首次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涅茨曲线（EKC），即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随着全球对温室气体排放及气候变化失控关注度的提升，Jalil和Mahmud（2009）[3]以CO2排放量代表环境恶化程度，提出并证明了中国存在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MarzioGaleotti（2006）[4]等证实经合组织(OECD)国家存在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SaharShafiei和R uhul A.（2014）[5]则进一步说明OECD国家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源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及其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即可再生能源消费不会使碳排放量增加，而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城镇化使碳排放增加的负面影响亦消失。Dinda（2004）[6]不仅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而且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亦有不同的形状。此外，Holtz（1995）等和 Cole（1997）[7]等亦从人均收入的角度证实了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Lau等则证实马来西亚存在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

然而，一些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其他的看法。如Friedl和Getzner（2003）[8]基于奥地利1960—1999年时间序列数据样本，证明奥地利经济增长与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更类似N型而非通常的倒U型。Martinez和Bengochea（2004）[9]亦说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存在N型而非倒U型关系。Wagner（2008）[10]的研究则证明人均收入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单调递增的关系，并不存在拐点。Lantz和Feng（2006）[11]的研究亦表明经济水平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关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其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定性角度的研究认为日本在战后20年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获得的，日本人民和政府采取一系列立法政策使环境得以改善（张宝珍，1985）[12]。定量角度的分析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日本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因素，二是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刘姝含（2012）[13]在考查日本北部、中部、南部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环境质量越好，环保投入、产业结构和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有影响，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很大关联。王倩（2015）[14]运用二次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程研究日本1981—2011年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其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型。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以人均碳排放和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为指标研究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且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二次方程的较多。本文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将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到自变量当中，研究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且运用三次方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日本1971—2014年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整体与分阶段研究，验证其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分析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提供合理建议。

2 模型设计

2.1 模型构建与计量方法

自1996年Panayotou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运用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间关系的研究有两种计量模型：一种是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模型，另一种是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模型。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EKC模型的简化表达式为：

式中:Et为某国家或地区在时刻t受到的环境压力，常用环境质量指标、污染物排放量等表示；β0是国家和地区特征相关参数；yt是该国家或地区在t时刻的经济产出,一般以GDP或人均GDP表示;β1、β2分别为参数。若 β2＜0，β1＞0 则为“倒 U”型曲线;若 β2＞0，β1＜0则为“正 U”型曲线,通过对上式一阶求导可得到环境质量转折点Y=-β1/(2β2)。1995年,Grossman和Krueger又将该模型进一步拓展成三次函数型：

若 β1＞0，β2＜0 且 β3=0,则为“倒 U”型曲线;若β1＜0，β2＞0 且 β3=0,则为“正 U”型曲线;若 β1＜0，β2=0且β3=0,则环境恶化程度将呈线性下降;若β1＜0，β2＞0 且 β3＜0,则当用横坐标表示人均 GDP,用纵坐标表示环境恶化程度时,环境恶化程度呈现“倒 N”型;若 β1＞0，β2＜0 且 β3＞0,则环境恶化程度呈现“正N”型。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时间序列，故选择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三次EKC模型，加入变量得到方程：

其中环境压力Et用人均二氧化碳衡量，FDIt用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衡量，表示对外直接投资额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μt为扰动项，β0为常数项。

2.2 变量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1971—2014年日本各变量数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际统计年鉴》，变量的详细说明如下：①Et：选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衡量一国环境质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②Yt:经济产出用人均GDP衡量，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③FDIt：直接用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示，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

为直观显示考察年度上述变量的变化趋势，做如下线性描述（见图1）。

图1中依次描述了1971—2014年日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外直接投资额和人均GDP的走势，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势处于波动状态。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件明显增加了日本的煤炭燃烧发电，使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猛增。1990年是日本经济的转折点，日本经济由盛转衰，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急剧下降，与上图描述相吻合。人均GDP则在波动中稳步上升，除了1990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呈现疲软态势。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日本1971—2014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GDP及对外直接投资额作为研究指标。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各变量取自 然 对 数 , 其 相 应 的 序 列 为 Ln Et、Ln FDIt、Ln Yt、Ln Yt^2和Ln Yt^3。由于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3.2 变量的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3.2.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分析原阶序列及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ADF单位根的检验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 Et、Ln FDIt、Ln Yt、Ln Yt^2 和 Ln Yt^3的单位根 t值分别是 0.743、1.50、2.50、-2.55 和 -4.21，都显著高于对应的1%置信水平下的t值，说明五个变量是显著接受原假设的，序列 Ln Et、Ln FDIt、Ln Yt、Ln Yt^2 和Ln Yt^3是不平稳时间序列,五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均通过了1%置信水平下的t值检验，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说明五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2.2 协整检验

根据前文ADF的检验结果知道，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进而采用Johansen特征根轨迹检验来验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Ln Et）、对外直接投资（Ln FDIt）和人均GDP之间是否存在确切的协整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方程1包含所有变量及变量Ln Et的一阶差分，方程2不包含Ln Et的一阶差分，方程3剔除掉变量Ln Yt^3,方程4在方程3的基础上继续剔除掉变量Ln Yt^2。协整检验结果见表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方程1、3、4均存在协整关系，但方程3和方程4的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外直接投资、人均GDP的1-3次方和人均二氧化碳的滞后一阶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运用Eviews6.0对协整方程的输出结果见表2。

?

?

从上述方程中可以看出，R^2的值为0.738，说明此回归方程的拟合度不低，各个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Ln Yt、Ln Yt^2和Ln Yt^3的系数符号分别为正、负、正，根据EKC三次方模型 （2） 判定标准可知，若 β1＞0,β2＜0 且β3＞0,则当用横坐标表示人均GDP,用纵坐标表示环境恶化程度时,环境恶化程度呈现“正N”型，本文中纵坐标表示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用以衡量环境质量，即日本1971—2014年的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正“N”型。Ln FDIt的系数为正，说明FDI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70年代的日本为了减轻日元升值对出口成本上升的压力和缓解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将部分资本与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亚洲和东盟国家，以及将部分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美国以规避贸易与非贸易壁垒，使得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但这并未降低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原因可能是：①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一个长期行为，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长期滞后，低端制造业仍会长时间增加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大规模将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同时国内缺乏新兴的高科技技术填补传统产业走出去的空白，于是其国内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破坏其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因此向国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并不会立即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应循序渐进转移国内低端耗能产业，以免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②为获取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等战略资源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反馈回本国需要经过漫长时间，且本国的吸收能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时间内不会对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内新兴科技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不能有效解决其他耗能产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

3.3 VEC模型和Chow’s检验

3.3.1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通过上述协整检验，1971—2014年间日本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建立VEC模型。Engle和Granger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多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

利用Eviews6.0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进行估计，得到：

从VEC模型中可以分析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①VEC模型的均衡调整系数为1.106 2，表明当短期内系统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以1.106 2的力度将系统拉回均衡状态，亦即期的向上偏离长期均衡时，调整系数会以1.016 2的速度增加当期人氧化碳排放量，从而调整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向长期均衡靠近，反之亦然。

②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人均GDP对日本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短期弹性为0.308。通过弹性分析，在短期内人均GDP每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就会增加0.308%，即人均GDP会对日本碳排放结构起到0.308%的促进作用，这与长期协整方程中的弹性系数方向相同，均为正向作用。长期人均GDP的系数为56.511 5，显著大于短期人均GDP的系数，说明人均GDP对碳排放的累计效应很大,前期的人均GDP对后期碳排放有持续性影响。尽管后期日本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卓著成效，但前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对后期的碳排放起到一定的积累效应。因此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与落实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③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的影响系数为0.055 9，且与长期系数方向相同，但长期系数0.225 6明显大于短期系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具有积累作用。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规模越大，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就越大，但总的影响并不大。滞后二阶的系数为0.046 3，说明一些对外直接投资在两三年之后才会发挥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滞后二阶系数小于滞后一阶系数，说明越到后期，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越小。不同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日本地理面积小，资源匮乏，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为获取自然资源和扩大市场，发展国内工业，所以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当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时，日本开始转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高耗低效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为国内高新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同时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所以后期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越来越小。

总的来说，日本在1971—2014年间的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人均GDP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均为正，且都是长期效果大于短期效果，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 GDP对碳排放具有积累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3.3.2 Chow’s断点检验

由于选择的样本数据时间跨度比较大，变量本身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为了判断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节点而发生变化，因此对上述方程进行Chow’s断点检验得到断点为1993，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

以1993年为分界点，分阶段检验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方程，发现三次方方程并不显著，于是对二次方方程分阶段回归，由于在选择1993—2014年的样本进行回归是没有得到显著回归结果，故方程（7）选择的是1993—2006年的样本数据，具体的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6）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说明日本1971—1993年的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型，碳排放随着人均GDP的变化先增加后减少。方程（7）的系数符号正好与方程(6)相反，说明1993—2006年的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正“U”型，即碳排放随着人均GDP的变化先减少后增加。1993—2014年的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是日本较早的实现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进入了低碳发展模式。

1971—1990年是日本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能源的消耗，所以前期碳排放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人均GDP仍保持增长的势头，但经济低迷造成国内生产消耗下降，碳排放也随之下降，故1971—2006这一阶段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型。

承接上一阶段，1993—2006年前期人均二氧化碳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减少，但后期人均GDP随着经济的持续不景气而下降，国内制造业一方面因为经济压力降低生产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另一方面为了减轻日元升值对出口成本上升的压力和缓解与美国日益激化的贸易摩擦,日本将部分资本与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亚洲“四小”与东盟四国，将部分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美国两，日本制造业出现了海外转移的高潮，这两方面都会一定程度降低国内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所以这一阶段的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正“U”型。

1993—2014年的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是日本较早的实现了碳外直接投资先后将劳动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进入了低碳发展模式。一方面，日本通过对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东盟四国、中国和越南等地,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首雁的“雁阵形态”，为其国内优势产业或新兴产业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调整了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而降低能源消耗；另一方面，日本实施各种政策鼓励企业发展低碳产业，完善国内环境立法体系，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多方面节能减排措施使得碳排放趋于饱和，碳排放总量几乎保持不变，进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当然这里要排除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件给其碳排放造成的短暂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和Chow’s检验分析了日本1971—2014年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得到如下结论：

①从整体看，日本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呈正“N”型，经济增长在长期和短期都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越来越小。日本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轨迹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70～80年代，工业发展不仅带动国内GDP的增长，同时也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整个阶段，“污染天堂假说”在日本并不成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转移国内污染产业。

②分阶段考虑时，1971—1993年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型，1993—2006的碳排放呈正“U”型，1993—2014年不存在明显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90年代是经济低迷时期，人均GDP仍保持增长势头，但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工业的海外转移和经济的不景气与GDP的变动方向相反；日本通过环境立法，发展新能源，将低端高耗能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等措施发展低碳经济，在20世纪逐渐取得显著成效，二氧化碳的排放处于平稳态势，日本开始进入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低碳发展模式，所以后期并没有检验出明显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

4.2 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制定相关法律，依靠国家力量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日本专门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均有效保障了低碳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应效仿日本的做法。目前，我国在有关低碳经济的开发利用领域已经制定了《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对于从节能减排、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突出的作用。但是，我国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方面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在体系上的不足，细化已有法律，增加可操作性。

其次，设立优惠措施，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低碳”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企业应抓住这一趋势带来的重大变革与契机对低碳技术进行战略投资，发展、创新低碳技术，紧密研究和跟踪国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制定低碳产业与产品的技术标准，利用好国际低碳技术转让，加快实现跨越式技术发展，寻找机会，为企业的发展做提前的部署。同时，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的扶持，金融融资的支持等策略引导企业发展低碳产业和产品。

最后，强调低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而目前我国迫切需要研发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为此，需要加快推进我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创新。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NBERW orking Paper No.3914.Mexico:M IT Press,1991.

[2]PanayotouT.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R].W orkingPaperWP238.Geneva:International Labor O ffice,1993.

[3]Jalil A.，Mahmud S.F.，“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for CO 2 Emissions: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for China ，”Energy Policy，vol.37，no.12(2009)，pp.5 167-5 172.

[4]GaleottiM.,Lanza A.，PauliF.,“R e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 2 Emissions:A Robustness Exercise，”Ecological Economics，vol.57.no.1(2006),pp,152-163.

[5]Sahar Shafiei，R uhul A.Salim，“Non － renewable and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 2 Emissions in OECD Countr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Energy Policy，vol． 66，no.3(2014),pp.547-556.

[6]Dinda 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aSurvey,”Ecological Econom ics,vol.49,no.4(2004,)pp.431-455.

[7]Holtz Eakin D.,Selden T.M.,“Stoking the Fires?CO 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 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57，no.1(1995),pp.85-101;Cole M.A.，R ayner A.J.，Bates J.M.，“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an Empirical Analysis,”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no.2(1997),pp.401-416.

[8]FriedlB.，GetznerM.，“Determinants of CO 2 Emissions in aSmall Open Economy，”Ecological Econom ics，v ol.45，no.1(2003),pp.133-148.

[9]Martinez －Zarzoso I.，Bengochea－Morancho A.，“Pooled Mean Group Estimation of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 CO 2，”Econom ics Letters，vol.82，no.1(2004),pp.121-126.

[10]Wagner M.，“The Carbon Kuznets Curve:a Cloudy PictureEmitted by Bad Econometrics?”Resourceand Energy Economics，vol．30，no.3(2008)，pp.388-408.

[11]Lantz V.，Feng Q.，“Assessing Income，Population，and Technology Impacts on CO 2 Emissions in Canada:W here’s the EKC?”Ecological Economics，vol.57，no.2(2006),pp.229-238.

[12]张宝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环境污染问题[J].世界经济，1985(9):54-60.

[13]刘姝含.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D].南京：南京大学,2012.

[14]王倩,何少琛.中日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对比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5(5):108-113.

Study on the Kuznets Curve of Carbon Emission in Japan——Based on Co-integration Test and Chow’s Test Analysis

WANG Ling,ZHONG Zi-zhen
(Colleg of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200093,China)

By using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VEC model and chow’s tes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ong-run and short-run，overall and st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s,per capita GDP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1971to2014 in Japan.The result shows the existence of a long-term stabl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On the whole,Japan’s carbon emission Kuznets curve is positive“N”type during this time.But the carbon emission Kuznets curve is inverted“U’shaped from 1971to 1993,the curve is positive“U”type from 1993-2006 and there is no apparent Kuznets curve from 1993 to 2014.The impact of FDI and per capita GDP on carbon emission are positive,and the long-term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short-term.Japan‘s East Asia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an active energy saving policy and stro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make Japan realize the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China shoul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djust and optimize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actively develop new energy,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for low carbo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low-carbon development conceptin order to come into a low-carbon society as soon as possible.

Carbon emission;Kuznets curve;VEC model;Chow's test

F131.3

A

1673-5919（2017）06-0007-06

10.13691/j.cnki.cn23-1539/f.2017.06.002

2017-09-2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90109）；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攀登计划项目（16HJPD-B01）

王领（1975-），女，河南焦作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贸易。

路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