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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WOT分析框架的广州乞巧民俗文化传承策略研究

2017-12-26皮泽红

经济研究导刊 2017年23期
关键词:乞巧民俗文化广州市

皮泽红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广州510520)

基于SWOT分析框架的广州乞巧民俗文化传承策略研究

皮泽红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广州510520)

民俗文化价值挖掘与产业化发展问题,是近10年来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正经历发展瓶颈以及面临外来文化冲击,促使我们对于乞巧民俗文化的价值挖掘和产业化发展进行研究,以期为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进而打造和丰富广州“文化名城”的城市符号。

乞巧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策略

引言

乞巧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彰显着广州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树立了其良好的城市形象,其经济价值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但是,广州市乞巧文化传承面临着如何创作优秀文化作品和如何构建乞巧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体系等明显“空缺”和“急需”问题。因此,加强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加大文化创新,采取有效措施保持乞巧民俗文化发展魅力和生命力,是当前广州市促进乞巧民俗文化活化传承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界暂时未见有关注乞巧文化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和地方性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美国文化产业能够从当地社会团体的特征风格、敏感性和论坛中受益,文化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具有集聚的倾向(Schmitz,2000,2004)。英国证实了地方化集群学习过程是文化创新和活力的主要源泉(Nachum、Keeble,2000;Bassett、Griffiths、Smith,2002)。德国学者重点分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网络运行与结构,还分析了文化产业集群与外界的关系(Bathelt,2002;Ivoossig,2004)。澳大利亚学者则指出,文化产业在澳大利亚都倾向于集聚在大都市(Gibson、Murthy、Wu,2001)。荷兰、加拿大等国学者也进行了相似的研究 (Hertog、Brouwer、Maltha,2000;Smith、McCartlly、Petrusevich,2004)。另一些学者则从其他视角来分析地方性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提出了创意产业生产体系的分析框架(Pratt,2004)。还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公司间的地理接近是受外部经济的驱动(Gornostaeva、Cheshire,2006)。

国内学者对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发展历史演变的研究较多(叶春生,2001;储冬爱,2009)。在广州市商业化浓郁的氛围中,乞巧民俗文化内涵也在变迁,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褚东爱,2009;韩雷、刘宪2014;王亚红2010;李振华2012),也面临着乞巧民俗文化传承和保护困惑(罗华娟,2009;杨静,2009)。同样是乞巧民俗文化发源地——甘肃省西和县,是目前国内保护相对完整的地区,广州市发展可以借鉴其活化传承发展经验(程燕,2009;梁凤莲,2015)。目前乞巧民俗文化价值挖掘和产业化发展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广义上民俗文化产业化研究。国内学者对地方性民俗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集群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对于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价值挖掘研究则不多,造成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产业化探讨不够深入。具体到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研究,罗华娟(2009)探讨了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资源资本化,以及多方介入来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储冬爱(2009)分析了乞巧民俗的脱变,也提出隐忧;左平(2013)分析了乞巧节的游客参与约束,指出了市场化推广需要引入市场力量和政府支持;梁凤莲(2015)提出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活化传承的原则和方法。

总的来说,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还是较为薄弱和不足,理论探析和政府对策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

二、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的SWOT分析

本文经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调查,并利用SWOT分析框架,发现广州市在乞巧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的过程中,既独具特色,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优势

首先,从历史演变来看,乞巧文化历史资源底蕴深厚。“七夕”最早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汉代开始成为节日形式流传。在清代广州乞巧节达到顶峰繁华状态,之后由于战乱和文化大革命,民间暂停了乞巧节日活动,直到2005年才全面恢复。其次,具有丰富多彩的节日平台。以“传承历史,演绎现代”为主题的乞巧文化节作为乞巧文化的最主要载体,从2005年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由“巧姐”们亲力亲为参与到工艺品的构思、设计、制作、展览中,确保了乞巧文化独特的韵味和吸引力。再次,乞巧民俗文化地位确立。2011年广州市乞巧节获得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殊荣。

从广州城市建设分析,乞巧文化具有如下优势:第一,地理优势得天独厚。广州乞巧文化中心处于广州市相对比较繁华的天河区,靠近重要商圈,交通便利,为乞巧文化节带来了更多的人流量和发展机会。广州市毗邻港澳台,对外窗口一直开放活跃,为其对外交流提供便利渠道。第二,经济实力强大。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节日平台需要资金注入。广州市财力雄厚,在全国名列前茅,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和民间资金流向文化产业,支撑乞巧民俗文化的活化传承。

(二)劣势

乞巧节每年热火朝天举办,大多是在商业助推下展开,存在过度商业化发展趋势。平时鲜见有在城市大范围内对乞巧活动的宣传,呈现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状态,这影响社会对其深层次内涵意义的了解。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由于政府政绩导向,形式化举办乞巧文化节而忽略实质性精神文明建设,使得节日的文化外延形式到文化内涵逐渐淡化。其次,乞巧民俗文化的创新性产品打造链条不完善,手工艺品制作工艺均沿袭传统,程序繁复,大多缺创意和商业的元素,相对机械制造工艺品,吸引度不够,导致难以推广。再次,遭遇传统文化的传承困境,目前文化继承人缺乏,老一辈墨守成规,新一代对于民俗文化认同和依恋程度较低,使得优秀文化产品大多在博物馆中束之高阁,传承力度不足。最后,城中村“脏乱差”的形象,不仅不利于祠堂、寺庙等历史建筑群的保护,而且严重影响乞巧文化的品牌形象。

(三)机遇

从文化外部产业环境来分析,首先,文化产业层面的机遇。根据《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4年广州城市居民人均文娱教育消费支持是2 987元,位于全国首位,可见广州市文化需求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2015年,广州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比全市GDP5.15%,实现年文化产业增加值933亿元,年平均增速为12.28%,可见,文化产业作为广州市支柱性产业作用日益增强。而乞巧民俗文化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为广州市乞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其次,文化消费需求导向。社会的进步引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追求,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产业开拓了新的消费空间,增长了文化消费需求。人们消费文化产品的需求已经大于少数天才艺术家的创造供给,这引发了文化产业的组织化、产业化。长期接受商业味浓重的文化产品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对传统文化的追求,如近年来“国学”、“文化寻根”和“文化复兴”等热点话题不断涌现,说明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诉求不断攀升,这也是广州市乞巧文化发展的机会。

最后,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乞巧民俗文化产品创新制作提供可能,新媒体为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集中大数据信息平台。目前广州市有约3 176.1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全市的互联网使用时长达5 659.6亿分钟,换句话说,全市网民合起来一天要上网2 583万小时,这背后既体现网民数量的增加,也是网络依赖度增加的表现,意味着强大消费者群体存在。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应该抓住科技时代便利机会,迎合时代发展。

(四)威胁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深刻改变,同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首先,乞巧民俗文化发展竞争空间存在威胁。由于国外强势文化的扩张和国内新兴文化产业的冲击,目前乞巧节日内容复合了多种文化内容,使得文化之间差异性并不明显,更多趋向同质化,缺乏独特竞争力。此外,广州乞巧原生地在城中村,其祠堂大多破败不堪,乞巧活动的场所濒临消失,乞巧民俗发展环境空间在逐渐缩小。其次,社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心理变化多端,往往为了迎合大众的文化需求,扭曲了文化本质。例如,现在乞巧节简化成七夕,七夕蜕变为中国情人节,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

三、推动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传承发展的策略

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有着自身优越和发展局限,要实现其更好传承,就必须依靠内部优势,充分挖掘广州乞巧文化价值和利用外部机会,克服自身的劣势和外部的威胁,使之得到更好更顺畅的发展。对此,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从乞巧文化本身、政府和民众角度,提出乞巧民俗文化产业化传承创新发展的改进策略。

第一,强化保护制度设计。制度设计是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得以稳定存在并持续开展的行为规范和指导纲领,其前提就是要清晰定位乞巧文化,明确乞巧节节日内涵。不应像当前社会上炒作最热的“打造中国的情人节”那样盲目地去操办乞巧文化节,而应充分发挥地方特点,挖掘文化内涵,在尊重地方知识的基础上,把它推广出去。此外,制度起到规范和强制保护效应。当下,急需政府引导主持、相关专家和民众参与,共同设计行之有效、民众和企业及政府有所为的制度。从乞巧文化内涵、传承、优秀产品保护创新以及产业化角度,制定一个完整、详细的规划,包括保护思路、总体目标、阶段性进展、保障措施、成果价值评估等方面,为保护工作提供行动指南,有条不紊地推进项目的落实,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实效性。依靠有力的行政手段,推进相关部门的协作和区域协作,利用资源优势互补,形成从村、街、区到市的保护工作的合力,以开放心态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从而形成保护工作的整体强势。

第二,大力培养乞巧文化继承者。首先要保护传承乞巧艺人。建立激励机制,定期对乞巧艺人尤其是老艺人授予光荣称号,邀请他们参加全市性重大文化活动,奖励他们带徒传艺。这样做既肯定艺人自身艺术价值,又体现政府保护乞巧节的鲜明态度,从而引起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其次,“走出去,请进来”。以文化发源地为基地开展传习活动,扩大乞巧参与群体。建立青少年乞巧文化传承基地,通过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将培训、展览、比赛等活动结合起来,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和积极参与的热情,通过手工艺品制作,培养青少年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乞巧文化代代相承。再次,乞巧文化进小学课堂和广州各地文化馆。编制乞巧教材,邀请乞巧婆婆进校、进馆辅导,引导参与者系统、全面地了解本地区乞巧节的传统习俗,学习制作乞巧工艺。

第三,建立整合资源的工作机制。乞巧节存活于广大民众之中,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文化,有着它自己的生态环境系统,一般由地区特色的建筑村落、祭祀的祠堂、保持当地文化特征的群体等自然和人文环境组成。因此,乞巧民俗文化传承需要广州市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同时要突出责任主体,既要优化配置现有资源,又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原有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流程,整合现存有形和无形的乞巧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减少外来文化的冲击,适度开发成旅游参观景点,或者设立体验式旅行社等。例如,广州珠村的古祠堂现存20间左右,规模比其他村的祠堂稍大一些,以青砖木质结构为主体,红砂岩、花岗石为建筑基础,集砖雕、木雕、石雕、陶塑、美术于一体,十分精致讲究。大祠堂还有过光荣的历史,黄埔军校学生在珠村训练、考试的时候曾在这里歇宿;此外,还有潘文治将军故居、水浸社、三间铺头等。

第四,构建共赢的产业化机制。乞巧民俗文化的活化传承,一方面需要加强民间乞巧文化作品的挖掘与创新,建立产品及衍生品创作-销售-游戏产品研发等多方产业化协作创新联盟。在思想认识上尊重历史,学会品味乞巧文化,尤其要重视对乞巧资源价值的深入发掘。不再单纯依靠非遗项目保护工作人员和工艺传承人的努力来实现乞巧的活化传承,而要将古老的手工艺和时尚流行要素结合起来,以现代工艺的加工技术再现原生态手工技艺,辅以时尚设计理念,创造一种同时具有古朴和现代感观的乞巧工艺品。例如,乞巧织绣和剪纸工艺,如果与现代时尚审美艺术融合,又将其特殊的元素融入日常的工艺品中,可以使其拥有新的生命。然后,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生产、流通和销售模式,让乞巧文化项目形成产出值,以此构建乞巧民俗文化保护与文化产业的双赢,实现其活化与振兴。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七夕节规划与推广,打造餐饮-婚庆-旅游的多元服务创新联盟。乞巧文化产业化不再单纯依靠乞巧文化产品打造经济链条,更多需要产业之间融合、地区之间合作。例如,乞巧文化与动漫技术结合,也将带动诸如服装、书籍等衍生产品的开发及其网络游戏、电影、电视剧等动态产业的发展。并且还推出节庆商品类的产品,诸如乞巧节的特别美食——七娘饭、七娘粽、巧果等。从文化溯源视角挖掘市场经济下的乞巧文化之根,如利用牛郎织女传说,设想推出诸如集体婚礼、金婚庆典等活动,将乞巧文化的节日内涵发扬光大。

要实现多赢的产业化,可利用互联网+,推动乞巧民俗文化品牌与餐饮-礼品-策划设计公司的跨界联合,推动创新共赢联盟。当下移动互联网发达,微信公众号运营和APP流行,可以依托平台APP传播,形成“管理一体化、服务一张网”的平台运行模式,把用户文化消费和需求信息都存储在“云服务器”。同时,加强监控和数据采集比对,对大数据分析来创新产品价值,促使文化产品创新和投资风险防控。

第五,构建反馈机制。广州市乞巧文化已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代表性民俗文化,学术界应该有责任参与进来,把控好在乞巧民俗文化节日活动中体现的文化内涵,避免过度消费乞巧文化和使文化本真性丢失。其次,加强乞巧民俗文化专家委员会建设,使之成为乞巧民俗文化权威解释审定发布机构。以长远发展眼光,为乞巧文化产业化发展以及产业融合等多边发展中出谋划策,发展制度设计还需要学术界提供客观的建议。最后,学术界要积极增加对乞巧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优秀乞巧文化作品,并且创作出更多优秀乞巧民俗文化文学作品,以便广州市乞巧民俗文化得到传承、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公众热心参与和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建立开放、完善的修正体系。民俗文化到底还是属于民众的,文化的根源在老百姓的生活之中,文化发展的动力源于老百姓生活的需求。政府应作为辅助作用,提供财政资金支持以及文化发展中政策性引导,让社区大众作为主体参与乞巧文化传承发展,最直接了解大众文化诉求,就是让百姓参与进来。

[1]梁凤莲.论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活化传承[J].探求,2015,(4).

[2]杨静.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体系的探讨——以广州珠村“乞巧节”的保护为例[J].文化遗产,2009,(4).

[3]张勃.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及意义[J].文化遗产,2014,(1).

[4]李振华.七夕乞巧节的现代文化内涵探析——以广州市黄埔区乞巧节为例[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5]左平.民俗节庆的游客参与约束机制——以2012广州乞巧文化节为例[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6]罗华娟.乞巧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研究——以广州珠村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9.

[7]江金波.论城市传统节庆旅游开发的原则与市场运作[J].商业时代,2009,(7).

[8]储冬爱.乞巧的复活与蜕变——以广州珠村“七姐诞”活动为例[J].文化研究,2009,(3).

[9]陈慧灵.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构对地方感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乞巧节为例[C]//第七届全国地理学研究生学术年会,2012.

[10]陶伟,陈慧灵,蔡水清.岭南传统民俗节庆重构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乞巧节为例[J].地理学报,2014,(4).

[11]韩雷,刘宪.从本真性视阈看甘肃西和乞巧节的传承与展演[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

[12]余永红.文化生态视阈中陇南“乞巧”风俗的传承状态[J].齐鲁艺苑,2012,(4).

[责任编辑 柯 黎]

F27;G112

A

1673-291X(2017)23-0157-03

2017-06-06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共建课题“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价值挖掘与产业化策略研究”(2016GZGJ5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皮泽红(1970-),女,湖北大冶人,教师,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从事新闻、心理学、文化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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