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川铁骑力士集团冯光德实验室 敖 翔

西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 健

母猪的利用年限(一)

■文/四川铁骑力士集团冯光德实验室 敖 翔

西南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 健

1 简介

母猪的利用年限是影响猪场养殖效率和盈利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母猪的淘汰率稳步升高，表明在近几年中，种群母猪的利用年限缩短。在商业种群中，仅生产了1～2窝后就被淘汰的母猪占比较大时，连母猪的更换成本都无法收回(Carroll，2011；Stalder等，2003)。母猪淘汰率高是猪场生产者所担心的，会影响猪场的效益和生产效率，并且，淘汰率高可能会存在动物福利问题(Barnett等，2001)。另外，较短的利用年限导致高的死淘率，可能影响消费者对于养猪业的看法、现代养猪生产过程和肉产品的可接受性。

大约70%的母猪是由于繁殖失败和肢蹄问题造成过早的或计划外的淘汰(Engblom等，2011)。在美国，每年大约54%的种用母猪被淘汰(死淘率)，淘汰母猪的平均胎次为3.3～3.8(D′Allaire等，1987；Lucia等，2000b)。在欧洲，平均每年的淘汰率为40%～52%，淘汰母猪的平均胎次为 4.3～4.6(Boyle等，1998；Dijkhuizen等，1989；Engblom等，2007)。在早期就被淘汰的母猪，对生产者的效益是极其不利的，因为种母畜在种群中的存在时间产生的价值应该至少能收回最初因更换投入的成本。Stalder等 (2003)和 Carroll(2011)表明，母猪至少经过3胎的繁殖生产才能收回对该母猪本身的投入成本；然而，母猪需要多少胎次的生产与能够收回母猪最初的投入成本的关系变化在于猪场和生产系统之间。如果不考虑生产系统，母猪在种群中存在的时间越长，最初因更换产生的成本则分散在其生产越多的窝数和猪只数中。Sehested(1996)报道，延长母猪1个胎次的利用，产生的效益影响与增加5%的瘦肉率是一样的；并且这种影响对于高于5胎次的母猪几乎没有影响。

表1 母猪胎次分布(百分比表示母猪/胎次)

较高的淘汰率增加非生产天数，增加种群中的后备母猪数，导致每头母猪较低的年平均窝产仔数和断奶仔猪数(Hughes和Varley，2003)。另外，与产过多胎的母猪相比，头胎母猪的仔猪初生重和断奶重较低，而且有较高的死亡风险和疾病敏感性(Smits，2011)。此外，在一个生产过程完整(出生到结束)的猪场，母猪的饲料消耗占20%，较低的淘汰率对农场在种群饲料转化率的影响更小，基于种群饲料消耗量的变化小，因为更换的后备母猪在首次配种前要饲养6～12周(Smits，2011)。因此，为了延长母猪在种群的存在时间和增加猪场效益，鉴定和掌握影响母猪利用年限的原因或生产实践是至关重要的。

2 评定母猪利用年限的标准

在科学著作中，没有关于母猪利用年限的一致定义，它常常指母猪的繁殖生产利用年限，而不是母猪本身的自然寿命。然而，对母猪利用年限的不同定义主要依靠于研究的目的或者是评估寿命的目的。D′Allaire等(1992)表明，评估母猪的利用年限的方法，包括母猪寿命长度、群居寿命、繁殖寿命和忍耐能力(二元特征，指示母猪能承受的一个确定的胎次或者时间点)、死淘率、更替率、后备母猪在种群中所占比例、在群母猪的平均胎次和淘汰母猪的平均胎次等。另外，母猪的利用年限也被作为经济指标，例如其一生中每天的断奶仔猪，在种群中每天的断奶仔猪数，或是指示达到利用最大化时的胎次(Culbertson和 Mabry，1995；Stalder等，2003)。在很多情况下，商业化的管理实践难以定义母猪的利用年限。例如，寿命长度，本应定义为从出生到淘汰的时间，却仅能从后备母猪购买时间估算，因为其出生日期不明(Stalder等，2007a)。

群居寿命被定义为从进入种群开始到被淘汰结束。Lucia等(2000b)报道，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的平均群居寿命为583d，然而，当把后备母猪的群居寿命时间去掉后，母猪的群居寿命时间为691d。Koketsu(2003)报道为682d，Babot等(2003)报道西班牙商业母畜的群居寿命为1,105d。繁殖寿命是指从第一次妊娠或者分娩开始到被淘汰结束。Rodríguez-Zas等(2003)发现，在美国，母猪的平均繁殖寿命为467d，然而，Engblom等(2007)报道，瑞典的商业用母猪，从第一次妊娠开始到被淘汰的平均繁殖寿命为735d。纯种长白、大白母猪群体和二元杂母猪群体从第1次分娩开始计算的平均繁殖寿命分别为439d(Serenius 和 Stalder，2004)和536d(Serenius 和 Stalder，2007)。在澳大利亚，大白母猪从第1次分娩开始计算的繁殖寿命平均为531d，而长白母猪为615d(Mészáros等，2010)。在瑞士，大白母猪从第1次分娩开始计算的繁殖寿命平均为602d(Tarrés等，2006a)。瑞典约克夏母猪和长白母猪从第1次分娩开始算起的平均繁殖寿命分别为353d(Yazdi等，2000a)和618d(Yazdi等，2000b)。

死淘率是指种群中因为健康、繁殖或者管理问题(包括死亡和安乐死)被淘汰的母猪数。不同国家的种群中商业用母猪平均每年的死淘率 为 43%～50%(Boyle等，1998；Dijkhuizen等，1989；Engblom等，2007；Koketsu，2007；PigCHAMP，2012)。Lucia等 (2000b)和Knauer等(2011)报道，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的淘汰率分别为19%和28%。此外，Lucia等(2000b)报道，46%的母猪在第3胎次前被淘汰，对养猪者的利益相当不利。年死淘率包括死淘率、自然死亡以及安乐死。它的定义为1年中种群中淘汰的母猪数除以平均母猪存栏数，乘以100。平均母猪存栏数涉及到经产和后备母猪，后备母猪在不同的时间进入种群中。用更标准术语讲，仅仅配过种的母猪应被考虑在淘汰率中。然而，在一些猪场，后备母猪的死淘被算入种群中，并且尚未配种，导致死淘率很高，还应做更多的调查。在不同的报道中显示，母猪年死淘率的范围在35%～55%(Boyle等，1998；Dagorn 和 Aumaître，1979；D′Allaire等，1987；Dijkhuizen等，1989；Engblom等，2007；Friendship等，1986；Knauer等，2007)。 如 果 以39%～40%作为目标，那么淘汰率35%～36%、死亡率3%～5%(Dial等，1992 ；Muirhead，1976)。像这样的目标值应该通过种群规模、遗传需求、品种和年平均存栏数等来调整。市场趋向和经济效益条件也会影响生产者的死淘决定和时间(Stalder等，2004)。

种群中母猪的利用年限也可以通过更替率评估。更替率的定义为引进母猪的总头数除以平均母猪存栏数，再乘以100。在一个稳定的种群中，更替率和淘汰率应该是相似的，因为母猪的存栏量是相对恒定的。然而，在正在扩充的种群中，更替率应该高于淘汰率。相反的，当种群规模减小时，更替率应该低于淘汰率。因此，当分析这些数据时，应该考虑种群动态。

淘汰时的母猪平均胎次表明了这些母猪在种群中的平均存留时间。一些研究表明，淘汰时的母猪平均胎次在2～5.6胎次，但是最高也能到8胎次(D′Allaire等，1987；Koketsu等，1999；Lucia等，2000b；Pedersen，1996；Stein等，1990)。在北美，淘汰时的母猪平均胎次为3.1～4.1(D′Allaire等，1987；Koketsu，2003；Lucia等，2000b；Rodríguez-Zas等，2003)。在荷兰、爱尔兰、瑞典和日本的商业种群中，母猪4.3～4.6胎次后被淘汰(Boyle等，1998；Dijkhuizen等，1989；Engblom 等，2007；Koketsu，2007)。

以最低限度而言，母猪应该一直被存留，一直到它的利用年限能够收回投入资本以及因更替带来的损失。按照Lucia等(2000a)所说，和盈利相关的最大淘汰胎次应该为5～8胎次。Rodríguez-Zas等(2006)报道，为了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在4或者5胎次死淘的母猪是最合适的。Abell等(2010)表明，为使用1个胎次的母猪造成的遗传引起的损失与较低的经济价值有相关性，因此在美国的商业种群中，最合适的淘汰胎次为大于7胎次。

另外，Hurnik和Lehman(1985)报道，不管动物的需要是否被满足，较长的利用年限都是动物福利的一个指标。相反的，较高的淘汰率是动物福利问题，因为造成这些淘汰和死亡的原因可能表明与动物福利伤害有关(Barnett等，2001)。较短的利用年限常常和死亡率的升高有关，这些死亡中关于对不同水平的对疾病的忍受和死淘的原因是疼痛引起的，如肢蹄病(Deen，2003)。此外，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基础于母猪的猪肉生产是不被接受的，这些母猪无法承受超数胎次的仔猪生产造成的生理应激压力(Serenius 和 Stalder，2006)。

3 母猪利用年限的重要经济意义：对母猪群的影响

3.1 胎次分布

种群中的胎次分布表明，母猪应该何时被淘汰，因为它影响到母猪的生物和经济性能。Pinillaand Lecznieski(2014)将“理想胎次分布”定义为一个母猪的淘汰率、后备母猪的可用性、生猪市场价格和饲养成本的数学函数。按照D′Allaire等(2012)所说，种群中“理想胎次”是一个胎次最大值的函数。在母猪必然的死亡发生前的胎次和年死淘率，一旦这两个值是已知的，母猪死淘的胎次分布或者比例在每一个胎次都是线性函数。

“理想”的胎次分布对维持生产性能始终如一和避免后备母猪更换造成大波动是必需的。然而，建立一个“理想”或“标准”的胎次分布是很困难的(Dial等，1992)，因为它在不同农场之间的变化基于农场本身的特征，如品种、更换母猪的成本、设备类型和兽医的技术(D′Allaire等，2012)。表1是一些研究中的母猪理想胎次分布。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限制任何原因的淘汰和死亡而从种群中淘汰年轻母猪是必要的。

3.2 生产能力

繁殖母畜是种群中最有价值的动物(Schenck等，2008)，大概有40%～50%的母猪在3胎次前已经被淘汰(Boyle等，1998；D′Allaire等，1987；Jørgensen，2000a)，而最初更换的成本尚未收回(Stalder等，2003)。更换母猪的决定会影响母猪的预期寿命、年更换率和生产成本。例如，一些跛足的母猪会被实施安乐死，这意味着将损失屠宰收益和安乐死及销毁尸体所增加的额外费用(Pluym等，2011)。在一些国家（如丹麦）由于安乐死和兽药费用增加导致农场母猪死亡率增加，将跛足母猪屠宰是刑事犯罪(Boyle等，2012)。在未来，很可能欧盟的其他国家也会实施类似的立法，这将对猪生产者们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生产者们将要花费更高的费用，以培育后备母猪并使其适应新的环境(Stalder等，2000)。Faust等(1992、1993)研制出等级猪育种体系仿真生物经济模式，以便确认不同方面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包括死淘率。结果证明，更换率最低的育种体系是盈利最多的。他们也发现，更换率较高时，更换后备母猪的价值只是市场价值的175%。Sehested(1996)报道，延长母猪一个胎次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当于提高0.5%的瘦肉率。Parson等(1990)表明，一个稳定猪场的生产能力(群体规模稳定)和经济地位不会受到本场母猪胎次分布和死淘计划的影响，然而，作者对比了几个1胎次母猪大概占30%的种猪场，与当前更换率约为50%的商业种猪场比较，这个比例是相对较低的。

母猪的利用年限是影响仔猪生产的重要因素。第一，生产年限直接影响母猪一生中所产的仔猪数。例如，一胎母猪的产仔数要低于多胎母猪，较早地淘汰母猪会导致较高的不孕率、每头母猪产仔数少、断奶仔猪数少、每头母猪每年的断奶仔猪数少、非生产天数增加。(Anil等，2009；D′Allaire和 Drolet，1999 ；D′Allaire等，1987；Dourmad等，1994；Engblom等，2007；Friendship等，1986)。Grandjot(2007)报道，因跛足淘汰的母猪终生比非跛足的母猪少产1.5窝。King等(1998)表明，后备母猪在总存栏的比例多增加1%，就会延长母猪的平均非生产天数2.6d。然而，Stein等(1990)报道，较短的利用年限会提高初生窝仔数和断奶窝仔数的存活率，因为从遗传学角度考虑，这样会使得母猪有较高的平均生产力。

因此，鼓励延长母猪的利用年限包括：较高胎次的母猪获得较多的窝产仔猪数、较重的初生重、较少的非生产天数、较高的母猪救助价值、较低的更换母猪的成本和增加收入；因为大龄母猪的仔猪成活率较高，能够上市的猪多，并且促进动物福利的实施(D′Allaire等，1987；Stalder等，2000、2003)。

3.3 免疫

引进更换的后备母猪可能会对现存的母猪群带来疾病风险，因为后备母猪的免疫系统尚不完善(Sanz等，2002)，后备母猪占比大的猪场常常受到猪链球菌、放线杆菌、副猪嗜血杆菌、猪肺炎支原体、葡萄球菌和巴氏杆菌的威胁(Sanz等，2002)。更换的后备母猪就地接触种群中病原体，并产生免疫。然而，在现代的养猪生产系统中，大部分的后备母猪是多地点培育，一直到它们进入种群中，才会接触到特定的病原体。Loula(2000)表明，这对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对后备母猪进入种群首次接触病原体病产生免疫力是不利的。

不管后备母猪的来源如何，隔离和同化对后备母猪长期在种群中的生产能力都是必需的。引进更换的后备母猪，可能潜伏着某些传染病或携带着病原体。后备母猪的装载、混群、运输引起的应激会使对疾病敏感的母猪感染传染病的可能性增加(Loula，2000；Wrathall等，2003)。

4 母猪离群的一般原因

4.1 人为和非人为的死淘

由于人为或非人为的原因，母猪都有可能从种群中被淘汰。当管理系统作出决定从种群中淘汰母猪时，它们即被非人为淘汰。例如，当母猪达到预期的最大胎次年龄时或者当母猪的生产能力到达无法承受时即被淘汰。人为淘汰是指母猪因为各种原因如繁殖失败(不发情或者无法受精)、泌乳失败(产奶量低或者断奶仔猪数不足)和运动问题，无法生产而被淘汰 (Dagorn和 Aumaître，1979；D′Allaire等，1987)，这种情况下，母猪本质上还是非人为淘汰。可惜的是，胎次小的母猪大部分是人为淘汰(Pinilla 和 Lecznieski，2014)。

老龄是一个相关术语，在不同的种群中，它的定义不同(D′Allaire等，1987)。然而，这些淘汰的原因常常不是因为已经是5或者6胎次。9%～31%的母猪淘汰是因为老 龄 (Boyle等，1998；D′Allaire等，1987；Dijkhuizen等，1989；Friendship等，1986；Lucia等，2000b；Engblom 等，2007；Hughes 等，2010)。

繁殖失败（包括发情失败、妊娠失败和分娩失败）常常是人为淘汰母猪的原因。占整个淘汰率的20%～43%(Boyle 等，1998；D′Allaire等，1987；Dijkhuizen等，1989；Engblom 等，2007；Hughes等，2010；Lucia等，2000b；Tarrés等，2006b)。34%～43% 的 由于繁殖问题而淘汰母猪是胎次较小的母猪(D′Allaire等，1987；Hughes等，2010；Lucia等，2000b)。另外，由于繁殖问题而淘汰的母猪比因其他原因而淘汰的母猪，每年的仔猪成活率较低、非生产天数较长(Sasaki和Koketsu，2011)。这可能是遗传问题，但是对降低母猪的死淘数、改善繁殖管理实践是必需的。

在一系列淘汰率为11%～56%的研究中，窝产性能不佳（包括出生或断奶仔猪数少、初生重小、断奶个体重低、乳房问题、母性不好）在淘汰母猪中占20%～30%(Boyle等，1998；D′Allaire等，1987；Dijkhuizen等，1989；Engblom等，2007；Hughes等，2010；Lucia等，2000b；Tarrés等，2006b)。 通 常情况下，年轻的母猪因为窝产性能不佳被淘汰前，会被允许存留表现它的生产能力。相应的，对于成熟的母猪(3胎次以上)，当繁殖失败而被淘汰的重要性降低时，窝产性能和年龄成为重要的淘汰原因(Boyle等，1998；D′Allaire等，1987；Lucia等，2000b)。Anil等(2008)分析，在美国中西部一个2,066头母猪的种群中，分娩前后的风险影响母猪的利用年限，包括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在分娩后35d，217头母猪被淘汰。Brandt等(1999)报道，在每个胎次中，断奶后5d内母猪的淘汰风险较高。相似的，Tarrés等(2006a)发现，每一次分娩或断奶的第1d，淘汰风险高。

肢蹄病成为淘汰不成熟母猪的重要原因。肢蹄病的范围很广，包括腿部和蹄部的问题、结构缺陷、跛足、不健全以及四肢上的伤害和脓肿(Boyle等，1998；Deen，2009；Hughes和Varley，2003)。6%～40%的淘汰母猪是因为肢蹄病，平均比例为 10%(Anil等，2009；D′Allaire 等，1987；Dargon和Aumaître，1979；Engblom等，2007；Friendship等，1986 ；Hill，1992)。Kirk 等 (2005)在丹麦的10个种群中，完成了265头(93头自然死亡，172头被屠宰)死淘母猪的解剖。超过70%的母猪是因为肢蹄病被实施安乐死。与其他原因淘汰的母猪相比，因肢蹄病被淘汰的母猪，胎次越少，所产的窝数越少 (D′Allaire等，1987；Lucia等，2000a)，这样导致整个种群的母猪年利用年限缩短(Pluym等，2011)。7%患肢蹄病母猪只生产了1窝，13%的年轻母猪在第2窝之前被淘汰，仅有50%的母猪达到了第4胎次(Mote等，2008；D′Allaire等，1987；Boyle 等，1998)。D′Allaire 等 (1987)估计，因肢蹄病被淘汰的母猪平均生产2.93窝。

肢蹄病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母猪的利用年限(Anil等，2009)。严重的肢蹄病母猪会立即被淘汰，然后，不那么严重的肢蹄病母猪会影响生产性能，并间接导致被淘汰(Oldham，1985)。很多因为其他原因被淘汰的母猪也可能是跛足的。Anil等(2009)记录了674头跛足母猪在分娩和350d的情况。他们发现，在350d后，跛足母猪被淘汰的风险是非跛足母猪的1.7倍。当母猪出现跛足问题时，它们的生存期为第1次分娩后140d，而非跛足的母猪为302d。Anil等(2008)研究发现，在分娩后35d内被淘汰的217头母猪中，93头母猪的淘汰第一原因是肢蹄病，28头母猪肢蹄病是作为第二原因被淘汰。与肢蹄病母猪相比，非肢蹄病母猪在下一次分娩前被淘汰的几率少了37%。

4.2 死亡率

死亡率，包括安乐死和自然死亡，范围为7%～15%(D′Allaire等，1987；Engblom 等，2007；Lucia等，2000b；Tarrés 等，2006b)，然而，最高能达到20%(Abiven等，1998)。在美国，死亡率的范围为5%～7.4%(USDA，2001)。 按 照USDA(2001)表明，种群中分娩时的死亡率不应该超过3%。尽管造成死亡的风险因素并没有广泛的研究，较大的种群规模、分娩前后的时期(预期分娩期前3d到分娩后3d)、短暂的哺乳时间和断奶都被认为是风险因素(Chagnon等，1991；D′Allaire，1992；Koketsu，2000；Sanz等，2007；Sasaki和 Koketsu，2008；Tiranti等，2003；USDA，2001)。

死亡率随着种群规模的增大而升高(Abiven等，1998；Koketsu，2000)。USDA(2001)于报道，农场中少于250头母猪到多于500头母猪的死亡率从2.5%增加到3.7%。这可能与母猪数和每头母猪受到的关注度有关 (Koketsu，2000)。

平均胎次的死亡率范围是3.4%～4.2%(Chagnon等，1991；D′Allaire 等，1987；Madec，1984)。更多的是，某些特定母猪的死亡率可能和年龄相关。突然死亡和因运动问题发生的死亡更频繁发生在第1和2胎次的母猪(Dewey等，1993；Sanz等，2007)，而每年发生问题更多的则是在年老母猪(Madec，1984)。

Engblom等(2007)报道，在商业种群中，在分娩后发生的死亡最高，而被安乐死的则更多的发生于分娩后1周内或者断奶后4周内。Anil等(2006)表明，在整个繁殖周期中，分娩前后的死亡风险最高，42%的母猪死于这个时期(Chagnon等，1991)。

在文献报道中有少量的有关死亡原因的报道，并且在研究中存在变化。多种因素（如种群的规模和数量、品种、营养和地理区域等）可能造成死亡原因的不同。Chagnon等(1991)报道，在加拿大种群中，心力衰竭(31%)、腹部器官的扭动和不正常(15%)、泌尿问题(8%)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13%的母猪死亡是因为子宫内膜炎或者子宫脱垂。在法国种群中，尿路感染、子宫炎、肢蹄病被认为是产生较高死亡率的风险(Abiven等，1998)。Kirk等(2005)报道，在丹麦种群中，引起死亡的主要是肠胃疾病(42%)和繁殖问题(24%)。在瑞典种群中，循环或心力衰竭(24%)、骨折或者内部损伤(24%)引起死亡(Engblom等，2008)。Kirk等(2005)报道，关节疾病是第二大死亡原因，不论是在自然死亡(93%)还是安乐死(88%)的母猪中。运动系统紊乱是安乐死的主要原因，超过70%；在安乐死的母猪死后调查发现，关节炎占24%～44%，骨损伤占13%～16% (Engblom等，2008；Kirk等，2005)。相似的报道，Sanz等(2007)报道，在美国的种群中，关节炎是安乐死猪验尸后发现最多的，占37%。

降低死亡率的原因与动物福利、员工士气和经济损失相关(Sanz等，2007)。因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母猪的价值、猪生产损失、过早替代母猪的成本和母猪种群质量下降，因为可淘汰能力下降(Sanz等，2002)。■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