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

夏商周时，实行封建采邑制，与之对应是“世卿世禄”制，王室和诸侯国主事职官，由其下属封君贵族担任，多数官职在特定家族内部世袭。春秋战国之际，封建采邑制瓦解，“世卿世禄”制逐渐解体，至秦汉，遂为新的官员选任制度所替代。

从推举到科举

战国时，秦实行“耕战”政策，官员选拔专任军功，统一之后，则开始“推择为吏”“考试取吏”“通法入仕”，但尚未形成系统的职官选任制度。到了西汉时期，逐渐形成了征辟和察举两种职官选任办法。

征辟又称“辟除”“辟举”等，是各级官府任用属员的制度，由各官署和地方政府自行组织完成，聘任对象为椽史以下的低级官吏。察举由中央政府主持进行。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亲自主持了对推荐人选的测试。汉武帝以后，察举成为定制。除“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外，还有孝廉、秀才、文学高第等十多种名目，大体是平均20万人口推荐1人。由各郡国负责遴选，送到京城，再由皇帝主持测试。对诸生考其章句，合格者按其成绩委以文职。

曹魏時，征辟和察举演变为九品中正制。中央政府选派“贤有识鉴”的官员到各州郡，充任中正，根据家世、才、德三项标准遴选人才。

九品中正制与两汉察举制类似，不论是乡里推荐，还是有关部门考察，都更注重“乡邑清议”。选拔标准的客观化程度不足，会使某些沽名钓誉之徒有可乘之机。魏晋在标准中加入家世，当然有利于标准的客观化，但也因此使才、德两条很难量化的标准退居到次要或无足轻重的位置。到西晋，朝廷派驻各地的中正多为地方豪族控制，遴选的人才多为世家子弟，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选拔、推荐的权力重心在地方，中央只是根据地方推荐的结果行使任用权，这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强化，人才遴选权的上移也是应有之义。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设立“秀才科”，每州每年选派3名贡士参加考试。公元606年，隋炀帝定制以十科举人。两汉以来的荐举制遂为科举制所代替。

乡试、省试与殿试

唐朝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分为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科目，其中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主要考经义，进士主要测诗赋。制科是根据需要临时设置的科目，有唐一代，先后设置过120余种。制科考试，官吏和平民都可以参加，凡考中，官吏可升迁，平民则委以相应官职。但因制科科目多针对特殊技艺设置，以农、商、医、土木营造最为常见，故不为士人所重，制科出身被称为“杂色”或非“正途”。

常科考试参加者是生徒和乡贡。生徒是各级学校学生，经学馆考试合格，可送尚书省参加科举。乡贡是指自学或私塾学习的人士，州县考试合格，可送至京城参加考试。考试由礼部主持，合格称及第。结束后，礼部要将及第人员造册登录，交给吏部，再由吏部主持考试，合格者由吏部根据成绩、名次等提出任用建议，报请皇帝批准。

两宋时，科举科目出现较大变化，但进士科仍最为重要。考试内容不再以诗赋为主，而是测试对儒学义理的掌握程度。北宋科举分乡试、省试、殿试三个层次。乡试由州府主持，中试者由州府推荐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会试结束，合格者再由皇帝主持殿试，排定最终的名次。

明朝有省级建制，乡试遂改为在各省省府举行，正常情况下三年一次，时间固定在秋季八月，称“秋闱”。乡试虽在各地举行，但主考官、副考官却由中央选派。大凡在府州县考试通过的秀才都有资格应试，考试通过者称“举人”，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但主考官、副考官都由皇帝临时委任。会试也是三年举行一次，时间在乡试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季二月，称“春闱”。考试名次也分三甲，要到殿试之后才能确定。明清时，一甲只取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赐进士及第。二甲、三甲均无定额。

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得与失

秦汉的征辟和察举，往往诉诸于乡里舆论，看似有一定的民主意味，但舆论本身带有模糊性和主观性，很多时候未必能体现民众的真实意愿，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所操纵，故而当时遴选的结果往往反映地方实力派的意愿。

科举制最大的优势，不是能够更精准地发现和录用人才，而是使人才的遴选有了更客观化的标准和流程，从而使官员的遴选和录用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地方势力的影响，完全为中央所掌控，这显然更符合中央集权政体的本质要求。同时，科举制也为寒门子弟跻身社会上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相应地，也极大拓宽了国家官员遴选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科举制的定期举办，造就了一个数量相当庞大的特殊身份阶层。他们因科举取得功名，因功名而享受包括做官在内的各种法定特权，成为儒学明教和王朝政治的忠实拥戴者，即便没有机会晋身为官，也会作为“准政府成员”（士绅）自愿担当社会治理者的角色。从政治学角度看，科举制的实施有效扩大了王朝政治的合法性资源。

但是科举制测验的都只是应试者的文才或理论水平，而不是实际的行政能力。从行政人才的选拔来说，这种考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自然是很成问题的。事实上，科举大盛的两宋和明朝，其官僚系统的运转效率和治理能力，比之汉唐很难说有所提高，以至于到清朝，一些皇帝有意重用异途出身的官员，对科甲出身的官员却心存歧视。也正因如此，唐宋以后，官员的晋升政绩仍具有决定意义，毕竟政府中大多数岗位真正需要的，是实际的行政能力。

（摘自《人民论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