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茹月

2017年8月14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阿尔菲·伯恩的文章：《左派技术：新机器人权利》，在文中，伯恩探讨了左派理论与当下技术文化之间的关系。

伯恩指出，政府和企业利益直接决定着技术进展的方向，但当技术创新出现时，它被表现得好像只是沿着自身方向前进的技术自己进展的结果——每当一项技术变为现实，人们就倾向于认为它命定如此，就好像它有自身内在的发展目标和规律。糟糕的是，左派似乎对这一叙述信以为真，因此不去讨论改变技术发展方向的问题，而将工作局限于限制技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方面。

由此，左派就围绕两个事情在做工作：“更短工作周”和“普遍基本收入”。

“更短工作周”的前提，是认为既然自动化已经减少了劳动市场的工作供给，那么人类就应该将现有工作做更为平均的划分，以减少失业者人数。比如，无人驾驶卡车在未来的大规模启用，将使得美国至少有三百五十万人失业。“更短工作周”意在减轻此类发明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但问题在于，随着自动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工作将会不再需要人力，因此“更短工作周”并非长久之计。

“普遍基本收入”更为复杂，伯恩认为，如果在美国实行，那么它可能更为符合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因为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许多风险资本家，也都在呼吁“基本收入制度”。技术巨头支持“普遍基本收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害怕来自新近失业者的革命批判。因此，尽管表现得开明而又无私，但扎克伯格们的心思，就是力求社会动荡最小化，同时使得资本收益最大化。更何况，如今工作与娱乐之间的差别日趋模糊，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线生产的內容，很轻易就能成为企业利润，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觉得是在按照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比如，你在脸书上更新朋友圈，你认为你在乎的是“友谊”，但同时这也是无偿劳动：你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聊天、每一次标注，是“分享”，但同时也成了脸书盈利的手段。

伯恩认为，上述解决之道都并非完美，我们需要转换思维，即不再认为技术发展的方向不可避免。因此，在考虑机械化时代的到来时，左派必须批判性地介入决策进程，以决定产出机器人的品种及其服务对象；我们必须为下一代立下理论基石，以帮助他们用与这一代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和创造技术。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人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有人在创作反资本主义的电脑游戏、女性主义者试图使得技术为女性主义议程所用、有组织在生产能够揭露商人和政府官员所犯“白领罪行”的应用软件，等等。伯恩认为，此类尝试展示了与硅谷在技术方面进行角力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