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太光

自2017年4月24日《我是范雨素》在微信公号“正午故事”首发并在24小时内迅速达到10万+的点击，到“我是范雨素”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范雨素本人也成为高光人物，十多天内遭遇媒体围堵，到一个月后喧哗不再，两个月后少有人谈，再到现在的完全沉寂，“我是范雨素”完成了一个媒体事件的所有流程，但其中蕴含的文学思想、文化意义、社会启示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或许，现在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好时机，因为，周围是那么安静，那么宜于思考、写作。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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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火了，而且，火大了，不仅她的非虚构文本《我是范雨素》自今年4月24日在“界面”发表后迅速刷圈，迅速达到10万+，而且与她和她的《我是范雨素》相关的诸多网络文字、评论，也跟着走红、刷圈。

范雨素火了，而且，火大了，她的《我是范雨素》引發广泛关注，但这关注却又如此的杂糅，如此的纠结，甚至如此的分裂。对她和她的作品，有人爱，有人恨；有人赞，有人妒；有人褒，有人贬；有人说她真诚，有人说她矫情；有人说她低调，有人说她张扬；有人说她有才华，也有人说她缺乏文学性；有人说她是“老天爷赏饭吃”，也有人怀疑她为人所代笔，甚至怀疑她是某个团体的“提线木偶”；有人将其原子化，说她只代表她自己，不代表任何团体、群体或阶层；也有人认为她是某个团体、群体或阶层的一个代表，一个佼佼者……

范雨素火了，而且火大了，不仅她本人成为媒体追逐、追猎的对象，让她的社交恐惧症转成抑郁症，她也不得不躲进“附近深山的古庙里”逃避。甚至有几十家媒体去了她的老家，想证明她文中事件的真伪，以至于担心自己80多岁的老母亲会被媒体的围追堵截惊吓着的她，在朋友圈中写下这样的话：“我从不在乎别人说我，我从小到大都是独来独往的人。我现在在乎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80多岁了，如果被媒体围追堵截生了病，那么我将无颜活下去。我的母亲已经吃够了人世间所有的苦，而我又是如此的不成器。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何以求生？我的母亲不愿意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她和媒体说话，只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应该的，应有的尊重。”并恳请朋友圈里的朋友“截图转发”，以阻止媒体去“围追堵截”她的母亲……

这该有多火啊！不仅城门失火，而且都要殃及“池鱼”了。不过，我们都知道，火只是暂时的，在这个追新与弃旧同样迅疾的时代，对于范雨素们来说，平淡、疏离、冷清，乃至冷漠，才是常态。相信用不了多久，范雨素就会变成别的名字，《我是范雨素》也会被别的话题取代，就像那几天她抢了《人民的名义》和“达康书记”的戏一样。必须明确的是，范雨素的火与一般网红的火很不一样，其中蕴含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与现实意义，需要严肃的思考，认真的探究。遗憾的是，在火热的跟帖与评论中，这样的思考与探究却少之又少。为了范雨素的文化与现实意义不被新媒体时代的轻薄、浮躁裹挟而去，为了范雨素不被新媒体塑造成一个纯粹的网红，为了范雨素不至于在海量的传播中变成遮蔽范雨素们生存境况及其诉求的空洞能指，笔者愿意就此落笔，谈谈范雨素的文化与现实意义，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个问题。毕竟，这里边隐含着太多复杂的情感，太多严肃的问题，还有，太过沉重的意义。

我们应该阻挡语词的洪水，我们应该彰显意义的岩石。

2

就让我们从一首诗开始寻找这意义的岩石吧。2013年9月17日，“打工诗人”许立志写下了：“我谈到血，也是出于无奈/我也想谈谈风花雪月/谈谈前朝的历史，酒中的诗词/可现实让我只能谈到血……我向你们谈到这些人，谈到我们/一只只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的蚂蚁/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沿途撒下失眠，疾病，下岗，自杀/一个个爆炸的词汇……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我谈到血，天空破碎/我谈到血，满嘴鲜红”。在这首令人读之泪落的诗中，隐藏着诗人的诗歌宣言：撕开时代的沉默——“纵然声音喑哑，舌头断裂/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而这，也正是范雨素及其作品的意义之所在。

不过，在一个高度消费主义的时代中，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在一个高度名利化、个体化、犬儒化的文化语境中，要想理解范雨素及其创作的意义，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正确的打开方式，而打开范雨素及其创作的正确方式首先要从“我不是范雨素”开始，可对范雨素的诸多解读却偏偏都固执地盯在一个点上：我是范雨素！

关于范雨素的个体化、个性化问题，淡豹应该是较早的阐释者。她在《关于范雨素的手记》中如是说：“我喜欢范雨素的文章，因为她个性化的语言和观察，因为她性别的视角，因为她‘阅读者—作家的语言和思考风格。”她还进一步解释说，“说个性化，是因为，她不是现在流行的分类‘工人文学‘打工文学下的写法。她的长篇中，大哥哥是不认命的农民，小哥哥是少年早慧的神童，小姐姐是提笔成诗的女诗人，都不是常见的农民形象和农村生活经验。她不是直接描述血泪和唤起反抗，不是以命运和不公为中心，是一些博大慈悲的、有凉意的、有距离感的人世观察，一些多情的诗意，语言中有很多的反讽杂义，有流畅轻盈的幽默感。”应该说，淡豹对范雨素作品的把握相当到位，她把范雨素举重若轻的文风、流畅轻盈的文笔、黑色幽默的感觉等都很好地提炼了出来，并由此得出“她不是现在流行的分类‘工人文学‘打工文学下的写法”这样的结论。但淡豹并没有否定范雨素的写作是“工人文学”或“打工文学”。如果非要说淡豹否定了什么的话，那也只能说淡豹否定了范雨素的写作是“流行的分类”“工人文学”或“打工文学”。如果更进一步的话，我们还可以说，淡豹否定的是时下人们对新工人及其写作的刻板印象——在这样的印象中，这些流动在社会底层的人不是木讷愚蠢的，就是焦躁不安的；不是胆小怕事的，就是胆大包天的；不是面目可憎的，就是举止乏味的；不是哭泣抱怨的，就是嘶吼闹腾的……在这样的印象中，这些流动在社会底层的人，似乎与诗意无关，与文学无关，与幽默无关，与温情无关，与轻盈无关……在这样的印象中，“新工人文学”或“打工文学”自然与人类丰富的情感无关，自然是单调的、乏味的、暗黑的、喑哑的、不文学的……然而，抱持这样观点的人恰恰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这些打工者、新工人和我们一样，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阶层或职业分别——打工者、新工人。抱持这样观点的人还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文学是人学。“打工文学”或“新工人文学”同样是“人学”，他们首先需要发出的是“人”的声音：父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儿子的声音，女儿的声音，亲人的声音，朋友的声音……欢乐的声音，悲伤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幽默的声音……沉重的声音，轻盈的声音，粗重的声音，纤细的声音……而后，才是他们作为具体的阶层或职业分别者的声音——打工者、新工人的声音。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由于与一般人相比，他们处于更为沉重、艰难的生存条件下，甚至处于极端的生存条件下，这使他们有可能发出更为丰富多元的声音，有可能发出更为敏感多维的声音，甚至有可能发出为一般人所发不出，并且不能听、识的声音——这当然是真切的“人”声，但却由于承载、挤压了太过沉重、驳杂的压力，而有所扭曲、变形，甚至失真了，因而需要更为细腻、宽容的耳朵和心灵才能谛听、识别。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因为范雨素的幽默与轻盈而惊讶，也不会因为她高度个性化的文风而否认她的新工人、打工者身份。因为，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矛盾与乖离。

然而，偏偏就有人爱在范雨素的诸种身份之间做文章，试图以其中的一种身份遮蔽、抹除另一种身份——最为突出的，就是以其文学身份遮蔽、抹除其新工人、打工者身份。比如，2017年4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号发表了一篇题为《试图从范雨素身上发掘底层声音，不仅不公平，也是投机的》的文章，就试图将范雨素“纯文学”化。作者要求人们评价范雨素，“最好将她视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一个对文学拥有热爱和才华的写作者，一个真正领会了文学力量的女性，只不过刚好出生于不怎么优越的环境。”作者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中国社会的改革任重道远，舆论当然应该批判现实、发出呼声，但如果媒体将发掘底层声音的一个突破点，放在了范雨素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文学标签的个体身上，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投机的。”好像怕这样的告诫还不够，作者又“希望”人们“不要去追问一个心中住着马爾克斯的人，到底希望通过文学改变什么”，“不要反复引导一个早就理解了平等为何物的人，就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问题提出她的解决办法”。这样的言论看似公允，可只要往深处想一想，就会发现发出这样言论的人是何其无知。我们无法理解，如果范雨素的文章中没有底层——底层生活、底层情感、底层意识、底层认同——人们怎么会从中“发掘”出“底层声音”来？我们无法理解，如果对文学无所寄托、无所希望，范雨素为什么会写下“我的命运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样的文字？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认同她说自己之所以写作只是因为想“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我们也不应该以为她的“精神欲望”就是要与自己立身其间的阶层隔离，就是要做一个与世无争的所谓“作家”。与其这样说，毋宁说她对写作更不信任。在朋友圈中，她告诉朋友们，如果因为《我是范雨素》自己无法再做家政工的话，那自己还可以做写字楼的保洁，而不是做什么作家——在这短短的对话中，她对自己所身处阶层的认同感跃然纸上，她对所谓空头文学（家）的不认同感同样跃然纸上。“周刊君”还告诉我们他能想到的“访谈范雨素最恰当的方式就是‘与范雨素对话”，而且是“一个普通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对话，一个从文学的视角切入与一个写作者的对话，一个萍水相逢交换一下生活意见的对话”，“一个关于‘我们都要直面苦难又该如何随时抽离的对话”。这样的话，看似平易、平实，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高蹈、空虚啊！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离开了范雨素的具体处境，即她的新工人身份与生活，我们该如何与她“对话”？即使有所对话，我们也无法确认这对话在什么程度上有效。而且，离开了她所身处的环境，我们更无法知道该怎样“直面苦难”，该如何从这苦难中“随时抽离”。或许，我们在文字中可以从苦难中随时抽离，但在现实中呢？

实际上，所有只是将范雨素当作单数的“范雨素”而不是复数的“范雨素们”的人都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一个文学爱好者常犯的错误，那就是放大了《我是范雨素》中的幽默或轻松。在一个轻浮的时代，我们已经把幽默当作了轻松，当作了滑稽，当作了段子，而无法理解其背后的辛酸与沉重。可实际上，这辛酸与沉重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时候，比直陈的辛酸还要辛酸，比直陈的沉重还要沉重。在范雨素的冷幽默背后，就蕴含着这样的辛酸与沉重，就蕴含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非如此，我们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将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本装订拙劣的书——又有谁愿意自己的人生是一本装订拙劣的书呢？非如此，我们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将自己的母亲、哥哥、姐姐比作天赋异禀的“奇人”——就是这样的“奇人”，在泥淖般的生活中也不得超脱，因此，她只好让他们在纸上神奇。非如此，我们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在半夜三更哄着雇主的小女婴睡觉时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她想起了自己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吗？”非如此，我们不能理解她看到漂亮的女雇主“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时的“恍惚”感——她“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没有“特异功能”来解放自己，来解放自己的亲人——自己年迈的母亲，自己年幼的女儿，自己落魄的哥哥，自己失意的姐姐，自己陨落的弟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没有“特异功能”来解放自己，来解放自己的工友、同伴、同类，所以只能冷幽默自己，冷幽默他人，冷幽默过去，冷幽默现实，以化解生活中茫无涯际的沉重与无奈。而后，再重启生活的按钮。坦白地讲，《我不是范雨素》之所以走红，除了淡豹在《关于范雨素的手记》中提到的她独特的文学禀赋、性别意识等因素之外，她文章背后深深的无力感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正是这种无力感，吸引了一大批人，引发了情感的共鸣、共振。而这共鸣、共振又反过来证明：范雨素不只是“范雨素”，还是“范雨素们”。

如果说，在《我是范雨素》中，她的写作动机是因心疼而思念母亲，因而私密性较强，公共性因素较为隐秘的话，那么，她在2017年打工春晚上朗诵的《家政女工》这首诗，公共意识则极为明显。让我们读一读其中的三节，共同感受下作者的心灵温度与频率：“我思念遥远的家乡/我的还不到一岁的幼女/顶层设计的玉米棒子/三十年没变//都是六毛钱一斤呀/地里挣不出来奶粉钱/我的孩子//为了养活你/我做了城里人的保姆/我的孩子/成了有妈的孤儿/白天/我假装幸福快乐地抱着别人的孩子/只有无人看见的夜晚/我才悄悄地哭泣”。

在这首诗中，不仅给人做保姆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思念之情催人泪下，而且都市雾霾、股灾、粮食价格低贱等公共议题也适时出现，成为母女分离的背景。范雨素告诉我们，她写这首诗，起因于2010年春节正月初五在位于北京三元桥的一个家政公司遇到的一位哭泣的母亲：“这位哭泣的年轻妈妈来自甘肃，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为了能找到活干，她正月初三就从家里出发，来到北京。她虽然是1980年代后，可没有上过一天学。是跟着她的妹妹来的北京。”由于不识字，虽有年龄优势，但找工作的难度依然很大，“一想到找工作不容易，孩子那么小，妈妈就离开了。小孩吵闹时，还会被脾气火爆的爸爸暴打。甘肃妈妈只有难受得呜呜咽咽地哭。”令人悲伤的是，“坐在宿舍里的每个农妇都是母亲，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剜心剜肺的思念之痛。为了自我保护每个人都戴着一副麻木、冷漠的面具。用麻木、冷漠来织就成坚硬的铠甲，来保护自己柔软、滴血的心。”对此，她反思道：“大文学家总是深情地赞美：母亲是家庭的灵魂。可当今的社会，每个农家的灵魂都来到城市艰难求生。乡村没有灵魂了，城市的血盆大口把乡村的灵魂吞进肚子里。乡村凋零破败，无法求生。乡下的孩子没有了母亲的呵护，孩子们身上还被挂上了丑陋的标签，叫‘留守儿童。”她继续追问道：“妈妈在外挂念孩子，孩子在老家哭着想妈妈。可是什么时候能改变这种局面呢？”面对着这样的诗歌，面对着这样的直陈，面对着这样的追问，我们还能简单地说范雨素就是范雨素吗？我们还能说采访范雨素的最好方式就是与她进行文学对话吗？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批评从范雨素身上发掘底层声音不仅不公平而且投机吗？而她2015年6月有感于毕节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而写下的《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一诗，集体意识更为突出，在诗中她这样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孤独迷茫，/在高楼上，/在绝望中跳下，/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燃起篝火，/在寒夜中死去！……我只读了五年书，/就找不到，/一张没有拆迁的课桌。……”面对这样的连绵追问，我们还能说这只是她一个人的心声与诉求？她还在“旷野无人的深夜”哭泣、祈求：“祈求大地我是一个农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农民工。”祈求：“我的孩子，/毕节的孩子们，农民工的孩子们，/都有来生。”祈求：“在来生，/所有母亲的孩子，/不叫留守儿童，/不叫流浪儿童/他们都叫做，/六十年前，/毛爷爷起的名字，/祖国的花朵。”面对这杜鹃啼血般连绵的哀告与祈求，我们还能说这只是她一个人的心声与意愿？！

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么，只要稍微认真一点，多读范雨素几篇作品，就会发现这样的“评论”是多么的无知；如果再走走心，从网上搜一搜、查一查有关留守儿童的数据，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评论”是多么的轻飘，是多么的不负责任。为了让我们能够记住范雨素所“代表”的群体，我把从网上查到的数据记录在此：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而在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之后，民政部2016年11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留守儿童数量是902万。即使采用902万这个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范雨素的诗歌有着多么广泛的人口与情感基础。再加上那些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那些因打工而“名存实亡”的家庭，则范雨素作品的人口及情感基础将更为广大：这就是底层意识的来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理解《我是范雨素》必须从“我不是范雨素”开始，因为，离开了这个前提，必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范雨素”撕开了时代的沉默，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沉默，而是一个集体、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沉默。

3

在谈完“我不是范雨素”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谈“我是范雨素”，即更好地谈范雨素的个性，谈其《我是范雨素》等作品的文学性。

在这个问题上，随着《我是范雨素》走红，也遭到不少质疑。最刺眼的是自媒体人和菜头戏仿《我是范雨素》的《我是和菜头》。如果滤除其中的油滑和下作，这篇文章其实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即和菜头认为《我是范雨素》之所以走红，并不是因为范雨素有文学才华，而是因为她展示苦难、悲情、弱势，而这又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不定期炫耀同情、温情、眼泪形成合谋。而一篇题为《夹带私货的范雨素和她的背后推手》的网络原创文章则更加彻底——彻底得下作。这篇文章的作者除对范雨素进行侮辱与攻击外，还推断范雨素“夹带私货”“跟建设高铁干上啦！”还“建议有关部门进行查证，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他甚至质疑《我是范雨素》一文作者的真实性——“文章并不是她写的，她很可能只是通过口述提供了一些信息”，猜测她是“某组织”的“提线木偶”。简而言之，这篇文章同样以阴暗的方式质疑范雨素的文学才华与个性。

这两位作者，字里行间，扬扬自得，以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然而，这并非什么新现象，不过是沉渣泛起。其实，早在2004年底层文学浮出地表时，一些人就曾以这样的方式质疑过，认为底层文学展示苦难、炫耀暴力，毫无文学性。对这样的质疑，我们的回答也是一贯的——我们首先要请质疑者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阶层，打工者、新工人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苦难？更进一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是不是苦难的因素、烦恼的因素、沉重的因素、暗黑的因素大于欢乐的因素、舒心的因素、轻松的因素、明亮的因素？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事实的话——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得了这是事实——那么我们需要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他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写一写自己的不如意，写一写自己的痛苦，写一写自己的“烦恼人生”，又有什么不可以？难道这不是正常的吗？我们的一些“正人君子”不也经常在文字中展示自己的“烦恼人生”吗？最后，我们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理由指责范雨素展示苦难呢？事实上，仅《我是范雨素》一文就可以将这样的指责驳斥得体无完肤——读过文章的人都看得出来，尽管在生活中遭遇了太多的不如意，但范雨素却没有以牙还牙，相反，尽量在自己并不光明的生命中凝聚光明，并将之投射到身边的人，尤其是弱者身上：“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我猜测，对范雨素而言，这或许是实际的行动，也或许是文学的吁请，可无论这是实际行动还是文学吁请，我们都应该为她写下这样的文字点赞——许多比范雨素学历高、职位高、知识多、财富多的人，不仅在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举动，就是在文字中也没有这样的吁请。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毫无正心诚意，反而将文字当成污水到处泼洒——和菜头和王小钰泼在范雨素身上的，不就是这样的污水吗？

跟和菜头和王小钰的阴暗质疑不同，一些“纯文学”作家也或公开或私下地发问：《我是范雨素》是文学吗？有文学性吗？这样的发问不乏真诚，因而我也愿意真诚地回答：这样的发问同样是错误的！1936年3月11日，鲁迅在为白莽的《孩儿塔》作的序中说：“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鲁迅的这段话，用在范雨素身上，用在新工人作家身上，用在打工诗人身上，同样恰切，因为他们所写的，正是“别一世界”的诗。

我们的一些“纯文学”作家经常念口诀一样念叨“文学是人学”，可却又往往在念叨中忘记了这话的真髓。文学固然是“人学”，但这里的“人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即人的七情六欲。“人学”所关注的，除了这样的问题外，应该还有更高的层次，即人的生存问题，甚至是人的生死问题。伟大的文学所要处理的，往往是极致的情感，甚至是极端的情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更高层次的“人学”问题。上文已经说过，跟一般人相比，新工人的生存处境相对艰难乃至极端，因而他们的情感往往也处于极端、极致状态，只要他们有能力将这种状态“记录”下来，他们的“文学”就比我们口中的文学更是“人学”——这就是打工诗歌或新工人文学最原初也最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想一想打工诗人陈年喜的《炸裂志》，想一想他“身体里有三吨炸药”，“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这是怎样的“文学”，又是怎样的“人学”！想一想打工诗人许立志，想一想他咽下的那枚“铁做的月亮”，想一想他像一颗“螺丝”一样“掉在地上”，这是怎样的“文学”，又是怎样的“人学”！想一想新工人诗人小海“每颗心都有世界，每个人都是江河”的詩歌宣言，这是怎样的“文学”，又是怎样的“人学”！想一想范雨素疾风骤雨般的追问，想一想她的祈求，想一想她“所有母亲的孩子”在来生“不叫留守儿童，不叫流浪儿童”，都叫“六十年前毛爷爷起的名字——祖国的花朵”的心愿，这是怎样的“文学”，又是怎样的“人学”！

实话实说，通过范雨素的创作，通过新工人艺术，我看到了某些所谓“纯文学”作家、批评家的自以为是与故步自封。我们的一些“纯文学”作家，要么将“文学性”挂在口头上，像礼赞上帝一样礼赞这个词汇，以为这样“文学性”就会灵魂附体，赋予他们无尽的文思与才华，岂不知，这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论上的错误。我们可以说鲁迅的作品有文学性，可以说张承志的作品有文学性，可以说阿城的作品有文学性，可以说范雨素的作品有文学性，但我们却不能说有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性上帝一样存在着，只要我们虔诚地跪拜它，它就会显灵、附体。实际上，对作为主体的作家来说，与其相信文学性的神秘，不如相信才华的可靠。是的，那些大作家作品中的文学性，不是来自他们对“神祇”的忠诚，而主要地来自他们的才华，来自他们对自己才华的挖掘、打磨与升华。具体地说，一方面来自他们对文学技巧的研究与学习，另一方面来自他们对生活的突入、吸收与消化。切记，这生活不仅是作家个人的生活，还是一个时代的整体生活，是所有人的生活，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们的一些作家往往在对文学性的礼赞中忘却了“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而这，正是范雨素警醒我们的地方，也是范雨素的意义之一种。

而这，正是我们说“范雨素”是撕破时代的沉默的原因之一种。

4

最后，我还想再谈谈范雨素及新工人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自创立以来，就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每当中国社会遭遇沉重的压抑、遮蔽而万马齐喑之时，文学就会充当时代的号角，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喊破时代的沉默。在这一传统中，一个最为可贵的支脉就是每当这个社会的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遭遇不公与不义，呼吸不能顺畅，声音不得张扬，生命不堪其重时，文学总是及时给予道义的支持，总是满怀热情地为其鼓与呼：鲁迅的《故乡》《祝福》等就是为闰土、祥林嫂们的悲惨遭际鸣不平的力作；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则喊出了中国诗人对于劳动者“母亲”的同情、理解与爱；歌剧《白毛女》既让观众目睹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人间惨剧，因而流下了辛酸的泪水，更让观众欣赏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壮丽正剧，因而发出了响亮的笑声，而且让观众在笑与泪的转换中，寻回了为人的尊严，确立了生命的意义。进入“当代”，这一传统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张扬：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人民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仅写出了中国农民建设新农村的辛劳与荣耀，而且也画出了他们走向未来的多样身姿。这不仅仅是一种吁请、一种召唤，更是一种提醒、一种鞭策，一种对于精英阶层的提醒与鞭策，提醒他们中国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付出了怎样的牺牲，鞭策他们为中国农民进入明亮的未来而鼓与呼。进入“新时期”之后，虽然随着中国大转型，“人民”渐渐隐退，但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则重启了哀民生之多艰的叙事传统，继续为农民书写，为农民陈情；更为感人的是，当“人民”在文学与社会中几乎同步隐去，渐行渐远时，仍有作家在为其争取作为主体的权利与尊严，比如张承志，自1978年发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起，他就把对人民的礼赞，作为自己文学的重要母题……

然而，进入新世纪，当中国社会在巨大的变动中形成一个庞大的底层——打工者、新工人是其主要组成者，这个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遭遇普遍压抑等，需要全方位关注时，尤其是需要文学的光亮时，我们那原本有着感时忧国传统的文学，我们那原本有着呐喊传统的文学，我们那原本愿意为弱者发声的文学，却变得日益萎缩、日益犬儒、日益功利了，在这个沉重而尖锐的现实面前，保持了可鄙的沉默——这可真是我们的悲哀，真是文学的悲哀。

就是在这普遍的漠视中，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开始学着为自己发声，开始学着以文艺的方式为自己发声——开始叫“打工文学”，后来叫“新工人文艺”。客观地看，仅此一点，无须其他，这一事件就足以载入中国当代文艺史，而且应成为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页。一开始，这样的发声还是凌乱的、微弱的、此起彼伏的、不自觉的，但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鲜明，也越来越敏锐、越来越犀利。在唐以洪、陈年喜、谢湘南、郑小琼、乌鸟鸟、邬霞、许立志等“新工人”的诗歌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故乡的沉沦、都市的冷硬、劳动的异化，不仅看到了前进之无望、撤退之艰难、活着之沉重，不仅看到了无穷的订单、无边的流水线、无尽的劳作，也看到了疲惫、挣扎与呻吟，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冷硬，看到了沉默的浓重与可怕……直到许立志以其行为艺术般的纵身一跃发出一声“绝望的回响”，直到他以其血肉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我们才听到，那浓重的沉默，那无边的沉默，那死一般的沉默，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样的写作，固然犀利、固然刺目，固然震撼，却是有限的，因为这太过悲情，太过“耻辱”，也太过缺乏有机性。与之相比，新工人艺术团已经持续了十五年，而且还要持续下去的社会与艺术探索与实践更值得重视与褒扬，因为，这是更加自觉、更加有力、更加有机，也更有持续性的艺术实践。十五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现实变化，新工人艺术团在不同的维度与层面上展开持续探索，不仅发起了诸如创办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工人大学、同心农园等一系列社会实践，以及打工春晚、文学小组、新工人影像小组、新工人戏剧工作坊等一系列文艺实践，而且在文艺创作中始终秉持“为劳动者歌唱——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的宗旨，创作了许多反映新工人生存状态及其社会诉求的文艺作品，在一个流行“自己的歌”的时代唱响了“我们的歌”，其文艺实绩，其文艺价值，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范雨素的“走红”，不过是新工人艺术团实绩之最新一种。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说“范雨素”的意义是：撕开时代的沉默！

在《生活就是一场战斗》这首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散开之后是漫天的星星。”聚是一團火，散是满天星。说得多好呀。

范雨素就是这一团火中的一颗星，又是这满天星中的一团火。

她的火红，她的闪耀，告诉我们，这时代的沉默已经被撕开了，而且还要被撕开得越来越大，直到他们的生活中不缺光明、不乏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