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国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人口红利的延续和拓展——以南通为例

王金国

（南通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通 22600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人口红利的延续和拓展提供了新视角。以人口红利几近枯竭的地区——江苏省南通市为例，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剖析新型人口红利形成机理和内在联系，在经济社会新常态下要通过挖潜创造数量型、结构性和质量型三种人口红利，既要延长现有人口红利期，又要积极拓展新的人口红利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人口红利；供给侧改革；南通

一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但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人口总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结构已发生转变，劳动力人口比重逐渐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重日渐增高。截至2015年底，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 096万，占总人口的66.3%；60周岁及以上人口22 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1%；65周岁及以上人口14 386万，占总人口的10.5%。其中后两项指标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红线”。我国在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出现了拐点。

2015年11月初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与传统需求侧管理相比，供给侧改革更侧重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上，由于资本积累相对于劳动力供给的“溢出”，资本的边际报酬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递减现象，因此劳动力已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与之相对应的人口制度改革也成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图1 劳动力供给曲线及刘易斯拐点

一般来说，刘易斯拐点是人口红利拐点出现的前兆。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通常可以用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来判断。从宏观数据看，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65年的峰值37.88‰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18.25‰。在1987年之前有少量上升，随后基本上处于一路下降趋势。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以数量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日渐式微，近年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用工贵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当出现刘易斯拐点后，中国原先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二、供给侧视域下的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已不复存在，这会使中国经济产生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由原来需求决定性经济转变为供给决定型经济，这是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增加人口总量和调整人口年龄结构，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延续人口红利；二是通过加强教育尤其是针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扶贫投入，使全社会人力资本得到有效积累，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新的人口红利；三是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促进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三个内在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供给侧改革能带来“数量红利”、“质量红利”以及“结构红利”等三种不同的人口红利。这三种人口红利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空间转移实现的“结构红利”，同时能带来劳动力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诱导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由依靠劳动力数量增加向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即实现“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而在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提升的基础上又能进一步带来增量红利，即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放大“结构红利”效应，由此形成三种人口红利之间不断循环提升的效应。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全面两孩”带来未来人口红利的延续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放开两孩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大量新生儿在未来将提供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这将有利于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随着新生人口的增加，家庭用于住房、教育、文化娱乐、食品、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方面支出将逐渐增加，与之相关的产业如房地产、汽车、教育培训、家政服务业、母婴产业将得到大力提振。此外，伴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增加，政府会加大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投资，会直接带动就业，相关产业的企业和员工会因此而增加收入，当他们收入增加以后，会提高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进一步拉动其他消费，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由此来带动经济增长。

从居民家庭的角度看，全面两孩还会产生新的家庭储蓄动机。Ronald Lee和Andrew Mason提出，伴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为应对老年时期可能发生的危机而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学术界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全面两孩”后，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低水平和不完善，尚未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家庭为了应对将来孩子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方面的消费需求，会产生强烈的储蓄动机，这样家庭“养老储蓄”和“养孩储蓄”动机将会叠加，从而形成资本供给充足等对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使未来人口红利得以延续。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作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力现在已经出现规模报酬递减趋势，要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更多依靠规模报酬递增的要素如知识、教育、创新、制度等。人力资本是集中体现这些要素水平的一个综合性变量。

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可用以下公式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人口数量×人均文化技术水平。可见，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不能单纯依靠人口数量的增加，还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我们发现很多发达国家人口稀少，劳动力短缺，没有任何人口数量红利，但并不影响其综合国力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些国家主要就是依靠教育、培训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及全社会的创新能力。这说明人口红利不等同于数量红利，还与人口素质的高低密切相关。从历史趋势看，人口红利一般会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在产业低端时出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高端化，资本、智力和技术投入的产出比将超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比，传统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将会被质量型人口红利所代替。

质量型人口红利是中国在刘易斯拐点后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当前中国质量型人口红利还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如广大贫困落后地区劳动力存量大，但文化程度低，普遍缺乏职业技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时期的头等大事来抓。扶贫要改以前的“输血扶贫”为“造血扶贫”，就是要通过“教育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基因。同时通过加强对贫困地区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注重培训的实用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全面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贫困落后地区人力资本这一短板补齐以后，将会显著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对我国创造新型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构型人口红利——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

供给侧劳动力要素改革要求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增强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活力和平衡各地区劳动力供给从而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和配置效率，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中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有重要意义。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一个户口迁移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各方面的社会管理体制问题，其中就包含土地制度的完善。如果不把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身份两者“松绑”，就会构成对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的约束，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2016年2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无疑解决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还有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人口红利不仅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充足供给，还表现为由于区域经济差异带来的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劳动力的流动过程本身就是另一种人口红利——结构型人口红利实现的过程。所谓结构型人口红利是指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富裕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拉动作用。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可以从非农就业倾向、平均工作时间等方面释放人口红利。首先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将增强农民的非农就业倾向，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提升就业质量，弥补城镇劳动力供给的总量不足和结构性缺陷，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劳动力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有助于从工作时间长度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候鸟型”农民工在城市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年294天，在城市的打工年数平均有8-9年，但如果农民工解决了户籍和社保问题，实现和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能在城市定居，这个时间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对农民工提高收入和城镇化进程都大有裨益。

三、个案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面临的人口问题各不相同。为了研究的针对性，本文选择江苏南通市作为个案研究，是基于南通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城市行列的地区之一，对于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南通人口概况

南通市位于江苏东南部，居长江入海口北岸，南临长江，东濒黄海，与上海隔江相望。南通是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现代化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止到2015年末，南通市常住人口为730万人，户籍人口766.77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7.60‰，人口死亡率8.98‰，人口自然增长率-1.38‰。南通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二）南通人口红利期及刘易斯拐点判断

目前学界对人口红利期的判断众说纷纭，主流观点是用人口出生率降低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来判断刘易斯拐点及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

1. 人口出生率

图2是南通市部分年份人口自然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南通市人口出生率除少数年份有波动外基本呈下降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出现持续低出生率。南通市人口死亡率基本呈现出平稳的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这与当时南通地区出现老龄人口潮现象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人口死亡率的持续稳定下降导致南通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人口出生率保持高度一致，也呈持续下降趋势，并从2002年开始出现连续14年的负增长。

图2 南通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南通市的总和生育率自1982年起一直持续下降，“六普”时南通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0.95，之后几年均维持低于0.95的水平。通常，国际上以低于1.3的生育率被称为“极低生育率”，以此标准，南通的生育水平已连续多年处于“极低生育率”，达到超低生育水平。

2. 人口年龄结构

南通是全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2014年末南通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53%，15-64岁人口占71.23%，在江苏省仅高于徐州（70.24%）、宿迁（70.43%）、连云港（70.45%），60岁以上人口191.68万，占总人口26.27%，65岁以上人口133.10万，占总人口18.24%，均列江苏省之首，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并快步向超老龄化（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20%以上）迈进，这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老龄化水平。

从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市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历程看，南通市少年儿童段人口（0-14岁）比重由1982年的23.61%降至2014年的10.53%，除个别年份外，全社会少年儿童的抚养比重不断下降。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数量无论是总量还是占比都持续增加，由此导致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增加。劳动力人口数量在改革开放初期呈稳定增长态势，给南通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此后南通市劳动力人口呈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南通首次出现劳动力人口、农村劳动力、就业总人口同步大幅度下降，这预示着南通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正加速关闭。

（三）南通人口红利延展的对策

1．用好“全面两孩”政策，补充数量型红利

“全面两孩”政策对于南通这样一个高度老龄化和超少子化的地区尤为重要，用好这项政策能补充南通未来发展所需劳动力，增强城市发展活力和后劲。但一项生育政策能否转化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还取决于相关配套措施是否完善。由于过去几十年来南通一直模范地执行一胎政策，产生了惯性思维，再加上现在生育二胎的显性成本和机会成本偏高，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让群众知晓这一政策利国利民，营造生育两孩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破除“一个孩子好”旧观念，树立“两个孩子好”新理念。其次要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政府财政应给予生育两孩家庭养育补贴；延长二胎孕产妇假期，对于用人企业的损失给予相应减税补偿；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等。

2．促进劳动力流动，释放结构性红利

“全面两孩”政策具有时滞性，对于目前南通劳动力短缺“远水解不了近渴”，亟需通过加快劳动力流动释放更多的结构性红利。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实施更灵活的户籍政策，消除制度性体制性障碍，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陆海统筹发展的要求，南通还应引导更多的本地农业人口到南通滨海园区就业和居住生活，提升、平衡南通市区、沿江、沿海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二是积极吸引外省劳动力来通就业。目前外来人口中从省外来通的约占35%，来通人数较多的省份主要为安徽、山东和河南。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顺利就近在当地就业，薪酬水平与南通的差距正在缩小，南通对外来务工者的吸引力正在渐渐失去。因此，南通应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制度引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要打造几个“旗舰型”、“航母级”企业，实现“产业引人”；通过建设交通便捷、治安稳定、生态宜居的中心城市，实现“环境引人”。

3．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加质量型红利

南通是著名的“教育之乡”，但人力资本水平却不高。根据最新人口普查资料，全市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比全国平均数少1 264人，比江苏省平均数少3 149人，在江苏省排在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之后，居全省第七位。南通虽然基础教育发达，高考本科录取率高达80%以上，但据不完全统计，南通籍大学生的返乡就业率却不到四成，很多毕业生留在了高校所在地或者一线城市工作，这也造成了南通本土年轻高学历人才流失，影响城市活力与创新能力。提升南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提升的基础。南通应重点发展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部门和业态，实现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加盟，同时还能让大量通籍在外大学生回家乡干事创业，实现人生理想；二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在南通基础教育辉煌的基础上努力提升高等教育、中高职教育、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三要创新职业院校办学体制，主动策应南通“十三五”产业布局，在人才培养方式、专业设置上适应南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产业人才；四要建立健全外来流动人口就业培训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来人口职业技能、文化知识的培训和教育，提升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供给侧改革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补充人口数量；二是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流动；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之相对应，供给侧改革产生的人口红利分别有数量型、结构性和质量型三种，这既有对人口红利外延的拓展又有对其内涵的挖掘。对于本文所选样本城市南通来说，人口红利几近枯竭，应抓住供给侧改革的契机，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1] 龚刚. 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13-20.

[2] 李勇辉, 罗理恒. 人口红利、劳动力跨行业配置与经济可持续增长[J]. 经济问题, 2016(4): 13-20.

[3] 王叶涛. 新型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13: 29.

（责任编校：彭 萍）

Expansio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the Context of Supply Side Reform: Take Nantong as an Example

WANG Jingu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tong Open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226006, China）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aking Nanto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at is a region with a demographic dividend that it is almost exhaust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nternal relation of the new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and it offers a proposal that quantitative, structural and qualitative demographic dividend that should be explored to extend the exist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t expands that the new demographic is dividend to maintain steady economic growth in Nantong.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supply side reform; Nantong

F 202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7.03.009

2096-059X(2017)03–0048–04

2017-03-03

江苏省南通市人口发展研究课题（2016NPA-33）

王金国（1979-），男，江苏海安人，讲师，经济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人口与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