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婕

一件在历史上被忽视的东方乐器
——丝绸之路上的水平式角型竖琴研究

王雅婕

水平式的角型竖琴较为独特，以往中国学界几乎未曾对此类乐器有过关注。但其在早期西亚地区却自始至终有着广泛的运用，并多使用在列队、行军中，具有一定的“指挥”作用。波斯萨珊王朝的此类乐器形制已经较美索不达米亚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系弦于横梁、演奏时共鸣箱平置于底部、用棒状拨子演奏等特点仍然保持了下来，而其应该也与后世的中亚巴泽雷克、中国新疆且末等地所发现的“皮囊腔”形直角竖琴实物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此类乐器属于哪一种箜篌乐器的类别？具有怎样的形制、样式、功能？又在东西交流中存在着怎样的传播和流变呢？这些都将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水平式角型箜篌；乐器东传；丝绸之路音乐交流

西方的竖琴(Harp)类乐器在中国的胞兄叫作箜篌。竖琴乐器属弦鸣乐器中的拨弦乐器，它通常具有一种近似三角形的轮廓。古代东方的竖琴不同于现在西方竖琴，其往往是缺少三角形的一边的两边体，也就是没有现代竖琴的琴柱，而为敞开式不封口的近三角形边框。这种开放式的竖琴又可以再分为弓型和角型两类。它们之间的区别除整体形状不一样外，则主要在于弓型竖琴的共鸣箱在底部，弦系于琴颈；而角型竖琴的共鸣箱为琴颈的一边，并系弦于下端横梁的位置。

目前学界的分类一般称中国的箜篌名乐器有卧箜篌、竖箜篌和凤首箜篌三种，其中竖箜篌类又可分为角型箜篌和弓型箜篌两样。而除齐特琴类的卧箜篌被视为中国的固有乐器外，其他类型的箜篌均为与中原本土乐器文化相异的外来乐器，这也几乎已经是学术界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论断。然而，对于中国箜篌类乐器的分类是否还可依照分类学和乐器学本身的内涵做出不同的理解？其形制样式与演奏方式究竟如何？又是发源于何地，并进行了怎样的传播呢？笔者将在下文中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新疆的水平式角型竖琴

事情的源起还要从1996年中国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地区出土的两架竖琴乐器实物说起。此两件乐器的出土轰动了当时的整个史学界。经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其出土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形制区别于现存于日本正仓院的我国唐代竖直式角型箜篌，是目前存在于我国境内的仅存的箜篌乐器实物，并且也将我国可考的箜篌乐器存在年代向前追溯至了春秋战国时期。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两件箜篌乐器实物共鸣箱形状略有不同，依照尺寸可分为大、小两件(图1)，它们都属于前3-前4世纪的产物。从形制上看，它们的共鸣箱体均为挖空的，中间细两边粗的细腰型设计，且腰部两侧形状不均。其琴颈从共鸣体上直接伸出，连为一体，并在琴颈外侧一端的尽头处，挖槽固定有向上竖起的系弦弦杆，使其与共鸣箱体形成一个角度，成为一种角型箜篌的样式。其形状侧看似原始生产工具“犁”的样子，而如俯看，便又与弹拨乐器库姆孜酷似。

图1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小箜篌(上，图片来自网络)，大箜篌(下，笔者拍摄)

这两只箜篌在出土时弦已损坏，但庆幸的是其弦杆上都还分别留有三条明显的系弦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其为三弦的形制。而根据《发掘简报》的记录：此两件乐器的制作用材为新疆当地自产的柽柳木或胡杨木，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应是在新疆当地制作完成，或者是其制作工艺与类型已经完全被当时当地新疆一带的人们所融汇、吸收和掌握，而非单纯的外来品的直接埋葬。

此外，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的洋海古墓中，也出土有一件前3-7世纪的角型箜篌实物(图2)，其在结构、材质、形状等方面都与上述扎滚鲁克箜篌大体相同。但共鸣箱的形状为椭圆形，更为接近埃及椭圆形共鸣箱的长颈琉特琴的样式。

图2 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箜篌实物(笔者拍摄)

而对于这类乐器的演奏方式是竖直的还是水平的，挖掘报告和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当中普遍没有指明，②见于目前此类箜篌乐器研究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其与中亚箜篌乐器有着异曲同工的极大相似之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亚的这类乐器。

二、中亚的水平式角型竖琴

存见于中亚的此类乐器例证，是1947年时，在中亚阿尔泰地区的巴沙达尔(Bashada，前520年)和巴泽雷克(Pazyryk)2号墓葬(前390年)中，先后发现的约前6-前4世纪的木质共鸣体水平式角型竖琴乐器实物。其中，年代较早的巴沙达尔竖琴在出土时损坏严重，仅能找到一些残渣断片，但分析其形制应是与巴泽雷克竖琴相类似的。令人欣慰的是，巴泽雷克2号墓葬中出土的竖琴则仍相对完整，它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从复原件来看，其主要形制样式如下：

1.共鸣箱整体为一个中间挖空的实木体。

2.琴体呈中间细两边粗的“细腰状”。

3.推测其共鸣箱原本应覆盖有皮革或木质覆盖面。

4.在共鸣体一端有一个短小的木棍，用以系弦。

图3 巴泽雷克竖琴出土原型(3-①)及复原后的侧面图(3-②)和俯视图(3-③)

由于没有演奏的图像和文字资料印证，学者们对其演奏方法纷纷展开了讨论。其中博·劳日格伦博士的主张是其应为用拨子弹奏的类型，③这便同早期西亚的此类乐器非常一致(下文详述)。但是考古人员并没有在其出土挖掘现场看到拨子，或者类似的物品，而这到底是没有放置，还是丢失，还是原本即没有匹配，现在已经无从而知了。另外博·劳日格伦先生对此乐器的形状和演奏法方面也指出：“从形状来看，巴泽雷克竖琴属于三角竖琴，但它在当时是以水平姿势还是垂直姿势演奏的呢？……我们无法判定这一乐器究竟是何种竖琴。但就我个人来看，它应该是水平竖琴。”④

并且，据学者鲁坚科的研究及DNA鉴定认为：该墓葬为夫妻同葬墓，其中男子年长约六十岁左右，蒙古人种，体表纹身面积大，似暗示着其身份的高贵；而其妾室40岁出头，可能曾为一名竖琴师。⑤笔者认为该墓主人信息与该竖琴的来源问题可能具有较大的关联，需后续展开大量研究证明，因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内，故暂且不论。而在对此乐器的形制类型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笔者也不禁发问：在新疆、中亚出土的此类乐器是中亚一带的产物还是丝绸之路乐器文化传播的结果呢？考虑到东方乐器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特征，并沿着丝绸之路倒推，笔者在印度也同样发现了此类乐器。

三、印度的水平式角型竖琴

与弓型竖琴相比，印度的角型竖琴图像则相对显得非常罕见，可见其在印度的影响远不及弓型竖琴。但是也有图像表明，早在1-2世纪的时候，水平演奏的角型竖琴已经在犍陀罗等地出现了。比如现藏于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犍陀罗地区1-2世纪的舞蹈与音乐表演浮雕上(图4)，右数第二个乐人明显在持拨子演奏此类乐器。并且我们也可从演奏者的身体轮廓，以及卷发、高鼻的形象判断其应为西方外来人组成的乐队，而联系犍陀罗地区的希腊影响，西亚早期对希腊的巨大文化冲击，以及该乐器在印度出现的数量极少等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乐器是伴随亚历山大东征等东西交流事件和队伍从西方传至印度的反应。其可能仅仅是外来乐在印度的再现，而没有被印度人大规模地吸收和运用。

图4 犍陀罗地区的音乐舞蹈浮雕(1-2世纪)⑥

而也正由于此，笔者也敏感地注意到水平式角型竖琴的源头开始慢慢指向更遥远的东方国家，以及更古老的年代。暗示着此类乐器在丝绸之路开启前就应该已经存在了长时间、长距离的交流和传播。于是，让我们再来将焦点集中于竖琴乐器的发源地——古代西亚地区。

四、西亚的水平式角型竖琴

西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笔者这里将早期参与西亚-北非音乐文化圈建设和受其影响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埃及等地都划为这一地域，并逐一来剖析它们的水平式角型竖琴样式。

1.美索不达米亚的水平式角型竖琴

从笔者所掌握的图像资料来看，两河流域角型竖琴的出现比弓型竖琴要晚1000年左右，这一论断也得到了世界各地大多数相关学者的支持。比如苏比·安韦尔·拉辛德也认为：“角型竖琴这种新的竖琴样式出现在约公元前1950至公元前1530年的古巴比伦时期。”⑦日本国丝绸之路研究院所编的《公元第一个千年间竖琴乐器在近东-远东间的传播》一文中也表示：“角型竖琴大约是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产生的。”⑧中国学者周菁葆同样也持此观点，认为：“约在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角型竖琴。”⑨另外，角型竖琴从巴比伦时期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和现象是同时伴有竖直式和水平式两种不同的形制和演奏方式。而这种在以往似乎并不为中国学界所知晓的水平式角型竖琴乐器，贯穿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到亚述时期，其具有完全不同于竖直角型竖琴的形制、持琴方式和演奏方法，并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广泛使用着。

从美索不达米亚遗留下来的竖琴类乐器描绘方法上讲，水平式角型竖琴大多还是以演奏者表演竖琴的侧面形象出现。这种侧面刻画的风格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西亚地区也普遍成了一种特色。比如现藏于伊拉克博物馆的古巴比伦时期(约前1950-前1530年)的一幅水平角型竖琴的赤陶浮雕(图5)，向我们展示出了早期这种水平式竖琴的形制和演奏方式。这种角型竖琴在演奏时，系弦梁朝上，演奏者的胸膛对着直角，而将琴颈的共鸣箱部分夹在腋下。演奏时演奏者的左手扶住琴身，而右手持拨子(或木棒)演奏。

图5 演奏水平角型竖琴的赤陶浮雕(约前1950-前1530)⑩

图6 纳西尔拔二世时期的酒祭图(约前883-前859年)

在笔者所见的带有演奏场景的演奏水平式角型竖琴的图像中，基本上均为演奏者站立演奏，又特别是在行走中演奏的方式居多。因此，这类乐器也自然多用于狩猎后的酒祭、行军、凯旋庆祝、宗教崇拜、花园宴飨等活动着的场合。比如，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亚述纳西尔拔(Assurnasirpal)二世时期(约前883-前859年)，卡尔胡(Kalhu)西北王宫的石膏浮雕上的一幅国王狩猎归来后主持的伴有音乐的酒祭场面(图6)，图中右侧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演奏水平式角型竖琴的乐师左手扶弦，右手握一根圆棒拨弦的表演形式。而从这种演奏方式，以及演奏者肩上斜挎的条纹带来看，我们设想其琴身上应该系有挂带，用来围系、固定在演奏者身上挂着的琴身，以方便携带和行走。

再如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赞赫利卜王时期(约前704-前681)，出自尼尼微西南宫的石膏浮雕，描绘的是边行走在宗教列进队之首，边演奏水平式角型竖琴的乐师们演奏的场景(图7)，这里的水平式角型竖琴乐器刻画得更为细致，我们能够清晰看出其八条弦的形制，其系弦于手型琴梁上，并垂下系弦的绑带，以及较为平直的共鸣箱体。

图7 宗教行进队中的水平式角型竖琴乐师(约前704-前681年)

从大量的图像比较来看，水平式的角型竖琴可能是因为一种携带、行走和站立时的方便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乐器，而其弦数一般为七八条至十几条不等，比起竖直式角型竖琴来说要少一些。而与竖直式角型竖琴一样，该乐器也是从巴比伦时期出现，并贯穿于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历史发展，担任多种不同场合的演奏。

另外在一些图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竖直与水平两种角型竖琴的同时存在及使用，例如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亚述巴尼拔王时期(约前668-前627年)，尼尼微西南宫石膏浮雕上展示的被征服的埃兰(Elanmistisch)宫廷乐队中(图8，出处：p.137图151)，就有这两种乐器配合演出的情况，其为在行进中演奏的样式，竖直式角型竖琴明显多于水平式角型竖琴，且应该都是弦数较多的较成熟形制。

图8 亚述埃兰宫廷乐队浮雕(约前668-前627年)

综上，竖琴类乐器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上形成较早，影响也极为深远，其依托本地区的环境及演奏需要不断发展出大型的、小型的、便携的、竖直的、水平的、简易的、成熟的等不同形制和样式，以及手弹和拨弹两种不同的演奏手法，并由角型竖琴继承着弓型竖琴贯穿于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各阶段和各领域，同时又不断向周围的西亚-北非，以及后世的波斯等地传播，内涵与意义重大。

2.古代波斯的水平式角型竖琴

古代波斯地区的角型竖琴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相同，都是晚于弓型竖琴约一千年后出现的。在约公元前两千年的埃兰，就曾出现过一些水平式角型竖琴的乐器图像，但乐器的形制较美索不达米亚要小很多(图9)。图9中并没有描绘出埃兰竖琴乐师弹拨竖琴的运动方向，由于其刻画较为简单，我们也很难从这幅图像中看清埃兰竖琴的弦数等细节特征。

图9 埃兰图10 美索不达米亚水平式角型竖琴水平角型竖琴

然而从图像中，我们也至少可以大致判断出波斯水平式角型竖琴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水平式角型竖琴(图10)是有着一些区别的：波斯埃兰的水平式角型竖琴的琴身平行于演奏者的胃部，在竖琴的下方明显有一个卵形的支撑物支撑着竖琴的摆放，推断其有可能为坐姿演奏，而非美索不达米亚此类乐器在行走中演奏的样式。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早期埃兰的水平式角型竖琴乐器也出现在了一千多年后的波斯萨珊王朝。

萨珊王朝的军事和国力都较为强盛，其首先征服了埃及，占领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在胡斯鲁一世(Khosrow I,531-579)和胡斯鲁二世(Khosrow II,590-628)时期，萨珊王朝的政治与经济都发展得较为成熟。它们分别建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附近的伊斯塔卡尔和巴格达(Baghdad)附近的梯瑟冯，后者堪称当时整个西亚世界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水平式角型竖琴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之下，得到了繁荣的发展。

比如在萨珊王朝胡斯鲁二世统治时期(590-628)的塔克·依·波斯坦(Taq-e Bostan)浮雕壁画中，就留存有一幅“国王狩猎图”，浮雕中对当时的宫廷乐队进行了一些描绘(图11)，其中向我们展示了当时角型竖琴的形式和演奏姿势等信息。

图11 波斯萨珊王朝伊朗塔克·依·波斯坦的浮雕局部(约公元600年)

图11整幅画面的中心形象无疑是左数第二条船上，站立着正准备拉弓射箭的高大人物，而这也正是当时的波斯国王——胡斯鲁二世(Khosrow Ⅱ)。在他所乘坐的船上，右边数第二个人，也就是划桨人左侧的乐人正在弹奏一个水平式的角型竖琴乐器。从图11的放大细节图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图12)，此乐器首先是一个系弦于横梁的角型竖琴类型，但与众不同的是，其演奏时共鸣箱位于底部，而系弦的横梁朝上竖起，这是与竖直式的角型竖琴正好是调整了90度的一种持琴姿势，并且其琴弦全部变成了朝内面向演奏者，而琴框向外的位置。《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以及岸边成雄等学者都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在文献中称为温(vin)的波斯竖琴乐器。而“温”这种乐器是波斯萨珊王朝对于水平式角型竖琴的专有称呼，其一般有十根弦。柘植元一教授还提出此类竖琴：“从构造上来看和近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且末县出土的前汉时期的竖琴是相同的……也张有7-10根弦。”可见，此乐器以及整个西亚早期的水平式角型竖琴对于后来中亚、新疆等地出土的所谓“较为独特”的角型竖琴乐器应该也是具有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

图12 水平角型竖琴局部

进而，让我们再将视野转回到整幅画面当中，除了左上角拍手助兴的五位女乐师外，如果将画面从中间切分来看，其实就变成了两组同样结构的竖琴乐队与使用场合形式。其中，水平的角型竖琴均由男性乐师，在国王或将相的船上演奏，似为一种领奏的形式。而后面跟着的一条船，则全部为女性竖直式角型竖琴演奏者，是为一种跟奏或合奏的形式，而这样的分工与上文所论述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行进中的列队演奏角型竖琴样式也是出奇一致的，可见西亚的水平式角型竖琴同样具备一定的领奏功能。

再从演奏方式来看，波斯的水平式角型竖琴虽然在形制上较美索不达米亚发生了变化，但演奏方法仍同样为右手拿拨片拨奏，而左手在琴弦的后面衰减震动的演奏样式。相关的出土实物例证如现藏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约8世纪的后萨珊王朝时代的银盘上(图13)，表现了萨珊王朝统治者与乐师和仆人们饮酒作乐的宴饮场面，左边的Vin琴演奏者即手拿拨片进行演奏的，而其样式则与伊朗塔克·依·波斯坦浮雕中的描绘一模一样。

图13 后萨珊王朝银盘

至此，笔者认为波斯的竖直式角型竖琴乐器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中传承和保留下来的，其经过了在西亚文化圈本土地区三千多年的发展和流变后，又沿着丝绸之路而传播出去。

3.埃及的水平式弓型竖琴

图14 埃及便携式弓型竖琴演奏图(新王国时代)

在埃及，竖琴类乐器众多，并有着自己系统化、较完备的发展脉络，其角型竖琴的样式应该为新王国时代从美索不达米亚等西亚地区传入的，并且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未见水平式演奏的样式。然而，这里笔者的确还要论及一下埃及的竖琴乐器，尤其是其新王国时代出现的便携式弓型竖琴形制，因为其独特的共鸣箱样式的确与上述目前出土于中亚和新疆的水平式角型竖琴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在新王国时代(第18王国早期)，特巴尼大墓地第241号墓室音乐场景片段中(图14)，一位演奏弓型竖琴的男子持便携式弓型竖琴演奏，该竖琴共鸣箱的样式为前端为弧状的圆形，而后方为角形，共鸣箱与琴颈浑然一体，似琴颈直接从共鸣箱上延伸出去，与新疆且末以及中亚巴泽雷克出土箜篌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形制的竖琴乐器还留存下来了一些乐器的实物，可供今天的研究者们对其展开讨论。比如现藏于开罗博物馆的新王国时代，出土于特巴尼大墓地第37号墓室的便携式弓型竖琴(图15)，它有三个弦轴，可以想象为三弦的形制。这一实物与图像上所表现的完全一致。从图片上共鸣体和琴颈的连接处的痕迹来看，应该为共鸣箱上插棒，而穿入琴体内的类型。

图15 便携式弓型竖琴实物(新王国时代)

由于笔者目前仍不能找出埃及便携式弓型竖琴与中亚、新疆出土的箜篌乐器在共鸣箱形制上的必然联系及传承关系，故此处仅将其作为这种乐器共鸣箱形制变迁上的可能性之一提出，以期更深入的研究。

五、水平式角型箜篌在东方的传播和流变

由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水平式角型竖琴应为在东方乐器历史上曾鲜活存在，并广泛使用的乐器。其较弓型竖琴出现较晚，并与竖直式的角型竖琴大抵同时存在和使用于东方各地，特别是西亚、中亚一带。故角型竖琴大致可以分为竖直式角型竖琴和水平式角型竖琴两类。两只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共鸣箱和横梁之间都构成一个直角或近似直角的角度，而区别在于：竖直式角型竖琴演奏时共鸣箱在上，横梁在下，但水平式角型竖琴在演奏时则共鸣箱在下，横梁朝上。其中学界对于竖直式角型竖琴的讨论不胜枚举，而长久以来未受重视的水平式角型竖琴也有着独具特色的形制、演奏法、使用场合和功能，且有着自身的传播路径及地域化特征。

早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时期(前1950-前1530)，水平式演奏的角型竖琴即开始流行，其特点为演奏时琴体的共鸣箱在下，系弦的横梁竖直向上，琴弦呈水平状，并且演奏者均用拨子弹奏。这种乐器一直到亚述赞赫利卜王时期(前704-前681)仍屡见不鲜。后世波斯萨珊王朝(224-651)也频频出现了这类乐器。从大量图像上看，此类乐器可用于宗教、军队、酒祭等多种场合，在美索不达米亚一般是在站立或在行走中演奏的，并且具有充当整个乐队首领或指挥的作用。而在后世的波斯此乐器用于宫廷宴饮场合也逐渐增多，并且变成坐奏的演奏形式，形制上也更近似于等边三角形。然而，几千年来，该乐器的基本性质和发声原理，以及持拨弹奏的演奏方法却稳固地保持了下来，并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亚，此类水平式形制的竖琴实物最迟在前5-前4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并且二者在形制和出土年代等方面都非常接近，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中亚文化的代表，但在对西亚水平式角型竖琴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笔者认为，在前5-前4世纪的时候，西亚与中亚地区，以及现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都是存在着一些文化互通的。这种互通的具体传播路径应表现为：源于西亚两河流域的水平角型竖琴传入中亚后，又继续越过昆仑山脉进入了中国新疆地区的和田、且末等地。中亚、我国新疆的水平式角型竖琴应为东西音乐交流的道路上，西亚对中亚以及现我国新疆地区影响的产物。

中亚、新疆的此类乐器也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有着一些细微的区别，巴泽雷克和新疆且末竖琴因为是一件出土实物，所以其部件与组合形式都较美索不达米亚的浮雕表现得更为复杂一些。由于我们仍未见到亚述竖琴的具体形制，故笔者这里仅就一些肉眼所见的发现，做一点粗浅的讨论。

第一，从共鸣箱体看，中亚巴泽雷克竖琴和新疆且末出土乐器的两边更接近圆形，而美索不达美亚亚述此类乐器为方形的角。并且，在琴杆与琴颈连接方式上如新疆地区的榫卯结构，与中亚地区的倒T形部件，都显示出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这应为地方化特色的表现。联想到早期亚述以及后来受其影响的中亚、新疆、中原等地的弓型竖琴都普遍有了一种“顶部弦杆弯曲”式的竖直角型竖琴类型，它们之间或有一定的关联。

第二，巴泽雷克竖琴的共鸣体的中部是挖空且有覆盖物的，这也与西亚的类型有着一定的区别。

第三，巴泽雷克竖琴共鸣体为中间细两边粗的有“腰部”的特征，不同于西亚的直筒状，从图像上看更令我们联想到上文所述的埃及便携式弓型竖琴的琴体类型。

第四，从弦的数量上来看巴泽雷克的明显比较少，而古代西亚此类与其大概都有8条琴弦左右，甚至更多，这也有可能是与乐器大小尺寸有关的。

第五，从巴泽雷克墓葬有妾室陪葬，且有大量乐器出现的情况来看，与古代西亚葬俗中有女性竖琴乐师陪葬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一致性。

最后，从使用场合和功用上来看，西亚因有大量带有背景内涵的壁画存在，故我们可以知晓西亚不论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后来的波斯，都将水平的角型竖琴用于外出或者是征战的队伍中，多在乐队之首，起到领奏的作用。而中亚及新疆的水平式角型竖琴因为缺少壁画等的支撑，我们尚无法判断其作用。

印度作为东西音乐交流路途中的必经之地，也必然曾由于某种方式对于水平式角型竖琴这种乐器有所传入，但从出土例证上看，印度地区应主要对弓型竖琴进行了吸收和发展，而竖直式角型竖琴样式的影响则甚为微弱，图像上留存的水平式角型竖琴演奏者也往往是卷发、高鼻的外来西方人形象。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在印度的水平式角型竖琴仅仅是外来的输入，而并没有被印度当地吸收。

总之，水平式角型竖琴乐器的分类和沿丝绸之路的发展的经过和结果大致如上，它在西亚地区，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诞生，而又向整个西亚传播，并继而在传入波斯后通过丝绸之路大范围地影响了东方世界的中亚和现我国新疆一带。其在经历了多种发展、完善和变迁之后，最终仍由于宗教地位和传播方式的变迁，以及自身乐器性能(音域狭窄、不易转调)和携带上的不便等问题，在弹拨乐器史的发展中，逐渐被琉特琴乐器所取代，而销声匿迹了。虽然此类乐器现已消失，较难考证，给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但基于笔者粗浅的讨论，水平式角型竖琴乐器已经具备了独立的形制、演奏方法、演奏场合和功用，应当视为一种独立的乐器门类或者竖琴类乐器的分支单独看待，而不应长期使其混杂于宽泛的“竖琴”类别中，不得正身。而对大量“东方视野”下的古代乐器进行单独分类和研究，也必将为古代东方乐器及其传播和交流的探讨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意义。

注释：

①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②如王子初：《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载《文物》，1999年第7期；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古老的乐器——箜篌》，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王博：《新疆扎滚鲁克箜篌》，载《文物》，2003年第2期；等文章。

③[美]博·劳日格伦：《巴泽雷克的古代竖琴》，谢瑾译，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2期。

④同上。

⑤参见S.I.鲁坚科：《西伯利亚的冻墓:巴泽雷克青铜时代骑士的墓葬》(S.I.Rudenko,FrozenTombs of Siberia,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Berkeley，1970,p.36，转引同上。

⑥图片出处：Alain Danielou,Musikgeschichteinbildern，I/4：Sudasien，Veb Deutscher Verlag Fur Musik Leipzig，1978,p.155，fig.109.

⑦Subhi Anwar Rashid，MusikgeschichteinBildern·Mesopotamien，II/2，Verlag fuer Musik Leipzig，1984,p.30.

⑧BO.Lawergren，“The Spread of Harp Between the Near and Far East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A.D.：Evidence of Buddist Musical Cultures Silk Road”,SilkRoadArtandArchaeology4(1995).

⑨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箜篌及其东渐》，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⑩图片出处：Subhi Anwar Rashid,MusikgeschichteinBildern·Mesopotamien，II/2，Verlag fuer Musik Leipzig，1984,p.87,fig.73.

[1]Francis W.Galpin，TheMusicOfTheSumeriansAndTheirImmediateSuccessorsTheBabyloniansAndAssyrians，2008.

[2]Alain Danielou,Musikgeschichteinbildern,I/4：Sudasien，Veb Deutscher Verlag Fur Musik Leipzig,1978.

[3]Subhi Anwar Rashid,MusikgeschichteinBildern·Mesopotamien，II/2，Verlag fuer Musik Leipzig，1984.

[4]Hans Hickmann,Musikgeschichteinbildern，Ii/1：Agypten，Veb Deutscher Verlag Fur Musik Leipzig,1961.

[5]H.G.Farmer,Musikgeschichteinbildern，Band Iii/2：Islam，Veb Deutscher Verlag Fur Musik Leipzig.

[6]王子初：《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载《文物》，1999年第7期。

[7]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古老的乐器——箜篌》，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8]王博：《新疆扎滚鲁克箜篌》，载《文物》，2003年第2期。

[9]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箜篌及其东渐》，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0]博·劳日格伦：《巴泽雷克的古代竖琴》，谢瑾翻译，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2期。

[11]柘植元一：《萨珊王朝波斯乐器和它的东渐》，阿不都赛米·阿不都热合曼译，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

AnEasternMusicalInstrumentIgnoredinChineseMusicHistory：TransverseAngularHarponSilkRoad/

WANGYajie

Transverse angular harp has been ignored by the Chinese music academia.However it was widely spread in the early Western Asia for the occasions such as procession and marching，to some extent like a “commanding”instrument.In Persian Sāsānian dynasty，compared with the Mesopotamian times prior to it，the instrument had some changes in its make，but such features retained，e.g.its strings attached to the cross beam，the resonating box at the bottom，the bar-like plectrums.This harp must bear some kinships with the laterpazyrykin Central Asiaand the angular harp with skin bags in Xinjiang.But what kind ofkonghoucan this harp be attributed？What make，style and function did it possess？How was it transmitted and changed in its eastward journey on the Silk Road？All of the above will be tackled in this essay.

transverse angularkonghou；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musical instruments；musical exchange on Silk Road

2017-07-03

王雅捷(1986- )，女，上海音乐学院博士，上海开放大学教师(上海，200433)。

J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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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4404(2017)01-0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