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民

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
——刘爱平历史文化随笔《回望西汉》阅读札记

王新民

传奇人物不是自我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历史化装师打造出来的。传奇人物是听从历史的呼唤，在波诡云谲、血色烂漫的时代潮流中站立起来的、胸怀精英情结的风云人物。无论他们的历史功过如何，无论后世怎样评说，他们的成败都与历史和时代紧密相连。“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中国有一种豁达的思想，以死的等同抹平生的成败得失的差异，但这是不公平的。历史文化随笔《回望西汉》中的传奇人物，其实是专指那些为人类文明作出独特贡献的人，他们大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施惠于后人，因而是值得怀念的业绩。我们或许也会在某些方面嘲弄他们，但我们并不会因此失去对他们的尊敬。

当今，在大众传媒几乎天天都在为时尚造势，为世俗物质欲望的快步前行推波助澜，而刘爱平从历史的尘埃中，搜索出了一大串并非注重世俗物质享受，而特别关注精神世界的历史传奇人物来逐一解析。而这些人，曾经以充盈的生命和深邃的智慧，让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生动。他们或者是人类极为稀贵的思想者，或者以个人强有力的行动影响过历史的进程。他们孑然而立，在或短或长的人生中，耐受住了寂寞，耐受住了痛苦，耐受住了可怕的孤独。

应该说，在现代人的眼光中，纯粹的英雄史观是难以接受的。人类群体的意志，虽然常常显得暧昧而且彼此冲突，但在总体上，却对社会历史的变迁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同样作为个体的人，传奇人物在历史中发出的能量，常常是无法比拟的。他们或创造或破坏，总是保持着强有力的主动姿态，他们在顺应历史意志的同时，又引导着群体意志。在历史长河的壮丽图景之下，我们固然应该意识到那深藏不露的涌流存在，但历史图景本身，的确是传奇人物活动的结果。人们对于传奇人物的兴趣，也正是因为可以通过他们的活动，来认识人类的历史文化。

“传奇人物”大抵是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同时，社会也常常给这一类人物以恣意表现自己的特别权力，例如汉武帝的残暴可谓丑恶，但就是因为他有开疆辟土的胆识和成就，人们对他的残暴往往并不深究，有时甚至津津乐道。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人性的许多一般问题，便在传奇人物身上显现得格外强烈。诸如美与丑的龃龉，善与恶的冲突，情与欲的纠葛，对享乐的耽迷与对理念的执着，对生与死的沉思……这一切固然存在于庸众的生活中，但从传奇人物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精彩绝伦的表演。因此，“传奇人物”的生活，也就成为了解人性的最佳范例。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关注“传奇人物”，同样是为了关注自身。

刘爱平对于传奇人物的兴趣，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出发点，那就是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注。孟子说“食色性也”，但除了“食”与“色”之外，人类天性中还有一种根深蒂固、极为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追求优越，企图超拔于芸芸众生。虽然我们多数人最终不得不混同在平庸的大流中，但即便如此，光荣与梦想也难以从心底抹去。作家刘爱平写作《回望西汉》的目的，或许也是希望借助传奇人物激励、温习或检讨我们自己。

人们有种种理由对“传奇人物”发生兴趣。《回望西汉》便是以此为背景，通过从较大的范围选取生动有趣而又有典型意味的范例，探讨如下一些问题：人是怎样成为传奇人物的？传奇人物成功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条件是什么？传奇人物的生活态度及生命的存在方式如何与常人不同？许多人性中的一般问题，在传奇人物身上表现为何种情形？传奇人物命运的悲剧意义对于人类的精神启示是什么？等等。刘爱平通过自己深思熟虑后的许多精彩、睿智、富有哲理性的解读，让读者既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传奇人物，也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人性。

《回望西汉》告诉我们，世界上有殉道者这样一类的人，虽然他们或许已经不存在于当今现实之中，却无疑存在于历史和精神的形态里。我们只须提及受到宫刑的、用自己的春秋之笔，让世人听到未来正义钟声的司马迁就足够了。这一类人，我想可以称之为殉道者。但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以戏侮的口吻谈论殉道者；他们不光嘲笑殉道者本人，而且索性连同这些人为之献身的“道”也一同嘲笑。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道”？哪里有什么值得相形之下能使个人的荣辱死生变得更渺小的事情！显然，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向生活中很多人推荐的，理想主义不符合世俗的现实利益。相反，享乐主义者会对那些“不明智”的殉道者的不合时宜、不甘俯就于现实的性格，表示幸灾乐祸。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殉道者的精神与行为的历史理性因素。

也有曾经在体制外漂泊过的聪明人，最后选择了体制，并位列君侧，成了权力的操控者，比如吕不韦。这种人哪一个时代都有，而且很多，他们以灵魂的堕落换取一种通行的活法，在这种活法中，想方设法攫取一定的权力、利益和安全保障。唯独司马迁这样真正的思想者，大道当风，不改初衷，坚守着他的阵地。这是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思想者成为对现实世界发出哲学诘问的人，他们不仅想弄清体制外处境的来源，还想弄清身在体制内的人的优越处境的来源，更想弄清整个国家乃至于全人类处境的来源。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

《回望西汉》提示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时代会有许多这类具有执着精神追求的传奇人物，也不可能让生活接受历史原则而非现实原则的支配。但是，一个时代，或者任何时代，总会有很少一部分传奇人物，尽管他们或者极尽尊贵，或者备受讥疑，但谁都无法制止他们的产生，这同样是必然的。他们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所谓的“精神贵族”。历史需要他们，人类的根本利益需要他们。他们选择命运而不是被命运选择，他们饱经磨难却绝不放弃信念，他们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

在《回望西汉》中，让那些传奇人物展转腾挪的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而又急剧变革的年代。在满朝文武颂圣的一片唱和声中，就有一位有坚守底线，冒死在汉文帝面前说真话的官员冯唐。“朝闻道，夕可死矣”，冯唐所做的一切，也许改变不了现实，改变不了历史，但他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不过，对我们后人来说，冯唐是不是传奇人物，能不能影响中国的历史的进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的铮铮铁骨，他的大义凛然，不阿权贵，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才是最值得我们这些庸俗的现代人仰视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没有敢于说真话的汉子，更可悲的是没有像冯唐这样一些不为权势所动，不为名利所惑，既有独立人格，又有血性操守，能够引领中华民族有尊严地，挺胸前行的知识分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没有知识我们就不能前行，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我们即使行进着，也只能弯腰匍匐行如蝼蚁！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演员，每个演员都要穿戴符合某一角色的特定行头。而且一旦角色确定，角色中的人免不了是要入戏的。《李斯还想怎么死》一文中，一代大思想家、大学者李斯对于自己角色的转换未必有意，甚至可能未必情愿，但是他一旦从门客成为宰相，步入权力的制高点，他人生所担负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重叠，甚至彼此拒斥的。风情的少妇不会复为纯情的少女。传奇人物也难以同时兼作常人，他所有的改变已经内化在自身的气质之中了。

英雄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后世的英雄辈出做好铺垫，他不应该是终级目标，永远也不是！韩非子死了，死在“同门兄弟李斯给他送去的那包毒药之中”；李斯也死了，临死时“他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去打猎逐兔，看来是做不到了。’到了生命的尽头，李斯终于‘返朴归真’，只是晚了，太晚了”。韩非子“殉道”，李斯之死既不能算是“殉道”，也不是“殉君”。李斯的死，只是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风雷激荡，沧海横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镜像也可算是英雄辈出。因为真正的英雄，永远不应该是“过去式”或“将来式”的，应该是现实的，入世的，勇立潮头的。

“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季布的“痴”。季布何尚不知道顶撞天子是死罪？而“痴”却让他冒死顶撞。幸好文帝宽宥了他，让他躲过一劫。“痴”其实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著，甚至执著到不怕流血砍头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了，但是，这种对信仰执著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之上的。因此，议论政治与批判社会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权利，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遗憾的是，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缺乏西方知识分子自觉批判社会的抗争精神，也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中国古代士大夫“忧道不忧贫”，“从道不从君”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得到当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认同。“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风骨者，向来就是知识分子操守的别名。风骨的死亡，也就是知识分子操守的死亡。

传奇人物这一称谓，不仅仅意味着地位与声名，而且是对个人能力、才学的衡量与肯定，同时也是一种身份，一种职责，这一切规定着传奇人物该有的活法，也要求着他们该有的死法。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宿命，传奇人物的命由不得传奇人物自己做主。虽然这些传奇人物在人生道路上走过的每一步，都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每个生命的背后，都是深渊”，但他们总是以非凡的勇气去战胜自我，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认真生活的态度，同时也用自己面对生活中的痛苦时表现出的勇气，勾勒出了那份不在人们视线中的、独特的人生风景。

坚持“论从史出，言必有本，无征不信”的基本原则，解读生命密码，揭示认知误区。刘爱平告诉我们，传奇人物，不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生命的足音曾经让世界颤抖过，至少是历史能够感知他们的存在。他们在世界上的经营，是功是过，他们留存在世界上的，是荣誉还是耻辱，死者已经无从理会了。但是一切传奇人物，他们所终生追求的其实是精神的永恒性，并不看重肉身的存在方式。何况于社会、于历史，荣誉或耻辱的痕迹是不会轻易为岁月的风尘所淹没的，像司马迁这样一些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牺牲的人，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王新民 笔名斯民，王我。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作品一千四百余篇(首)，出版著作有诗集《颤抖的灵肉》《美丽的阵痛》，《心域高原》；散文集《泅渡》，《文化纤陌》，《文化冷暖》；评论集《书中乾坤》，《精神脐带》，《咬文嚼诗》，《煮诗养心》；长篇小说《烟雨梁湖》以及《王新民自选集》四卷等二十余部。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武汉作协驻会副主席，现任武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系武汉市突出贡献专家。《长江诗社》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