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芳

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演进与思考

杨慧芳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反映，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来，其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至成熟，面对外来思想的引入，不故步自封不盲目排外，在相互借鉴融合中不断演进，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发展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的特性是儒家思想长期占据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今天，为更好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该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中吸取经验、辩证思考。

传统社会 核心价值观 演变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反映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社会所认同的共同的价值标准，也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美好愿景。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两千多年的发展，与其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密不可分，这种引领传统社会两千年发展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中的思想观念、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封建制度以来，历经无数次的朝代更替，政治结构、官僚行政体制、社会治理方式等都发生过重大改变，但无论上层建筑如何改变，封建帝制这一社会形态仍长期存在，而决定这一社会形态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纲常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儒家为核心的“三纲五常”的价值观是传统纲常思想的集中体现，“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价值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价值观相互竞争、相互影响，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最终得以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长期的封建社会进程中，三纲五常”受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实践活动的影响，不断的丰富发展直至成熟，是中华传统社会的思想基础和行为规范，维系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一、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萌芽期：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社会分裂动荡，思想混乱，至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渐孕育，在新的经济元素的滋养下，社会思想也异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儒、道、墨、名、阴阳等各种思想流派相继产生，其中儒家思想最能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与重“道”的道家和重“法”的法家不同，孔孟等儒家重“德”，主张在社会治理中突出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孔子，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孔子看来，政治生活的稳定主要是处理好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不会有诸侯叛乱，不会有杀父弑兄的伦理悲剧，社会秩序足以维护。战国后期，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提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相比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名家的“名与实”思想，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之间的伦理规范思想更适应社会和统治阶级的需要，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三纲五常的基本内容。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一味的强调不作为、或是强调无等差的爱、或是一味强制的刑罚的做法，不符合社会现实，也不能长存，必须采取有力的制度规范，才能有效制止社会混乱的局面，这一时期儒家的“三纲五常”价值观与法家和道家等价值观进行了激烈交锋，在竞争中显示出其合理性，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发挥了其独特的政治效果。

二、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期：两汉时期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董仲舒在坚持儒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广泛吸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的思想精华，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将“阴阳尊卑”“乾坤定位”的天道观念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伦理关系加以联系，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三纲”“五常”的概念。“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其中，“三纲”体现的是一种伦理制度，规定了人们处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基本准则：君臣之间，臣子要服从君主；父子之间，孩子要听从父亲；夫妻之间，妻子要始终顺从丈夫。“三纲”之间有一个层次的递进关系，“君为臣纲”为第一位，强调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体现了传统社会忠君的思想；“父为子纲”作为第二位，是贯彻“君为臣纲”的基础，体现了传统社会孝道的思想；“夫为妻纲”是三纲最基础的部分，夫妻关系是每个社会阶段都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把丈夫作为妻子的纲常标准，体现了传统社会父系氏族男子为中心的特征。“五常”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原则，“仁”即仁爱，表现了一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义”即公平正义，是对儒家重义轻利的阐释；“礼”即礼乐制度、规范，是外化的一种行为规范；“智”即智慧，是人性的向善和求真；“信”即诚信，是内化的一种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向汉武帝力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确提出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列为“王道之三纲”，将“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之道”，从而确立了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地位。至此，“三纲五常”作为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初具形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个时期的三纲五常存在的思想基础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以外化的制度为主要存在形式。

三、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期：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诸侯群起，中央集权分解，经学崩溃，“纲常”式微，加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对封建迷信和天人感应的批判，整个社会乃至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为君国建功立业的观念和以‘三纲五常’为操守的意识，已经不再被一些知识分子看重，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汉时期确定的“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也遭受怀疑，整个魏晋的思想都围绕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展开，所谓名教即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所谓自然即人们所认为的合理社会状态，儒家贵名教，道家崇自然，为了论证儒家名教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王弼、郭象等人援道入儒，王弼在对《老子》注文中写道“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认为名教本于自然，以自然的合法性论证名教的合法性；郭象在《天道篇》中提到“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认为名教秩序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世界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二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道家自然的思想与儒家名教思想的关系，客观上为儒家思想的存在、为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

伴随着魏晋时期佛教的传入、道教的盛行，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儒、释、道三者共存的局面，这一局面严重地威胁到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三纲五常”价值观的倡导者们一方面对佛、道价值观进行批评，如唐代韩愈明确指出佛、老对于圣道之害过于杨、墨家等。另一方面更注重在竞争中吸取佛、道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传统的儒家思想想要胜过佛教、道家，保持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只能取佛教、道教之长、补儒学之短，这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儒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的事实。儒家思想在与佛教、道教的竞争中，不断地与之融合、取长补短以求取新的合理性依据。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将佛教某些思想“统合”到儒学中来，例如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孝道思想等；他还将“道”定义为伦理道德范畴，提出“圣人之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时令论》下，《柳宗元集》卷三）王通将“道”说成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统一。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用佛教、道家的一些思想丰富发展儒家思想，赋予传统核心价值观得以存在的新的合理性依据，“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也通过戒律、道的形式进一步得以发展，至隋唐时期，“三纲五常”这一传统价值观存在的合理性已经由先秦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进一步发展成为道统观念，其内涵也在与佛、道的融合中不断丰富。

四、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成熟期：宋明时期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者融合，儒家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并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思想，至宋元明时期，儒家发展形成新儒学即理学，元朝将理学确立为官学，使之得到兴盛。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主流思想，即，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其一，程朱理学提出“天理”的概念；“‘天理’是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规定的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是公正是非之心，是天地本善之心。”理学的这种价值观将传统的道德提高到了“天理”的高度。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着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朱熹自己所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天理只不过是仁义礼智信之总名，仁义礼智信是天理的件数。”人伦者，天理也。”这表明，被哲理化、思辨化了的“天理”，正是儒家伦理“三纲五常”的集中体现，以“天理”这一世界本原的存在论证“三纲五常”存在的合理性，使“三纲五常”这一传统价值观念更具有权威性。其二，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到王阳明时期，把天理与人欲收拢到人的心内，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良知即天理”等内容，认为人心的内容便是天理的内容。天理的价值系统直到王阳明时代才算最终完成，“天理”作为一切价值的总纲，作为总的价值符号被确立了，“三纲五常”作为传统核心价值观更加体系化。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虽然在论证世界的本原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其根本宗旨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论证儒家的“三纲五常”这一价值观念乃是天生自然、不容质疑，是为了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正统地位。宋明时期，将“三纲五常”说成天理，借助天理的权威性论证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至此，“三纲五常”褪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迷信色彩、制度束缚，逐渐发展成为“天理”这一世界本原性的东西，内化于人的内心，“三纲五常”这一价值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逐渐成熟。

五、结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自秦汉初步形成到魏晋隋唐与佛、道融合的发展再到宋明时期的成熟，历经几千年的变化，朝代在不断更替，而“三纲五常”这一价值观够在与众多思想流派的竞争中却始终保持主流价值观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与其所具有的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特性有巨大关联。反观现实，在全球化今天，外来文化不断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且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例如美国“三大片”、韩国“偶像剧”、日本“动漫”等，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的今天，如何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在各种思潮竞争中取得并长久保持核心地位的经验，端正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断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倡导的“自由”“平等”等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合理因素，以此丰富自己的内涵、适应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中寻找文化根基和合理性依据，传承“五常”中所反映的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抛弃“三纲”中所体现的不平等性、奴役性的封建内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找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形成自己的中国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和合理性，才能不断地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1］倭仁.倭文端公遗书·日记［Z］.清光绪元年（1875）刊本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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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2-26.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慧芳，女，汉族，在读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