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圣洁

从面部表情看中日两国的非语言交际文化

董圣洁

大多数人往往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对非语言交际的掌握。面部表情是在非语言交际中表达自己情感与意向最有力、最直接的方式，而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在非语言交际中产生各种理解上的障碍。本文从情感外露、笑容、目光接触等方面对中日两国在非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进行考察，旨在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面部表情 非语言交际 非语言交际文化

一、前言

人们从事交际活动时，除了语言还要依赖于非语言交际的手段来表明态度、交流思想、抒发情感、隐藏内心状态和辅助语言的表达。就像戴维艾伯克龙比说过的：“我们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用身体说话可以说是一种表情达意的艺术。非语言交际除了因性别差异、年龄差异而不同外，同该国的文化也密切相关。深受“体察文化”（察し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善于揣度和体察对方的意思和心情，善于感受他人的感受，习惯在无言或暧昧的语言表达中寻求共鸣或达到交流，比中国人使用非语言交际的概率更大。在非语言交际中，面部表情对于交际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表情中的多种文化内涵却难以估量。本文主要以影响中日非语言交际的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差异为重点，基于一般的现象，对中日非语言交际中的面部表情进行探讨。

二、中日非语言交际中面部表情的比较

日本著名的人类学家祖父江孝男曾指出：“中国人的情感比日本人外露。”中国有句俗话叫“看脸色行事”或“给人脸色看”，可以说明中国人更容易“喜怒形于色”。相比之下，日本人常常被欧美人称做“难以理解的日本人”（inscrutable Japanese），给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感觉。

日本人有一种控制情绪的方法叫“修正法”，他们在悲伤、愤怒或困惑时，常常会“一笑了之”，用“笑”来控制这些感情，修正自己的心情。这也使得日本人的笑容往往让人难以理解，以致于被认为是一种“假笑”。它可以表示赞同、确认、反对、克制、歉意等，有时候日本女人还可以用微笑来表示慌乱、难堪甚至是悲伤、痛苦。对于日本人来说，“笑”也分很多种“笑法”，比如日语「は」行五种发音（「ははは」、「ひひひ」、「ふふふ」、「へへへ」和「ほほほ」）分别代表的是普通的大笑、下流的笑声、女人发出的笑声、得意的笑声以及大龄女性的闭嘴轻笑。无论是哪种笑声，听起来都是比较小声而含蓄。与之相比，中国人的笑容所代表的含义相对简单，一般表示喜欢、愉悦、赞赏等。对于真性情的中国人来说，笑起来没有太多的讲究，往往是内心情感的直观表达，所以常常能听到他们无拘无束的哈哈大笑。

日语中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目は心の窓」或「目は心の鏡」）这样的说法，它来自于我国《孟子》中的“心正则目明”，可见中日两国对眼睛交际作用的认识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日本人比中国人的目光接触更少。日本民族是一个对他人眼神非常敏感的民族，他们认为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是很不礼貌的，会给人蛮横、自大的感觉。因此在与人交往时，日本人往往把自己的视线从对方的头部移开，自然地将视线投向对方打领结的地方，使对方的眼睛处于自己视界的边缘，以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敬。如何用眼神进行交往，巧妙地回避对方的视线是日本人非常头疼的事。为此，日本人想出了很多办法，如:日式房间里都设有壁龛（壁龕），挂着山水风景画或书法作品，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插花等。谈话时，把人们的视线都吸引到这些东西上，边欣赏边交谈，避免眼神交流。而中国人一般和别人交谈时如果一直不注视对方的眼睛，反而会被认为是对对方的一种不敬。通过与别人的眼神接触来证明自己在认真倾听的态度，但日本人回应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嗯嗯”（はい）这种语言上的表达。

三、由面部表情的比较探究中日非语言交际文化的差异

（一）日本的非语言交际文化

“以心传心”本来是佛教用语，是禅师向弟子讲授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佛法真谛，是使用的以慧心相传授的一种方法，与此相似的还有一个词叫“腹中语言”（腹芸）。日本人很崇尚这种交际方式，比如一些交际场合，往往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足以传达各自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见，“以心传心”实际上是依靠非语言形式来进行沟通的一种交际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常把“以心传心”看做一种美德，一种表情达意的艺术，一种交际中的最高形式，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交际才有情调、才高雅。大致像我们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心心相印”的情形。所以日本人之间的交谈有时根本无需借助语言，即使彼此情感不怎么外露也可以顺利地交流。比如，一方单纯的微微一笑，另一方都能心领神会。双方眼神游离不定，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安心交谈。对于不在同一个文化背景生活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日本人还很喜欢说“以和为贵”（和を以って貴しとなす）这句话，它来自于我国《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公元604年，由圣德太子颁布的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法律——《宪法17条》中的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它成为安邦治国的最高信条和日本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以和为贵”的理念交际上是崇尚委婉、含蓄，忌讳直来直去、随心所欲，常见于微笑等肢体语言中。比如，日本人做得很出色的“微笑服务”，他们认为“顾客就是上帝”，把他人的感受放在首位，却把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因为过分地“以和为贵”，所以日本人一般很少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也很难从他们有所抑制的表情中读懂他们的心情。

从制度上看，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保证了这种集团主义的实现。所谓“终身雇佣制”是指一个人一旦成为企业正式员工，他将被“终身雇佣”，除非犯大错误，否则不会被开除。“年功序列”制度则是指职工按年龄来评价功劳，按入企业的先后顺序排列上下级关系。受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影响，日本人在非语言交际中的眼神交流也有所讲究。直视对方的眼神一般被认为是权威的外在表现，如果一直盯着上司或长辈看似乎带有挑衅之意而有失礼节，所以自然而然地会尽量避免眼神对视。

从历史上看，首先，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与其农业社会中的“村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世纪的农业生产中，个体村民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应付自然灾害和紧急事件，一个村落就是一个生产共同体，脱离这个共同体就意味着灭亡。农村迄今为止仍保留着在播种和收割的时节近邻之间互相帮助、共同作业等一些习惯。作为共同生活体，在那里进行集体作业和遵守共同秩序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儒教思想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其重视忠孝的道德在江户时代以后迅速流行起来，和“家”的制度也息息相关。家长持有绝对的权威，家属对“家”不能不顺从。如果是武士阶级的话，一朝有事还要株连九族。再次，日本人的单一性是形成集团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根据历史记载，日本是从未被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入侵过的。日本人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单一的、团结的大和民族。因此，在与别国进行交流时，总是以日本人自居，形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这是形成集团主义的心理因素。基于这种强烈的集团意识，日本人很少在非语言交际中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取而代之的常常是满脸的微笑或赞同的表情。这些非语言交际表现常常会被认为是在集体主义的熏陶下掩饰自己的情感以迎合他人的意见的一种方式。除去这种以假乱真的“笑”，还有一种是自我抑制的“笑”。为了不给集体中的他人造成困扰，他们常常是小心翼翼地笑着而很少有放声大笑的体验。

（二）中国的非语言交际文化

“百家争鸣”是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由于古代中国在诸子百家中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所致，中国人相对地不善于控制情感，甚至可以情不自禁地捧腹大笑，笑容常常是情感所致，容易解读。

“中庸之道”是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源自于我国《论语·庸也》中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在《论语·先进》中也说过“过犹不及”，暗示对“度”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凡事都要尽可能追求最为恰当合理的处置，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度”的把握。打个比方，比如认真，过了就是较真，不及就是马虎，只有恰如其分的认真，才符合认真概念本身。如今，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就是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以求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的理想人物。可见，中庸本来就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本身便是一种极高极难的标准。其实，这种儒家思想的中庸学说对中国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或多或少也产生了影响，他们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同时避免给对方施加压力，交谈时一般会采取时而对视、时而不对视这种比较折中的行为方式。

四、结语

从中日两国国民的面部表情来看，日本人善于隐藏情感、交谈时多回避视线、发笑时一般放低声音且笑容代表多种可能性。中国人相对地善于释放情感、交谈时不长时间与对方对视、笑容基本是随性而发甚至会哄堂大笑。以此能看出日本以心传心的交流方式、以和为贵的社会传统、集团主义精神和中国古代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儒家思想的中庸学说等文化差异。

在国际化的当代，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交际显得日益重要。它同样具有语言的力量，与民族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窥探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所赋予非语言交际的不同的特殊含义，才能更有效地消除交际双方的交流障碍，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1］胡文仲，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刘宗和.日语与日本［М］.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3］王秀文，孙文.日本文化与跨文化交际［М］.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4］李雪艳.从体态语探析中日文化差异［J］.福建高教研究，2011（01）.

［5］吴宏.试论日语中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文化含义［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05）.

韩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