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诚良

生活逻辑是写实性作品的生命
——评留待的中篇小说《埋名》

王诚良

生活逻辑是写实性作品的生命。留待的小说《埋名》是一部在基本情节和一些场面细节方面欠缺真实性的作品。作品中主人公刘子澄惶恐心理产生缺乏客观基础，另一人物孙前桥恐吓行为而导致悲剧的情节经不起生活逻辑“推敲”。当前小说创作界有着忽视生活逻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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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两种方式：描写客观真实的生活事件和描写主观想象、幻想生活场景。前者遵循的是写实原则，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必须符合生活逻辑，给人以真实可信感。后者遵循的是理想原则，作者想入非非，子虚乌有的神仙鬼怪，荒诞离奇的人物情节纷至沓来，不一而足。小说两种不同的审美形态，培养了读者两种不同的审美眼光。读者看写实性作品，自然会根据“可然律”“必然律”尺度去衡量，琢磨其人物情节是否在逻辑上说得通，在事理上讲得过。而看虚幻性作品，读者自然不会关注其是否做到“细节的真实”，因为知道作家是“有意”“刻意”为之，写不符合生活真实、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艺术作品有种类的区别，不同类型的作品创作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当代有些作家其小说创作方式基本上可归属于写实类，但他们虚构的人物情节主观随意性大，往往引起读者“事情的发展有这种可能吗”的疑惑，经不起生活逻辑的检验。写实性作品情节缺乏可信度，就会缺乏生命力。今年作家留待发表的中篇小说《埋名》［1］，就是一篇在情节的真实性方面有着“漏洞”的作品。

小说描写的是山东果农刘子澄畏罪潜逃到北京，隐姓埋名打工谋生，与死去了男人的叶小红相恋，最后被叶小红设饭局而下毒谋害的故事。小说旨在描写“小人物”在人欲横流、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艰难的生活状况，其叙述方式、人物心理描写颇有特色，但小说明显的不足是情节不真实。首先，小说中刘子澄畏罪潜逃这一关键情节设置不合情理。小说写道：“我之所以潜逃到北京，是因为孙前桥在电话中给我扣了一顶雇凶杀人的帽子，炸死李局长的那个人是孙前桥雇的，孙前桥又自称受雇于我。”事情真相是，在刘子澄找村干部、农业局领导要求果园补偿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前桥主动找刘子澄，说自己人缘好，关系熟，可以为他争取到补偿款，只要他到时签名就行。于是，孙前桥打着为他到农业局找李局长争取补偿款的幌子，却向李局长提出一个要求巨额补偿款而与之合伙分成的方案。遭到李局长批评、拒绝后，孙前桥就派“摩的”司机方成功送炸药包给李局长，威胁其就范。结果，不慎炸药包爆炸，将李局长和方成功炸死。刘子澄根本不知道孙前桥后面的作为，与犯法事件根本沾不上边，怎么会因孙前桥“李局长让你给炸死了”一句话就逃之夭夭？又怎么会对苦心经营多年的果园、非常渴求的补偿款、曾日夜守护着的妻子的坟墓而撒手不管？又怎么可能躲在在北京担惊受怕、提心吊胆、过着魂不守舍的生活达八个月之久？小说为了突出刘子澄害怕心理，写他“频繁搬家不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是躲避缠人的噩梦。”“一声爆炸之后，两具散碎的尸体横陈在面前。他在梦里躬腰捡拾着一块块碎肉，想把尸体拼起来。当捡到一条手臂时，那只沾满鲜血的手突然活了，跳起来掐住了他的脖子。”做贼心虚，犯罪胆战，如果这种噩梦写到罪魁祸手孙前桥身上，就合情合理。刘子澄缺乏犯罪心理、行为，却身心全面进入犯罪角色，无缘无故做这样的噩梦，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显然是作者主观随意的虚拟。

其次，小说中孙前桥派人投递炸药包这一重要情节亦令人难以置信。孙前桥与李局长素不相识，李局长也没有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也没有任何把柄抓在孙前桥手里。孙前桥与李局长只谈一次话，其巨款补偿分成方案被李否定后，就立马自制三个炸药包，找人投递胁迫。“他相信李局长为了家人安全肯定不敢报案，”“等收到第二个炸药包就已经魂不附体了。”这种描写，夸大了孙前桥的“胆大妄为”和“头脑简单”。孙前桥是一个有多年闯荡经历的企业家，见过世面，熟悉人情世故，竟然在投递炸药包一事上“异想天开”，作者把他写成缺乏基本生活常识和法律常识的罪犯。情节是由人物性格决定的，孙前桥的行为缺乏性格基础，他行为的“轻率”，正反映出作者为了小说情节能够演绎前行而忽视了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在创作虚构上有着“轻率”。

情节是小说主要构成要素，情节又是由场面和细节组成，场面和细节对作品的逼真性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巴尔扎克说过：“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它就毫无足取了。”［2］巴尔扎克把细节的真实视作写实性作品的生命。小说《埋名》有的场面细节描写在真实性方面也值得“推敲”。例如，刘子澄到农业局办公室询问果树补偿款与小贾扭打的场面细节。李局长赶到现场，制止了打斗，但只听小贾诬蔑“我”“是神经病”的一面之辞，就责令小贾把“我”送到神经病院。作为一个局长，竟不问问“我”的身份、来由、家庭住址、来农业局的要求，也没有询问在场的见证人，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处置。同时，有着强烈补偿要求和被打的“我”在现场也没有半句申辩，也没有鸣冤叫屈，而是任凭处置。这种场面细节描写显然过于“简单化”而难以令人相信。又如，方成功送炸药包致死两条人命一案。作品写公安局二十一小时内就破了案，根据方成功的在网上发的牢骚就断定他是对现实不满，“报复社会”，是唯一的杀人凶手。对这样一个重大案件，公安局也不愿作过多过细的调查，连死者家属叶小红主动上门说情况都不搭理。小说把公安局写成一个不作为也无起码破案常识、能力的法制单位，显然是有悖生活逻辑。再如，且不管叶小红认定刘子澄为杀人凶手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就刘子澄命运结局的描写来看，在真实性方面也存在着矛盾。小说一方面写叶小红设计饭局下毒谋害刘子澄，“我父亲的肚子里突然涌过一阵绞痛，就像有把刀子插进去狠狠地拧了一下。随即他感到有股泡沫从腹中涌上来，穿过咽喉，顺着口腔急切地入往外钻”。这写的是中毒者临死前的症状。叶小红对着瘫倒在地的刘子澄说“我的丈夫不能白死”，她肯定认为刘子澄被毒死，自己如愿已偿，替丈夫报了仇、泄了恨。小说另一方面又写刘子澄没有死，两次写到“我父亲后来对我说”那天饭局的情形。小说没有写半句话交待刘子澄中毒后是怎样抢救过来的，叶小红的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怎样的处理。由于小说缺乏必要的交待，读者看后“一头雾水”，不好确定刘子澄死与未死哪一个答案是真的。小说结尾叙述上留下的“空白”，笔者认为这不是一种艺术手法，而是艺术构思不严密而导致的真实性上的破绽。

综上所述，《埋名》是一部在基本情节和一些场面细节描写方面欠缺真实性的作品。写实性作品的真实性，并不是要求写生活中真人真事，而是要求写的人和事要符合生活逻辑，是生活逻辑的的艺术再现。生活逻辑是生活本质规律的必然，它既包括客观生活常态、常识、常理，又包括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因此，作家写人物的所作所为，必须由性格决定。《埋名》的作者在创作中可能更多的是考虑情节的奇巧、结构的集中紧凑、叙述的人称变化，而忽视生活逻辑的约束，让生活成了自己的主观想象，让人物成了故事的木偶（不是事随人转，而是人随事转）。这种过份张扬主观性的创作惯性，显然萎缩了作品的生命力。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是一个曾在文学艺术界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这一艺术命题似乎在今天一些作家心中认为已经过时。现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写实性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编得离奇，做作、不自然。这与作家生活逻辑观念淡薄有关。

闻一多先生讲诗歌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其实任何艺术创作都有“镣铐”，写实性作品创作的“镣铐”就是生活逻辑。今天，我们强调生活逻辑，就是催使写实性作品洋溢着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1］留待 .埋名［J］.十月，2017（02）.

［2］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a］.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М］.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73.

广东科技学院）

王诚良（1954-），男，湖南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作家作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