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喜龄+++陈万灵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1995-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理论上检验CAFTA的建设与升级发展必然使双边经济发展实现共赢。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以及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从东盟的进口对中国经济虽短期影响不显著，但长期正面影响效果明显；而东盟对中国的进口和来自中国的投资，都将对东盟的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因此，在“一带一路”和“升级版”背景下，中国应当抓住合作新机遇，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自贸区体系，努力提升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建设好中国-东盟自贸区。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经贸合作效应 实证分析 共赢性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合作现状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的核心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CAFTA）的建立和发展，它是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焦点。中国-东盟（10+1）自贸区谈判始于2002年，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启动，在过去发展的十多年里，双方先后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实施相互全面降税，现今零关税已经覆盖了双方90%-95%税目产品。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9年）通过大幅下调关税，提升了双方贸易自由化程度；第二阶段（2010-2014年）是自由贸易区建成和运行，通过双方开放体制和完善机制，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程度得到扩大；第三阶段（2015年后），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出现了新情况。双边经贸合作呈现以下特点：

双边货物贸易达到高峰，出现规模与增速双降的态势。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启动后，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期。2002～2009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23.56%。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规模不断上新台阶。2010-2014年年均增速为18.16%，贸易额2014年达到历史峰值4803.90亿美元。2015年以来，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中国-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出现了小幅下降，2015年贸易额为4721.6亿美元，增速为-1.71%，这是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16年双边贸易进一步下滑到4522.1亿美元，增长率为-4.23%，低于同期全国外贸-6.8%的增长率（见图1）。

双边贸易关系日益紧密。中国与东盟贸易互相在对方的总体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步凸显。近十年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速总体高于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拉动了中国外贸的增长。2009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八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在世界贸易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速均高于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水平，同时双边贸易增速保持同升同降，表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现今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见图2）。

中国对东盟货物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在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中，2012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08年和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逆差金额下降为-28.32亿美元和-4.17亿美元，2011年逆差扩大至226.9亿美元。这对于中国平衡国际贸易顺差有一定作用。2012年，中国对东盟贸易差额为84.5亿美元，首次由逆差转为顺差。之后中国对东盟双边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13年为445.3亿美元，2014年为637.5亿美元，2015年为832.4亿美元，2016年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贸易顺差收缩为597.7亿美元。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效应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的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为中国、东盟（东盟10国作为整体的数据）双方各自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中国与东盟经济增长情况，用双方相互间的货物贸易进口额、货物贸易出口额和相互投资来反映双方经贸合作情况。

中国和东盟10国的GDP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1994～2015年的统计数据以及世界银行2016年database的综合计算、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商务年鉴，以及东盟秘书处数据库2016的数据整理计算。

（二）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对中国的影响模型分析

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对中国经济影响通过构建回归计量模型来分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贸易出口（EXP）、进口（IMP）、来自东盟的直接投资（FDI）为自变量。为消除EXP、IMP、FDI和GDP序列中的异方差，首先对它们进行对数变换，构成新序列，分别记为LNEXP、LNIMP、LNFDI和LNGDP。对数化不会改变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并能够直接反映各国进出口、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从而便于建立线性化模型。如图3中四个变量的序列都呈现出相似的长期变动趋势，可以初步判断，三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ADF平稳性检验。为了防止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EVIEWS 8.0版操作软件对四个变量进行了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表1未经差分的序存在着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已不存在单位根，即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即I（1）。因此，中国与东盟贸易进出口额、来自东盟的直接投资和中国GDP之间应该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需要进一步分析。

Johansen协整分析。以上四个变量虽是非平稳变量，但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其协整关系。如表2所示，四个变量在样本期内存在协整方程，表明中国与东盟贸易进出口额、来自东盟的投资三个解释变量与中国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模型的估计与结果分析。以上检验，消除了伪回归的情况，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从方程的结果来看，拟合结果较好。中国与东盟进行出口贸易和来自东盟的直接投资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1%的出口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0.68%，而1%的来自东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0.503个百分点。但是从东盟的进口贸易LNIMP没有通过T检验，其T检验统计量概率0.5550>0.05的伴随概率。是否剔除LNIMP（中国从东盟的进口额）这一变量，取决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及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产品及其产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从东盟进口的产品包括农产品、铀或钍矿砂、铁矿砂、褐煤等资源类产品，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等中国所需要的制成品，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应该是有正效应。由于进口品多为资源类产品和初级产品，对经济的影响必然存在滞后效应（lagging effect），经过调整验证，滞后期数越长，对经济的正向影响越明显，在滞后四期后变量LNIMP（-4）通过了T检验，建立新的回归关系（参见表4），进口滞后4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正的增长效应。endprint

综上所述，表3显示短期内中国对东盟出口和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明显，说明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所带来的贸易、服务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将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表4修正后模型显示：在长期而言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每增加1%，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0.28%；来自东盟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为0.36%，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比出口贸易的效应更为明显。而在进口方面，表3的结果显示进口当期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长期而言，考虑到进口的滞后效应，进口每增加1%对中国经济滞后四期的影响为促进GDP增长0.38%，超过了出口和FDI的增长效应。

（三）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对东盟的影响模型分析

运用相似的方法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对东盟经济的效应分析，对东盟对中国的贸易出口（AEXP）、进口（AIMP）、来自中国的投资额（AFDI）和东盟国内生产总值（AGDP）（此处变量的命名，为了与中国模型的变量区别开来，在每个变量英文字母前加A，取ASEAN的首字母表示东盟）的数据序列进行对数转换，记为LNAEXP、LNAIMP、LNAFDI和LNAGDP，图4显示三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GDP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进一步检验。

ADF平稳性检验。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四个变量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单位根，而经过一阶差分，已不存在单位根，即四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参见表5）。说明东盟经济增长与东盟对中国的进口贸易、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之间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Johansen协整分析。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表6显示，三个变量在样本期内存在协整方程，表明东盟对中国出口贸易、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东盟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模型的估计与结果分析。以上检验显示变量直接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且不会出现伪回归的情况，回归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通过剔除变量，模型拟合结果较好，两个解释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其伴随概率均小于0.05。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和对东盟直接投资都对东盟的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表明，东盟从中国的进口对经济增长效应滞后两期，每增加1%能够促进东盟经济增长0.28%，而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效应滞后1期，每增加1%能够促进东盟经济增长0.16%。这个结论基本符合东盟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东盟国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东盟国家从中国进口其各自经济发展的必需品，包括各种制造业发展必须的大型机器设备、电器、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等，对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和农业发展以及资源开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从贸易品来看，东盟国家每从中国进口增加1%，必然带动大于1%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通讯设备、工程建设等项目，对东盟的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由于存在工期长等特点，滞后效应明显，所以影响系数相对于进口要小得多。另外，由于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資处于起步阶段，且期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而显得特别的不稳定，特别是由于东盟国家的政治动荡等原因也影响了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步伐，因此对东盟经济的发展影响程度仍然有限。

关于被剔除的解释变量LNAEXP，即使不考虑是否存在伪回归问题而直接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该变量也依然无法通过T检验，这与东盟对中国出口的主要贸易品的类型有重要关系，东盟国家向中国出口铁矿砂、褐煤等资源类产品和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其出口量占出口总额比重都在99%以上，较多的初级产品和资源类产品对东盟经济发展必定有削弱作用，这与印尼等国家近年来采取的鼓励矿工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禁止未加工矿产品的出口、引导国内和国际资本投资于矿产品加工和提炼等重要措施进行工业化的事实基本符合，对东盟国家的粗放型经济而言必然产生不利，故这里忽略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舍弃该变量。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东盟的外贸与投资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对中国经济和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评估模型，研究显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对双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建设必将是互利共赢的结果。这充分印证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有利于相关国家的福祉与经济发展，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必将实现共赢。因此，未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上，中国应该积极抓住自贸区“升级版”签署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两大机遇，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服务贸易和双向直接投资的便利化，对加快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导向意义。

2017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和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7合作框架”的指引下，中国与东盟共建共赢面临打造未来“钻石十年”合作提质升级的新机遇。第一，依托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创新海洋经济合作新机制；第二，以升级版为契机改善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扩大服务领域合作；第三，抓住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加大中国对东盟投资；第四，抓住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的机遇大力发展旅游等服务贸易。

参考文献：

1.陈万灵，吴喜龄.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战略与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魏民.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问题与方向[J].国际问题研究，2015（2）

3.邹国勇，吴琳玲. TPP、RCEP背景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挑战与应对[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广东海洋大学东盟研究院.2015中国-东盟研究蓝皮书[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