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琼，胡彦青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国民政府时期官办与民办军服业分析

张竞琼，胡彦青

(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目前针对中国近代服装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主要集中于研究服装形制与纹样，对于服装产业的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军服业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军服业也是近代服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其独特的行业特征与运行规律。文章以官办和商办军服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北洋官报》《政府公报》《交通公报》《军需杂志》《行政院公报》等一手史料，对国民政府时期官办与民营军服业的规模、区域分布、经营状况与人员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将经济学中市场组织结构的分析方法运用在分析军服业之中，用数据与图例更加直观地说明军服业的市场特征。在分析官办军服厂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战争环境，将军服厂的迁徙与战争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得出了近代军服业从无到有、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官商并举，并逐步规范法制的结论。

官办军服业；商办军服业；源起；特征；分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为抵抗侵略,清政府开始建设近代化国防。凡生产国防上所需物品的工业均称为军需工业[1]。衣食住行,衣排第一,于官兵而言衣即军服,因此军服属于军需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军服业也是军队后勤供给的重要部门。本文以1926—1949年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军服业的状况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

1 近代军服业的源起

晚清时期,最初的西式军服主要是向国外订购,后因“各国禁售军装”[2],清政府为了寻找出路,开始自主设军服厂和炮厂。后由于“改换军装需用之数甚多”[3]“各处采办价值既昂运费亦钜”[4]且“塞外严寒一切军服必须因地制宜方为合用”[5]等原因,各省纷纷打着“挽回军装之利权”[6]的旗号奏设军装制造局,以期能够价廉物美,保护利权不外溢。同时通过“延聘东洋教师”[7],“赴英国购办机器”[8]来解决技术和器械问题。

清朝末期所有巡警军队军装的置办,主要是由善后局操办[9]。关于军服费用上,军队军装归陆军部核销,巡警军装归民政部核销[10]。宣统三年(公元1909年),为节省开支,将军装机器火药各局军物一并交给督练公办理[11]。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新的统治势力——北洋政府建立起来。关于军服,北洋政府意识到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欧美列国政府陆海军行政部下皆设专科管理服制相关事务,并对制造厂提供的衣料详加检查；第二点,现在中国陆军扩充,军装一项与国家经济有着重大关系[12]。于是,为节省开支,国家设立专厂[13],由陆军部军需司人员暂为兼任厂长[14],而后又派专员管理。1913年,被服厂设厂不久,军装仍以向各商号购买为主,因花费极钜,商号众多,价格高低不一,故采用招标方法,招商置办军服[15]。

为解决军队服装问题,政府尝试多种办法,于1919年由京汉京绥两路合办被服厂,规模大约在三十人左右[16]。但因耗费巨大,成绩鲜少,于次年裁撤[17]。后又尝试交通部试办被服厂,并颁布试办章程,借陆军部第二被服厂现有厂场设备及员司。并设立董事会,关于被服厂重要事项,须经董事会审查或决议[18]。

2 国民政府时期被服业发展状况

国民政府初期,军服制造业分官商两条线。一方面官方成立了军用被服厂、军用布呢厂,归于军政部军需署管理,并出台了详细的军用被服厂、军用布呢厂组织规程,对其组织结构、任务分工、设立地点都做出了明确规定[19]。另一方面,民营军装业也在蓬勃发展。从军政部军需署于1930年发布的“民国十八年制办冬季被服官商成绩比较表”[20]可以看出,当时军服制作的几大商号包括:华胜商号、金雨记商号、荣昌祥商号、同茂商号、王与昌商号、汇利商号与中亚商号。这些商号与官方被服厂在人员、规模上差距悬殊,但论军服质量双方都是旗鼓相当。

2.1 国民政府时期民营被服业发展状况

分析民营被服业的发展状况,必须立足于对被服厂的分析与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较为完整。据《南京特别市军西服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与《民国二十五年济南市军服制造业一览表》等档案文献可整理分析南京市与济南市军服业的人员数量、产出规模、资金规模、区域分布与经营性质等状况(表1—表3)。

2.1.1 民营被服厂区域分布与经营性质分析

由表1可知,无论是1936年的济南市,还是1943年的南京市,其军服业都是以独资居多,合资较少,无公司制。在近代企业中,一般而言独资与合资制规模较小,公司制规模较大。民营军服业较多采用独资与合资制,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规模小,意味着厂房占地面积小、机器设备专用性低,即“进入壁垒”低；同时有订单时才招工生产,平时处于休眠状态,即“退出壁垒”低。第二,当时的“国货运动”使进口军服产生了较高的进入壁垒,相反却热衷于扶植与保护中下规模的民营企业。从1935年颁布的民营军服业登记规则来看,对于民营军服业的审批管理政策较为宽松,也说明了政府对于中小型民营军服业的支持态度。

表1 济南与南京军服制造业区域分布与经营性质Tab.1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operational nature of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in Ji'nan and Nanjing

续表1

民营军服业门店主要分布在城市商务中心,如南京的夫子庙、健康路,济南的布政司街,但就街道分布而言,铺面分布较为分散,聚集效应不明显。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军阀数量大且军费自理,因此市场前景看好,在利益驱动下,稍有资金的商人,便会经营军服买卖。同时民营军服业既不同于时装业由普通消费者购买,也不同于官办被服业由政府购买,其购买规模、购买者数量介于两者之间。因此,铺面位置分布既需要有利于人知,但是也不需要追求醒目。

2.1.2 民营被服厂资金规模分析

由表2可知,1936年济南市军服制造业资金规模上以小规模、小额投资的商家占到商家总数量的70%。但是1936年济南市军服业市场总资本的70%由大额投资商家构成,其中华泰祥公司的投资金额为四万元,市场占额已达到市场总资本的一小半,兴华新军服庄与鼎豫军服公司投资金额各为一万元,三家军服庄总资本加在一起为六万元,市场占额已超过市场总资本的一半。1943年南京市军服业有着与济南市极其相似之处,小规摸、小额投资的商家占到商家数量的70%,市场总资本的70%由大额投资商家构成。民营被服业的资本集中性较高,有利于国家对民营被服业的控制。

表2 济南与南京军服制造业资金规模Tab.2 Capital scale of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in Ji'nan and Nanjing

在图1中,曲线A为市场资金完全平均时的曲线,越靠近曲线A则市场资金分配越平均。曲线B描述了1943年南京市军服业资金分配情况,曲线C描述了1936年济南市军服业资金分配情况。曲线B与曲线C均距离曲线A较远,说明了南京与济南的民营军服业均存在资金垄断状况,这与军服业本身的组织市场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规模较大军服庄可以得到与政府合作的机会,有着稳定的大订单,自然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资金、规模较小的军服庄靠竞争得到小军阀手中的零散订单,但进退更为灵活,各有利弊。同时曲线B比曲线C更加靠近曲线A,则说明1943年南京军服业市场垄断性低于1936年济南市军服业。

2.1.3 国民政府时期民营被服厂制造能力分析

1935年军政部出台民营军装业登记规则[22],规定民营军装业全年产销数量,应于次年一月内,填具报告表,送呈军政部察核。民营军装业停业时,应将所领执照呈缴注销。这份规定为如今了解分析民营军服业的制造能力提供了佐证。

图1 济南与南京军服业市场资金分配情况Fig.1 Fund allocation of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in Ji'nan and Nanjing

据表3可知,1936年济南市军服制造业的不完全统计,全年出产的被服数量达十万余件,而鼎豫军服公司、兴华新军服庄、盖和永三家的出产量就已达到五万套,占总数量的一半。这几家民营军服店的产量均达到年产10 000套以上,属于民营军服业中的大型企业。其中有11家军服年产量在1 000及以下,属于民营军服业中的小型企业。市场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最基本、应用最广泛的指标,用集中度系数(CRn)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来衡量市场集中度[23]。集中度系数(CRn)是指该产业中最大的n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一般用四厂商集中度CR4和八厂商集中度CR8衡量市场集中度。民营被服厂的四厂商集中度 CR4＝55.05%,八厂商集中度CR8＝74.89%。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1936年济南军服业处于中高集中型产业与中低集中型产业的交汇点。HHI指数指行业内所有厂商的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其公式为民营被服厂的HHI值为0.102 791 252,据美国司法部1992年颁布的企业合并指南规定,0.1＜HHI＜0.18,则该市场为中度集中市场[24]。综上可知,1936年济南市军服业属于中度集中市场,既不会因集中度过高而削弱市场活力,也不会因集中度过低而出现过度竞争,是一种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标志。而产生这种市场结构的原因,是此时军阀林立,而有的军阀部队规模极小,与小型企业的供给能力相匹配。另一方面,不同商家出品的被服,在质量与颜色上都会略有差异,这也将是导致士兵所着军服参差不齐的根本原因。

表3 1936年济南市军服制造能力Tab.3 Military uniform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in Ji'nan in 1936

2.2 国民政府时期官办被服业概况

国民政府时期,对军服的需求量极大,尤其是抗战爆发以后,员兵数量急剧增加,虽然民营被服厂可以解决一部分军服的供给,但是被服的主要来源是官办被服厂。

2.2.1 国民政府时期官办被服厂现有人员及生产能力分析

1943年抗战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战争也使军需产业急剧增长,除被服厂外,还增设军需局临时工厂,为前线作战提供物资(表4)[25]。

表4 1943年军政部所属各军需工厂现有人员及生产能力统计Tab.4 Statistics of existing staffs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unition factories in 1943

据表4可见,官办被服厂总计有七家被服厂与六家临时工厂,官、兵、工人总人数合计20 000多人,平均人数为1 680人,其中人员数量最少的为450人,最多的达到了3 854人。而民营军服业,以1943年南京为例计有军服商铺137家,从业人员将近600人,平均为4人,其中人员数量最少的为2人,人员数量最多的有30人。官办被服厂人员数量最多的厂,比南京市从业人员总额的六倍还多。与民办被服厂相比较,官办被服厂数量少,而规模大、出品数量多,符合组织市场批量少、规模大、区域集中的特征。

另官办被服厂配有官兵,对被服厂进行保护和管理。临时工厂的士兵数量比被服厂少了四倍之多。兵力数量配备多的被服厂多修建于重庆、四川、陕西、湖南,这里与正面战场距离较近,需要武装保护；兵力数量配备少的临时工场多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等战略大后方,为前线提供物资援助,但不需要与日军正面对战,因此兵力配备数量少。被服厂与临时工场的人员配置,与其所处战略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2.2 国民政府时期官办被服厂区域分布

1943年抗战深入内地,前线作战离不开后勤的保障与物资的供应。随着战势的改变,后勤供应要随之而变,官办被服厂厂址亦随之而挪动。

图2[26]中红色圆标位置为被服厂,黄色圆标位置为军需局临时工场,被服厂与军需临时工场的分布,与当时的战况紧密联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与淞沪战场的失利,东部沿海地区沦陷,主力部队西迁至中西部山区,国民政府亦选定四川为后方根据地,迁都重庆[27]。被服厂则是以当时的正面战场湖北为核心,环形分布于陕西、四川、重庆、湖南,筑起了第一道军需防线,而军需局临时工场则分布于第一道防线之后。可见被服军需供给的分布与当时战局的形势是完全符合的。

图2 国民政府时期官办被服厂区域分布Fig.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run military uniform pla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government

2.2.3 国民政府时期军用被服厂组织

军政部为办理被服品的筹备、制造、储藏与补充,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特设被服厂,进行正规化的管理,以提升生产效率,满足战争期间更大的军需要求。

图3为军用被服厂系统(史料原图),被服厂设总务课、会计课、筹备课、工务课、检验课,被服支厂设总务股、会计股、筹备股、工务股,相比被服厂支厂不设检验股。总务课(股)主要负责事务、文书、卫生及消防事务；会计课(股)主要负责综计与出纳,会计课还需要负责审核；筹办课(股)负责收发与储藏,筹办课还需负责采办,筹办股还需负责检验；工务课下设各场；检验课负责检验与化验。这些分工设置体现了现代企业各部门生产、管理的协作关系。另根据组织结构设置厂长、支厂长、课长、股长、技术官、军医、职工、士兵等职位。特设军用被服厂由军需署秉承部长监督指挥,厂长承军需署长命令,总理并监督所属支部。课长承厂长命令督同课员分任厂务,支厂长承厂长命令掌理支厂业务,股长承支厂长命令督同股员分任支厂业务,技术官、军医、职工、士兵承上官命令分别担任技术事务、卫生事务、服行工务与各种勤务。

图3 1930年被服厂系统Fig.3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military uniform plants in 1930

3 军服业发展的特点

晚清时期在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变更和西方外来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军服业开始兴起。军服作为军队制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更是与时代特征、政权更迭有着紧密联系。

3.1 从“无”到“有”

军服作为国家军队的制服,由隶属于国家的制造局统一发放,甚至于国家是禁止私人制造军服的。在这样的管制之下,并不会有个人所经营的军服商铺,更不会有由商号构成的军服业。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在屡次与西方交战失败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开始改革,向西方学习,掀起了以“御外”“安内”为目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军事工业为重心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前期创办的军事工业经费由政府调拨,产品分配到军队,属于封建衙门式管理方式,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本质上属于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办企业。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从充裕国库出发,将一部分军事工业改办为民用企业,这是民办军事企业开始兴起的起点。此时创办的民用军事企业,大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属于带有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3.2 从“官督民营”“官商合办”到“官商并举”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典型的官办官营企业,采取“官督商办”形式,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与控制权都属于政府。后来清政府为充裕国库,开办为民用工业,形式是“官商合办”,虽然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企业的真实目的仍然是为清政府的需求而服务。在封建专权统治下的军服业,统治阶级的腐败及无市场的刺激,导致其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给予一定的制度支持,国内民营军服业趁势发展。官办被服厂成立董事会,或采取商号招标的形式,招商置办军服,有别于传统的集权式管理,这与民主的发展道路契合。此时的官商被服厂,处于发展的转折期,但是由于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军服业并没有得到更加深入的改变。国民政府时期,被服业分为官民两条线。1936年以前被服多由民营被服厂筹制。后抗战爆发,军需补给量激增,官营被服厂规模迅速扩大。因战争形势,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及西南地区,集中度比较高。民营被服业则主要分布在城区商务中心,分布较为分散。1943年官办被服厂合计人员达两万人,年产达467万余套,说明其规模已十分庞大。几乎同时南京市民营被服业人员合计达600人。济南市1936年出产被服达10万余套,而这也仅是一两个市的被服业从业人员及年产量合计,因此,这足以表明此时民营被服业的继续发展,说明被服业已然进入了“官商并举”的局面。

3.3 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

除开最初“官督民营”“官商合办”下建立起来的军事工业,真正与官府管制脱节的民办军服业的兴起之初,大都采取承制定货,其形式包括:包工包料与来料加工。规模较大的店家专营大批量业务,仅设业务接洽处,无铺面。根据承制任务大小招工设场,任务完成便解散,多余任务转包给同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然是不利于政府管理,一方面是军服的数量政府无法控制,将会导致军服流通于市面上,如果市民皆穿上军服,将有碍于军容；另一方面,被服铺店主即使想要“依法办事”,也“无法可依”。1929年颁布了一系列针对于官办被服厂的规章制度,1935年又颁布了针对于民营军装业的规章制度,对军服业进行管理,使军服业可以更加有序发展。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和相关法制法规的引入,保证了军服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质量,满足了前线的军需供给,有力支援了抗战。

4 结 语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在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军服业的创建与变革是这个进程的组成部分。国民政府时期,军服业由官办军服业与民营军服业构成。官办军服业满足组织市场特征,其数量少、规模大,区域分布集中,有专门的部门进行购买或者制作。它是由于战争而直接衍生的需求,其区域分布也与战略形势息息相关。而民营军服业更接近于服装行业与服装企业的一般特征,其区域分布与经营方式都说明了这一点。从演化规律来看,近代军服业“从无到有”、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官商并举”、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过程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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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in the period of national government

ZHANG Jingqiong,HU Yanqing
(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Nowadays,the research results on Chinese modern garment are rich,but mainly focus on clothing shape and pattern.There is relative lack of researches on garment industry,and especially researches on military uniforms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garment industry and it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rules.In this paper,the state-run and privately-operated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ies were chos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and the scale,regional distribution,management and staff structure of state-run and privately-operated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ies in the period of national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firsthand historical data such as Beiyang Official Newspaper,Government Gazette,Traffic Bulletin,Military Supplies Magazine,and the Executive Yuan Gazette The analysis method of marke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economics was used in the analysis,and data and the legend were adopted for more intuitive description of the uniform market characteristics.When government-run military plant was analyzed,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war environment were combined to closely connect military plant migration with the war.Such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is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from officer supervision and private operation,joint government and private running to equal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individuals,and that the legal system slowly becomes better.

Government-run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private military uniform industry； origin； characteristic；analysis

TS941-09

B

1001-7003(2017)11-0075-08 引用页码：111302

2017-03-03；

2017-09-25

张竞琼(1965-),男,教授,硕导,主要从事服饰文化的研究。

10.3969/j.issn.1001-7003.2017.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