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加锋［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阳 550025］

蔡邕《独断》引《诗》考论

⊙刘加锋［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阳 550025］

蔡邕《独断》是一部以礼学为主，兼具史学价值的著作。王先谦认为《独断》所引34篇《诗》全部为《鲁诗》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独断》引《诗》以《毛诗》为主，间有三家《诗》，可见蔡邕兼经今、古文经学。其主要引用《周颂》而不用《鲁颂》《商颂》，亦可见其对周公之“礼”的推崇。

蔡邕 《独断》 王先谦 《毛诗》 三家《诗》

蔡邕是一位经、史、文、艺兼通的旷世奇才，《后汉书》称其“覃思典籍，韫椟六经”。《独断》是其著名的礼学著作，该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蔡氏的《诗》学观。考察该书的引《诗》情况，有助于我们探讨其《诗》学流派，以及探讨蔡氏以《诗》说《礼》的特色。

一、蔡邕与《独断》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开封）人。后人往往根据其书写《鲁诗石经》，将其定为《鲁诗》学派。例如，范家相《三家诗源流》云：“蔡邕书《鲁诗石经》，其《琴操》亦多鲁说。”陈寿祺《鲁诗遗说考》：“《熹平石经》以《鲁诗》为主，间有《齐》《韩》字，盖叙两家异同之说，此蔡邕、杨赐奉诏同定者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亦曰：“蔡邕用《鲁诗》，《独断》同于《毛序》，《毛》当即本《鲁》说。”然而，根据蔡邕师承情况及其对《韩诗》的态度，我们觉得他也可能习《韩诗》。证据如下：其一，范晔《后汉书》称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胡广的《诗学》派别，史籍中也没有明确提到。但是，他的儿子胡硕是学《韩诗》的。蔡邕《陈留太守胡公碑》明言胡硕：“总角入学，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氏《诗》，博综古文，周览篇籍。”皮锡瑞《经学历史》称：“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胡硕是胡广的儿子，蔡邕是胡广的学生，则二人的学术渊源应当均来自胡广。可以推知，胡广、胡硕、蔡邕三人均用《韩诗》。其二，《后汉书》载：会稽山阴人赵晔，诣杜抚受《韩诗》，积二十年，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蔡邕帮忙传授《韩诗》学派的《诗》说——《诗细历神渊》，可知其对《韩诗》的认可。然而以上仅仅是推测，具体我们还应当根据作品中引《诗》、用《诗》情况，对其《诗》学派别进行具体考量。而其引《诗》最为集中的著作当属《独断》，因此本文将对《独断》引《诗》进行详细分析。

《独断》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礼学著作，其内容主要是“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言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其地位，正如《四库简明目录》所言：“与《白虎通义》《风俗通义》俱为讲汉学者之资粮，然《风俗通义》多说杂事，不及二书之字字皆为典据也。”在清代五家所补《后汉书》（艺文志）中，该书主要被归为“礼学类”，如顾榱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仪注类”，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将其归为“旧事礼制之属”，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将其归为“仪制类”。也有将其归为“史部”的，如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为“国史类”，这应当是从“考论旧制，综述遗文”的角度进行归类的。因次，综合来看，该书是以礼为主，兼具史学价值的重要著作。

二、《独断》引《诗》情况

《独断》引《诗》共34处，其中《国风》《鲁颂》《大雅》各1篇，《周颂》31篇全部引用。对比《毛序》可以发现，《独断》所引31篇《诗》说与《毛序》的说法基本一致。因此，惠栋《九经古义》云：“《独断》载《周颂》卅一章，尽录《诗序》，自《清庙》至《般》诗，一字不异。”然而，王先谦却坚持今文经学立场，认为“蔡邕用《鲁诗》，《独断》同于《毛序》，《毛》当即本《鲁》说”。现将对王氏说法的不妥之处进行逐条分析，列于下文：

其一，王氏将《毛》说附会成《鲁》说，导致两种《鲁》说存在较大差异。

《独断》：“《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毛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王先谦一方面认定王褒《四子讲德论》为《鲁》说：“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另一方面又引《汉书·韦元（玄）成传》另立《鲁》说：“《清庙》之诗，言交神之礼无不清静。”显然，这两种《鲁》说差别较大，很难归为同一派别。韦玄成习《鲁诗》基本没有争议，而王褒的《诗》学派别则不明朗。若依此处引《诗》，则其所学与《毛诗》更为接近，都强调歌咏“文王之德”。《齐》说：“《颂》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庙》一章也。”这与以上说法也不相同，并没强调歌咏对象——“文王”。因此，《独断》、王褒与《毛序》更为接近，而与《鲁》《齐》说差异较大。

《维清》篇，《毛序》曰：“奏《象舞》也。”王先谦认为《独断》为《鲁》说：“《维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同时他又认为《白虎通·礼乐篇》亦《鲁》说：“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乐，示已太平也。”“武王起兵，前歌后舞，克殷之后，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节喜盛。”王氏还援引《繁露·质文篇》为《齐》说：“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最终，他得出结论：“《齐》说，与《鲁》同。”按：《独断》与《毛序》极为相似，都强调“奏《象舞》”；而班固和董仲舒则交代背景，强调“武王受命”。王先谦将《独断》视为《鲁》说，导致了两种《鲁》说并不相同的现象。若将其视为《毛》说则更为合理，同时也可见《毛》与以《鲁》《齐》为代表的今文《诗》学之间的差异。

其二，王氏为了消弭三家《诗》内部差异，而乱定《诗学》派别。

其三，王氏将《礼记》《尚书》《逸诗》等他《书》的注解，附会成《诗》说。

《独断》：“《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岳、河海之所歌也。”《毛序》“：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般》，乐也。”毛诗》无“于绎思”句，《齐》《鲁》《韩诗》有之。则三家《诗》应当为八句，此处《独断》作七句，显然用的是《毛诗》。而王先谦引用《史记》中的材料作为《鲁》说：“‘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然而，司马迁所引《诗》应当为《逸诗》，将其视为《鲁诗》学派对《般》诗一章的解读，未免过于牵强。

其四，王氏前后说法不一致，且将《诗》文的解释，附会为全《诗》大意，甚至附会成三家《诗》的《小序》。

王先谦认为《独断》为《鲁》说：“《时迈》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仪礼·大射仪》郑注为《齐》说：“《时迈》者，太平巡狩祭山川之乐歌。”《后汉·李固传》引《薛君传》文为《韩》说：“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在王氏看来，以上“《韩》《鲁》同，《齐》说亦必同也”。《毛序》：“巡守告祭柴望也。”对于郑玄的《诗》学派别，王氏说法前后不一。他说：“郑康成少习《韩诗》，晚岁舍《韩》笺《毛》。”这应当是事实。然而，他一方面认为，《礼》家师之说均用《齐诗》，“郑君据以为解，知其所述多本《齐诗》之义”；另一方面他又说：“郑君注《礼》，皆显用《韩诗》，即郑笺《毛》，亦多阴用《韩》义。”那么，郑氏注《礼》中到底为《齐》说，还是《韩》说，甚至是《毛》说？这还值得商榷。查《后汉书》可知，《韩诗·薛君传》所说，只是对“薄言振之，莫不震叠”一句的解释，并非《时迈》全篇的小序。且孔颖达《毛诗正义》注疏曰：“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显然，孔氏认为，《时迈》颂扬的是“武王之业”；《韩》说则认为“美成王之道”。假如孔氏为《毛》说，则《毛》说与三家《诗》说不同；假如孔氏所用为三家《诗》说之一，则三家《诗》解说也不尽同。

三、《独断》引《诗》的《诗》学意义

蔡邕既然所习为《鲁诗》，那么他又为何主要引用《毛诗》呢？

其次，时代背景上，蔡邕生于公元132年—192年间，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少帝、献帝等7位皇帝，属于东汉末期。当时郑玄“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文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古文学派的《毛诗》自然日益兴盛，而三家《诗》逐渐衰落下来。

再次，《毛诗序》《毛传》《郑笺》有以《礼》解《诗》的传统。《诗大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皮锡瑞：“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蔡邕同样重视礼制“《周官》《左传》皆实与《礼记》通”。《独断》一文引《诗》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阐发“天子之礼乐”，因此直接引用《毛序》。

我们知道蔡邕《独断》全部引用了31篇《周颂》，那么他为何不是引用《鲁颂》《商颂》呢？据上可知，《独断》所引《国风》《鲁颂》《大雅》3篇，仅仅是引用了个别词句，而非《诗》篇大意；引用目的仅仅是为了注解字义，而非用来讲解礼学内涵。

《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高于神明者。”孔颖达认为，能够既“美盛德”，又“报神功”者，“唯《周颂》耳，其《商》《鲁》之《颂》则异于是。《商颂》虽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正是死后颂德，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于《周颂》也。《鲁颂》主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也。《颂》者，美《诗》之名，王者不陈鲁《诗》，鲁人不得作风，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为《颂》，非《周颂》之流也”。可见，三《颂》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而《颂》之正体应该为《周颂》。蔡邕此处引《诗》主要目的是讲“宗庙所歌”“天子之礼乐”，而《商颂》《鲁颂》则为春秋时期诸侯之礼乐，这也可见其对周公之“礼”的推崇。

综上，蔡邕《独断》是一部以礼学为主，兼具史学价值的著作。王先谦认为《独断》所引34篇《诗》全部为《鲁诗》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独断》引《诗》以《毛诗》为主，间有三家《诗》，可见蔡邕兼经今、古文经学。其主要引用《周颂》而不用《鲁颂》《商颂》，亦可见其对周公之“礼”的推崇。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范家相.三家诗源流·四库全书（第88册）[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

[3]陈寿祺撰，陈乔枞述.三家诗遗说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邓安生编.蔡邕集编年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惠栋.九经古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李学勤主编，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康有为.新学伪经考[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本文系“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东汉“诸子”引《诗》研究，项目编号：研人文2017016

作 者：刘加锋，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