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玲［星河实验小学， 广东 深圳 518172］

论北村《愤怒》对雨果《悲惨世界》的继承与创新

⊙黄志玲［星河实验小学， 广东 深圳 518172］

我国当代作家北村的小说《愤怒》和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的《悲惨世界》有极为相似之处，但是也恰恰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因此，北村的创作既是对雨果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其的发展，体现出了北村写作的自觉意识。

北村 《愤怒》 雨果 《悲惨世界》 继承 发展

关于曾经的先锋派作家北村自1992年转入灵性写作的评论有许多，这些评论大都是关注基督教思想对北村写作的整体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杨泽文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北村的《愤怒》写作视角转向弱势人群，是为弱势人群代言与呐喊，宣告了北村“现实写作”的全新开始，摆脱了外在生活的裹挟，鲜明地向现实生活显示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场，澄明了弱势人群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生存前景。

笔者寻找具体论述北村单部作品的源流性文章鲜有发现，但是齐宏伟先生和北村的访谈，以及评述北村《愤怒》与《悲惨世界》一书的相关观点对我的论文写作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认为“两部作品在精神上有密切关联，亦有微妙差异，在关联和差异之间或可看出《愤怒》的独特价值与不足之处”。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论述北村的作品《愤怒》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继承与创新。虽然北村在写《愤怒》时的确受到雨果的《悲惨世界》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愤怒》不只是“中国的悲惨世界”那么简单。北村在写作《愤怒》时，有他特定的“这一个”而非“那一个”的自主创作意识。

一方面，本文将从书中的人物设置、主题表现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分析《愤怒》对《悲惨世界》的继承；另一方面，从文学批评的作者、环境、文本三方面来论述《愤怒》对《悲惨世界》的发展。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论述来为北村的《愤怒》正身，让读者更加了解北村的灵性写作，以及其在当下中国文坛的重要意义和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在故事情节、人物设置、思想内涵都如此相像的情况下，北村的作品《愤怒》要如何实现他的灵性突围呢？是不是完全模仿，依葫芦画瓢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北村是一个自主写作意识很强的作家，在相似的结构下，他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对当下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一次思想的介入，和《悲惨世界》形成“互文性”关系。

一、《愤怒》对《悲惨世界》的继承

（一）继承了基督教生存观“创造——堕落——救赎”的基本架构

《悲惨世界》和《愤怒》两本书都是社会底层人民“受苦——报复——感化——埋名——立德”的故事模式。具体看来，前者写的是中心人物冉阿让“失业工人→苦役犯→百万富翁→好市长→自首归案→潜逃→边逃遁边施善→善终”的经历，后者写的是主要人物马木生“农民→杀人犯→潜逃（被感化）→慈善家（副县长）→被自首（死缓、内心获得救赎）”的人生经历。《愤怒》的主人公马木生是农民，在家里活不下去了，和妹妹到城里打工。没想到妹妹惨死，赶来的父亲竟在这地狱般的城市里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马木生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是被打死的。马木生决定讨个说法，于是上访。可是四处上访没有说法，于是，他成了专门偷贪官的大盗。再后来，他杀死了可能导致父亲死亡的钱科长，然后逃亡。逃亡的路上，他遇到一位牧师的点化，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便到一个西部小城埋名立德，广行善事，甚至成了副县长。做好事并没有给他内心带来平静，他收养了一个孤女，在对她倾注的爱中暂时得到解脱。之后，女儿爱上了他，他便告诉了女儿自己的真实经历。女儿检举了他，他也顺从了这样的安排（可称之为“间接自首”），被警察孙民逮捕归案。后来孙民也受到马木生感化，为十年前打死马木生父亲的冤案主动投案自首。最后，他们二人都在监狱里获得了内心的安宁。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发表于1862年的法国，北村的《愤怒》发表于2004年的中国，后者一发表，很多读者惊呼其为“中国版的《悲惨世界》”，余杰也说这是“一次向雨果《悲惨世界》遥远的致敬”，可见《愤怒》的故事框架确实是受到了《悲惨世界》的影响。

《悲惨世界》写贫苦劳工冉阿让不忍看到姐姐的孩子们挨饿而偷了一块面包，因此被捕入狱，其间他屡次越狱，一共被关了十九年。他出狱后在盗窃的过程中受到米里哀主教高尚行为的感化，从此洗心革面。他化名马德兰，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办工厂，当上了小城市的市长。他默默帮助无数百姓，得到众人的爱戴，并救助了流落街头的芳汀，在芳汀去世后抚养她的遗孤珂赛特。然而高高在上、象征着公正的法律并没有因此放过他，他依然遭到法律的鹰犬沙威噩梦般的追捕。冉阿让的一生就是带着小珂赛特在这种逃避追捕、颠沛流离，又不断行善助人的过程中度过的。在巴黎起义中，他从起义者手中解救了即将被起义军处死的沙威，良心受到极度震撼的沙威，在释放了他多年苦苦追逐的猎物后，投河自尽。起义失败之时，冉阿让在弹火纷飞中救起了珂赛特的心上人——起义的领袖之一马吕斯，却遭到马吕斯的误解而被迫与相依为命的珂赛特分离。最终误解消除，冉阿让像圣徒一样安详地死在已结为夫妇的珂赛特与马吕斯的臂弯中。

基督教生存观的基本架构为“创造——堕落——救赎”，此三者不在同一平面，而是分属不同层面，处于“堕落”层中的那个人只能模糊感知“创造”层的真、善、美、爱，却不能靠自己成就“救赎”。“堕落”层中的人无法向“创造”层和“救赎”层超越，唯有领受“救赎”。而领受“救赎”后的超越则是神圣护理下的超越，“肉身”践履“圣道”和“堕落”层的僭越式超越有质的不同。北村的《愤怒》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角度进行创作的，和《悲惨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继承了人物关系的设置形式

《悲惨世界》和《愤怒》主要人物及其关系对照表

雨果在作者序里提出“本世界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上表可以轻易看出这三类人的代表“冉阿让——马木生”“芳汀——马春”“珂赛特——李好”，他们是下层人民不幸的痛苦命运的代表。“悲惨世界”这名字的原意就是“受苦的人们”。冉阿让为了一块面包，终生受法律追捕；女工芳汀被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剥削了生存权利，被迫卖淫；天真的孤女珂赛特，在沉重的劳动下受尽摧残。他们的不幸，集中代表了当时法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成为“一纸血淋淋的对资本主义制度及法律、道德、风尚的控书”。《愤怒》中的马木生的苦难历程，始终充盈着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符号和时代特征；春儿做工时被老板克扣工钱，进入拘留所后竟然被卖到妓院，逃出火坑后又被车撞死；李好是个在车站边捡吃的流浪小孩，是中国当下社会流浪儿童的代表。这些小人物都是不受生活待见，自生自灭的“小草”，却又是那样的真实，是地地道道的草根大众。

因此，这两本书都反映了广大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景象，把真实的生活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北村是借了雨果的身子安放当代人的灵魂。

（三）继承了人性关怀下的“明光照耀”式主题

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冉阿让、芳汀、珂赛特身上反映了男人、女人、儿童即千百劳苦大众的共同命运，寄托着作者真挚深沉的同情。作品把人们不幸的根源归咎于现代社会的“文明”，指出在穷人头上，“层层叠叠地有一大堆可怕的东西：法律、偏见、人和事”。作品着重揭露了法律的“可怕”。沙威的形象着重体现了法律的冷酷、刻板和残暴，他身上只存在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因此，他成了违反人类一切正常感情的冷血动物。通过这一形象，作者表达了对当时法律的憎恶和痛恨。雨果试图让自己的作品有助于解决他所指出的社会问题，“将一种以仁爱替代压迫、以道德感化消除社会弊病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叙事结构的始终”。

米里哀主教是博爱主义的化身，冉阿让的感化由他一手完成：“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冉阿让就是在主教的感化下完成了向善的转变。

《愤怒》中的李百义在杀人后的逃亡路中遇到一个牧师，听了他讲的两种罪行：“一种是行为的，就是犯的罪行；另一种是心里犯的罪，你虽然没有做出来，但你想做，你在心里已经做了，这叫罪性。”李百义还听王牧师讲了《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一个故事：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他听完后深受震撼，发现人其实都是有罪的，开始反省自己的罪性。这就是教义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使得一个杀人犯能够从内心认识到“善”。还有一个比较触动李百义的事情是民工们把烧热的沥青倒在下坡拐弯的路上，路过的车出了车祸，死了一些人，民工们就围过去抢钱，他自己虽然没有抢，但是他妒忌了，这时候他意识到恶并不是有钱人才有的，民工们也有。这时候李百义的内心深深感到了悲伤，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感。这和冉阿让被莫里哀主教感化是如出一辙的，都是通过内心的向善转而去做好事。这两部作品都强调了道德感、良心的力量，它们可使恶人变为善人，闪耀着一种人文主义的光芒，释放出无穷的力量。

二、《愤怒》对《悲惨世界》的发展

（一）文本结构上有了突破——《愤怒》截取了《悲惨世界》部分故事框架，是“非长河式”的写作

雨果的写作是鸿篇巨制的，描写笔墨宕得很开，以冉阿让的一生经历为主线，但是对像沙威、米里哀主教等人的描写所占的篇幅也颇多。和雨果写作《悲惨世界》时所用的华丽的文风、雄辩的言辞、滔滔不绝的铺陈相比，北村在《愤怒》中的叙述是朴素的、沉厚的、坚硬的，有时竟是笨拙的。然而，那犹如石头缓缓滚动的叙述的力量，让人无法忽视。雨果笔下是浓墨重彩的油画，北村笔下则是黑白分明的木刻，木刻画下的黑白分明让读者触目惊心。然而，《愤怒》只是取了《悲惨世界》其中一部分故事框架，《愤怒》里李百义的经历写到做县长那里就没有再继续写了，那时候李百义有了不一样的轨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愤怒》不是照搬《悲惨世界》的，而是有自己的独立故事框架与叙事方式。《悲惨世界》是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而北村的《愤怒》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关照，属于现实主义的写作。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明确地写道：“什么是这一个？让我们试就这一个的双重的存在形式‘这时’和‘这里’来看，则它所包含的辩证法将具有一种和这一个本身一样的可以理解的形式。”黑格尔以“这时”和“这里”作为“这一个”的双重存在形式，这就使我们认识和表现“这一个”成为现实的可能，只有通过对“这时”“这里”的“这一个”的具体分析，才能认识“这一个”的本来面目和本质规律。这一个与那一个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容混淆。北村笔下的故事有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下表现出来的困境，是“这时”和“这里”的一个特定体，而非放置别处也存在的普遍个体。

（二）人物关系设置上的突破——《愤怒》的主角有了友情和爱情的支持与滋润

冉阿让自小失去父母，是姐姐带大的，作为报答，他帮着照顾姐姐的七个小孩子，直至坐了十九年牢，都是孑然一身，没有朋友，更加没有恋人，从来不知道有爱情这么回事。到了北村笔下，他给主人公李百义找来了伙伴——陈佐松。这个角色在《悲惨世界》里是找不到对应人物的。陈佐松是李百义的朋友，是一个以李百义为“精神源泉”的人。他们不只是朋友，还是战友。李百义自首后需要律师，他毫不犹豫辞去了副县长的职位，一心为李百义辩护。这是一种超越兄弟之谊的爱。可见，李百义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可以看到，北村赋予李百义团体的力量，让他不再孤独。

李百义在《愤怒》中是有爱的，他爱上了自己的养女。原本并没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但是养女对他产生了爱情，不断地追求他，所以他决定对她说出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接受了养女安排的自首，虽然走进了有形的监狱，但是内心得到了解脱。

王牧师让李百义知道了善，而养女好好则让他学到了爱，因而李百义这个人物没有显得这么苍白和符号化，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人物。

有一个场面可以说明李百义已经尝到了爱的味道：“在女儿面前，他说话的样子像一个青年一样拘谨，笑容单纯得像一个未谙世事的人一样。”作者这时候也很欣慰地跳出来评价道：“这说明他们之间有秘密，也说明这对父女的关系重新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当李百义被法院判为死缓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爱女儿的，于是写了“平生的第一封情书，是给李好的”。

冉阿让是个只知付出而不知索取的人，哪怕是一丁点的情爱都没有，照顾珂赛特完全是出自善良的本能。雨果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对冉阿让有些残忍，没有让他尝到一丝的人间温情。在李百义这里就是另外一个情形了，李百义有女儿的情爱，获得了重生的勇气，尽管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这是北村善意的安排。作者说李百义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爱了，而且他肯定，那就是爱情”。李百义告别世间遗憾，进入监狱。他所在的监狱，“朝阳照临它，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好像天国的景象”。这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犹如基督教徒在上帝的指引下上了天堂。李百义完成了人性的突围，从自我的灵性转向对神性的追求。

（三）主题上的突破——北村自觉意识的写作，一种解脱，两种方式

两本书的主人公最后都得到了解脱，但是是以不同的形式。冉阿让数次越狱逃走，直至最后也没有真正自首，他是通过自身的行善来得到解脱。而李百义的解脱是自首了，然后才得到解脱。为什么同样的解脱却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呢？这是因为所处的社会不同，在19世纪的法国，为了饥饿而偷一块面包都被关了十九年，这是没有真正法理的社会，这样的法律是没有办法依靠和信赖的。但是生活在中国当代背景下的李百义是幸运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健全法律体系、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所以他自首也能得到解脱。同样的解脱，是以不同的方式，这就体现出了作者自觉、自主意识的写作。

北村自己曾说过：“我只是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基督徒的目光”是北村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工具。总的来说，北村是一个关注现实社会的、有自主创作意识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和雨果一样具有非凡的责任感。

从2004年北村写作《愤怒》一书开始，就有评论家注意到他从先锋写作向灵性写作的转型。比如青年评论家张光芒说道：“灵性”写作下，生命具备复杂性、挑战性，观念写作引发了叙述障碍。一个一个的故事单纯讲述，个人能力有限，从而发生转变。现在，更广泛的是最复杂的人性。凡此种种，体现了社会性题材带给人的启发。北村在《愤怒》中把目光转向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精神状态的述说，并期望指出困境中弱势群体自我救赎的途径，即信仰的力量可以让人在“愤怒”中“超越愤怒”。

三、北村《愤怒》继承与突破雨果《悲惨世界》的现实意义

（一）《愤怒》与《悲惨世界》形成互文性关系，从而丰富文学经典，构成巨大的文学世界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外国文学的经典，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和丰厚的思想内涵；北村的《愤怒》则是当代读本，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后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阐释原有的基督教精神，使得经典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其中体现出了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的“互文性”。《愤怒》中的李百义从中国的农村来到城市发展，渴望自由，期望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寻得一片天地。但在现实的逼迫下，他走向了以暴力抵抗暴力的道路，走向“堕落”。后来，他开始信教，并最终靠信仰获得了救赎。他从马木生走向李百义副县长的故事情节，与冉阿让走向马德兰市长何其相似！小说换了生活场景、人物身份和经历，但是主人公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因为相信基督教“爱人”“宽恕”“救赎”的精神，最后获得心灵的救赎，实现人性关怀下的巨大飞跃，实现生的希望与爱的传递。在文学坐标上来说，北村的写作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在读者的眼中，北村笔下的人物有普遍性也有独特性，形成强烈的互文性。

互文性写作在文学写作史上能够找到例子，最著名的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荷马史诗建立的互文性关系。书名取自奥德修斯的拉丁名，人物、情节与结构都与《奥德修纪》形成对照。十年的历险经历变成了一昼夜的漫游，广阔惊险的大自然换成了现代都市社会，悲壮历史成为平庸琐碎的现实，勇士（奥德修斯之子）变成了精神空虚的流浪汉，英雄奥德修斯成了碌碌无为、忍辱负重的广告商布卢姆，坚贞不渝的王后变成肉欲横流的荡妇。这里文本互文的作用在于将现代资产阶级的“反英雄”倾向与古代英雄进行对照，从而凸显现代资产阶级的卑微渺小。同样的，北村笔下的李百义也具有作者对小人物生存困境的思考，小说具有向伟大作品借鉴的意义。

罗兰·巴特在1968年发表的《作者已死》这篇文章中受互文概念的启发，宣告了作者的死亡。“互文性”的概念强调的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

北村的《愤怒》就是基于这样的状况，从而与雨果的《悲惨世界》形成互文性的。北村的《愤怒》是对经典的一次回顾与致敬，丰富和发展了经典文学，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新的文学世界，让经典与时俱进，迸发新的生命力。

（二）继承——源于中国当下现实环境的需要

从19世纪初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地球上人们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了吗？答案显然是没有。为何过了一百多年，人类依然身处贫穷、饥饿和黑暗之中？不是大地上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公然流淌的不义过于泛滥。这不能不令我们悲痛和难过。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19世纪是伟大的，因为有了革命和斗争，那么20世纪将是幸福和富足的，因为贫穷、饥饿和黑暗一定会消失。可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科学在进步，教育在发展，文明在提高，贫穷、饥饿、黑暗却依然存在。

在《愤怒》这一幅悲惨画面前，我们甚至看到国家的权力机构不秉公执法，反而利用手中的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进城农民。马木生妹死父亡，上诉无门，内心充满了荒凉和悲愤，闻到了土地的腥味。难道这就是农民注定的命运？《愤怒》，正如题目所警示的，提醒我们如果再不关注农民问题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果再任由权力机构滥用职权，再任由不义横行，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黑暗。

信仰基督教的北村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可以使人找到精神困境下的出路，基督教的“爱人”“关怀”会让人类得到解脱，所以他安排《愤怒》的主人公巧遇王牧师的布施，从而突然领悟“人人有罪”，走上赎罪之路。

基督教教义宣扬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教导信众要爱自己、爱世界、爱他人，“三爱”合一，“爱”的基督信仰可以让人们幸福地活下去。在现代中国的状况下，社会遇到很多问题，作家期望能够找到一条解决困难的出路，北村把目光转向基督教，这是一种用“信仰”来达到救赎的方法。

社会的整合需要爱的力量，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按照基督教教义，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而全人类都是我们的邻舍，因此我们要真诚地爱护、关心每一个人类弟兄，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教会通过自己以身作则，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互相帮助的社会风气。《愤怒》里的马木生是受到王牧师的感化，受到义女李好的爱情感动，受到朋友陈佐松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最终完成自我救赎的。《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则是得到了卞福汝主教的感化，在他偷了主教的东西被警探沙威抓到后，卞福汝主教不仅不怪罪，还主动把一对烛台赠送给冉阿让。“烛台”本身就象征着一种希望，预示着冉阿让的转变，他即将成为烛照他人的博爱之人。

北村就是在对基督教的思考下完成对人类的普遍关怀的。

（三）发展——源于中国当下现实环境的变化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法制化社会，不是人治社会，过去许多得不到伸张的正义之事，现在有了法律的保障。冉阿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坐牢十九年，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的，所以冉阿让屡次越狱；但是活在当代中国的李百义不一样，中国的法治越来越健全，法律能给人公平正义，所以李百义在养女李好为他安排了自首之路时，很坦然地接受了，并最终在监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

其次，当下的中国不是讲求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讲的是集体主义，所以北村笔下的人物有朋友的友情，有养女的亲情和爱情。冉阿让却是单打独斗的英雄，在社会体制和内心的煎熬中寻求出路。

最后，不管是雨果还是北村，他们都相信良心。人的良心就是上帝写在人心中的法律，是神在人心中发出的微响，时时刻刻指引着人类过该过的生活，舍弃罪恶的生活，要求人对神、对他者要始终诚实。唯有良知，才能把爱和公义调和起来，使公义得到真正成全。良心的力量在李百义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深刻体现。

综上所述，北村的《愤怒》是有意义的创作，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继承与发展，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复制。本文从情节发展、人物设置、主题表现以及社会环境、文本写作、作家意识这些方面将其总结出来，以求抛砖引玉。让我们期待北村写出更好更闪亮的作品吧！

[1]杨泽文.为弱势人群代言与呐喊[J].阅读与写作，2005（7）.

[2]齐宏伟.何以愤怒又何以止息愤怒——《悲惨世界》·《愤怒》·基督信仰[EB/OL]（.2004-10-26）[2017-09-24].http：//www.jidunet.cn.

[3]蔡树藩.略论《悲惨世界》的创作方法[J].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

[4]余杰《.愤怒》序·我们的罪与爱[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5]雨果.悲惨世界·作者序[M].李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王忠祥，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第二册）[M].北京：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7]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纲（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8]北村.愤怒[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9]钟志邦.圣经·约翰福音注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10]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J].当代作家评论，1995（4）.

作 者：黄志玲，青年批评家，现就职于深圳市龙岗区星河实验小学。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